陈小鲁护照都不办就走了,连个招呼也不打…

作者:张颖怡 原创作品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这是自然规律。

只要是人,一个正常的人,无不力争上游,都想图个封妻荫子,荣宗耀祖,从人性角度来说,实属正常。

只要是人,都懂得保护自己。在危险来临的时候,都会不自觉地寻找一个自认为最安全的,可以躲避祸害的地方。比如汶川地震时,民众都会纷纷涌向旷野躲避,连哈蟆、家畜都会发出异样的叫声,并勇敢地走上街头…..

据人日报道,瓷器国是目前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你看美国近来枪击案不断,一声枪响,就魂归大海,上百度也找不到了。但奇怪的,恰恰相反,前几天在百度上搜索移民的指数居然飙升,可以找到,这么说来国外的地势是比瓷器国高,才往那边走吧,那边的子弹可不长眼睛,可为何有这么多人偏爱呢,妙无言百思不得其解。

翻开手机,仔细观察了一下,发现不少人都远走了,而且越走越远。

李嘉诚走了,离开香港去了英国,而且据说还拥有几个国家的护照;贾跃亭走了,去了枪击案频发的国家美国;令的完成也走了,同样去了美国,再也不露面了;如今,陈小鲁也走了,一下就去了天国,连护照都懒得办了。一个比一个走的远……

小时候爷爷说,下地狱是要受审判的,地狱里有判官,应该说那边卡的比较严,没有“护照”之类的证件是进不了的。上天堂应该是比较容易的,因为上帝比较宽容,他会赦免世人的一切罪恶,估计那边不需要“护照”什么之类的,否则小鲁怎么连个招呼都不打,护照也不办就去了呢?

都说天堂好,但没几个愿意去,但小鲁不经意间就去了,传说还是挺勇敢的,不愧是革命家的后代。据小鲁家人称,他昨天还在三亚好好的,有说有笑,突然间就天人永隔了。报道称是突发心肌梗塞。这病也真是烦人,人家好不容易创办安邦,还没享多少清福,后头还有一大堆业务没清理完毕就让人家走了,起码跟小吴他们安排下后事再走不迟嘛。

这个小吴也太不厚道,当起了安邦的掌门人后,行事不端就进去了,还休了开国公的孙女,你进去就进去了,小鲁在这节骨眼上居然挂了,安邦这下不安了,瓷器国国监无奈只能托管一年后再延期了,安邦这下才真的事大了。

俗话说人走茶凉,这人还没走茶就凉了。国监托管消息是在小鲁挂掉之前发出的,小鲁应该是早已得知的,那是即成的事实了,是有心理准备的,没什么可刺激的。但是偏偏昨天突发心肌梗塞,可见有什么刺激了他。听说海南那边风和日丽,适合颐养天年,这个级别上的小鲁,医疗保健等各方面应该不成问题的。海南风大,估计是起风了,气候异常导致心肌梗塞突发……

小鲁老爸陈毅,诗人兼革命家。革命成功后,曾任上海市市长。据称当年他管辖下的资本家宁愿跳楼也决不坦白。如今他成为资本大鳄后,不打招呼、不办护照就走了。学他老爸当年上海滩资本家的风范那是有模有样,但比当年上海滩的资本家体面多了,无需跳楼,连一丁点的尊严都没有。

小鲁创办的安邦可谓神通广大,他们白手起家,短短几年时间,创建了一个万亿级的企业,吸血无数,富可敌国,惠及民生,功勋卓著。他是第一个为“文化大革命”的无知行经道歉的红卫兵,其高风亮节之态令阴间无数冤魂为之感动,死者表示情绪稳定,皆称死得其所。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有人想活着,巴不得向天再借五百年,而陈小鲁护照都不办就走了,连个招呼也不打,干脆利落、毅然决然,其他人呢?不知还有什么我们没见过的招数没使出来,我们拭目以待……

胡雪岩富可敌国,至今不知其衣冠冢在何处;沈万三富可敌国,落了个身首异处;范蠡富可敌国,改名换姓隐居他乡;贾跃亭富可敌国,千万股民套牢其中……,富可敌国,关你哪门子事!他们敌国,我们敌谁?

该走的都走了,该进去的差不多都进去;尚未走的,以及来不及走的,尚未进去的,都要想想,我们都是共产主义接班人,不是还有诗和远方吗?为什么要走的那么远,那么急,是巧合还是天意,世人无不浮想连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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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小鲁:亲身经历让我决心推动生前预嘱

文:财新网

北京生前预嘱推广协会会长陈小鲁因急性大面积心肌梗死,于2月28日抢救无效辞世。陈小鲁生前与罗点点成立生前预嘱推广协会,大力推动缓和医疗在中国的发展。

他在2017年10月接受财新采访时曾坦言,父亲陈毅去世时曾经历痛苦的创伤性抢救,这些亲身经历让他决定推广生前预嘱,让人们自己决定在不可治愈的伤病末期是否还需要医疗救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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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小鲁 北京生前预嘱推广协会会长

中国人原来就重生不重死,年轻的时候就没怎么考虑死,所以倒不是父辈的教育。今天在301医院,我父亲我母亲我岳父我岳母,都是在这个医院里走的。像我父亲最后是经过了抢救,但是确实非常痛苦,创伤性抢救。

我父亲曾经对我们说,你看我现在成一个机器人了。他为什么说呢,因为他浑身插满了管子,他是癌症晚期。但是你就是受了那么大的痛苦,你最后不还是得离开人世吗?

人生必有一死。所以当时我们做这件事,第一个就是我们有这个经历;第二个再说句俗话,就我们也老了,我们也没有多久,我现在70多了,那么可能也会遇到这么一个过程。

我们协会里不光是红二代,有很多的大夫,也有很多的专家。301医院现在已经做到80%的老干部都是采取这种安宁疗护的办法,不做过度抢救。对他们来讲,这些都是高级干部,没有经济上的(顾虑)。但是患者本人和他们的家属不愿意遭受更多的痛苦。另外呢,我们的部队和医院也都支持患者和家属的这种想法。

小鲁安帮,一个讣告牵动多少心弦?山雨欲来风满楼!

乱花渐欲迷人眼  讣告才能没马蹄

“我们最挚爱的亲人陈小鲁因急性大面积心肌梗死,在海南三亚301医院抢救无效,于2018年2月28日不幸辞世 妻子粟惠宁携子正国儿媳李斐妍泣告。”

这是粟裕大将的女儿,陈小鲁妻子粟惠宁向亲朋好友发出的信息。

据时事前沿了解,陈小鲁昨天白天都很好,上午夫妻俩一起从海口开车返回亚龙湾,中午在万宁朋友家吃饭。陈小鲁中间还躺下休息到两点多才动身。五点钟回到球会,没吃晚饭,夫妻俩一起去对面的喜来登酒店走了一趟。晚上21:20,陈小鲁准备洗澡睡觉,解大便很用力。然后就说了一句:小惠,我不好!就倒下了。粟惠宁叫120急救车把陈小鲁送海棠湾301医院路上,他就没有心跳呼吸了,到医院瞳孔都散了……

陈小鲁,1946年7月生于山东,文革前为北京第八中学1966届高中毕业生。196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解放军第39军244团政治处主任。现为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江西长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陈小鲁,陈毅元帅之子。文革初,他曾任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因不同意血统论的对联,没有参加红卫兵。后为维护社会秩序,倡议并组建了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西纠”),成为文革中第一个跨校际的红卫兵组织。文革中有关他的谣言四起,难辨真伪,甚至影响到了他的父亲,于是1968年4月被[1]  周恩来送到部队监护锻炼。一年半后,因表现优异被准予入伍。1976年调入总参二部,后任驻英武官助理、副武官。1985年任北京国际战略问题研究学会副秘书长。1986年参加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翌年10月任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社会改革局局长。1992年以上校军衔转业,以后,任(海南)亚龙湾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标准国际投资管理公司董事长。

起底陈小鲁

安邦羽翼之丰满,已到了无坚不催的程度!依托权力暴富的陈小鲁总担心“文革暴徒”什么时候又会回来劫富济贫。

看了《南方周末》的相关报道,才知道在2014年风头无两的资本巨鳄——安邦保险集团,其实际控制人原来就是著名的“红二代”陈小鲁。以安邦集团高达万亿的资产,陈小鲁实际控制的财富,应已远非马云、王健林之流可比。事实上,可能他才是无名有实的真正“中国首富”——怪不得坊间流传,“因为种种原因”,中国真正的巨富都是隐形的;浮在面上的那些“首富”什么,只是笑话而已。要知道,安邦还只是陈小鲁手上实际控制的众多产业之一。

在此之前,陈小鲁名闻于公众的,是其于2013年,以前红卫兵著名领袖的身份,公开向文革中受伤害者道歉。当时就有人觉得奇怪:文革都过去这么多年了,为什么陈小鲁早不出来、晚不出来、偏偏在这个时候跳出来,他早干什么去了?看了《南方周末》的相关报道,了解陈小鲁的发家史,才明白陈公子突然站出来“道歉”的动机所在。

陈小鲁的“第一桶金”,最具象征意义,充分演绎了他的发家之路。在“文革道歉”名声大噪后,陈公子曾一时昏了头,在中国金融博物馆书院主办、搜狐财经合作的“江湖”沙龙第十五期上,公开讲述了自己的发迹史:“下海以后就赚钱养家,我们主要帮助企业上市。我当年办了一件事,广深铁路要上市,后来因为铁道部内部矛盾没上得了,这个事就推迟了。推迟以后,他们就把自己的一笔应收款给卖了,卖了8千万美金自己花了,后来又要准备上市,这个时候把8千万美金回购回来,回购回来就有问题了,因为外币进来的时候,没有经过外管局(领导是吴晓玲),外管局就不干了,他们说怎么能这样。我去找吴晓玲,我说,你批了5亿美金,我们当时国外最大的融资就进来了,你不批就没了。后来她想半天,那好吧,罚,罚8万美金。整个项目做完,还有一个价格,当时是计委物价局定价,我们争取了价格浮动,给个定价,上浮下浮20%,等于是打破铁道价格垄断开了个口子。这两件事做完,整个项目做完以后,我们拿了多少?30万人民币,企业 给我们多发了30万,说奖励。”——上下嘴皮一碰,陈公子60万元就轻松到手。这可是1992年时的60万呵,怪不得官员亲属发财容易,“红二代”“官二代”中的富豪多不胜数。然而,陈公子对此却很不满意,而且颇有怨念,他抱怨说:“后来所有人听到说,你这个钱光8千万就不是这个市场价,你根本不是搞市场经济,8千万拿1%是80万美金,当时600多万人民币。”——如果按照陈公子的这一“市场价”算法,“红二代”“官二代”们聚集财富的速度就更快了,比直接印钞票还快——这还只是陈小鲁向媒体公开披露的版本,在这种公开“漂白式”的讲法背后,底下的色彩和精彩必然更多。

第一次是没有经验,价值被严重“低估”。第一次以后,陈公子就致力于按“市场价”发展业务了,其事业也进入“标准国际投资管理公司”时代。陈公子在全国各地成立了多个“标准国际投资管理公司”,主要业务是“**关系及政策咨询、战略发展咨询、收购与兼并、企业上市财务顾问、投资管理和直接投资”。实际上,这一时期陈公子的主打产品是修高速公路和基础设施建设。众所周知,这两项业务都是权力主导的产业;没有深厚的权力背景,想都不要想进来。陈公子当然不缺关系和背景,以高速公路当时一公里修筑指标,转手即可获利千万的“市场价”计算,陈公子当然赚得盆满钵满,其个人财富获得“超常规发展”。

虽然事业越做越大,但钱越多越感觉不安全,总担心“文革暴徒”什么时候又会回来劫富济贫。一方面是财富“超常规发展”达到一定程度后的高处不胜寒,另一方面是欲图谋更大、更超常规的发展,陈公子开始考虑“安全加固”问题。作为将门之子,陈小鲁似乎是从作为古代战争经验结晶的“36计”中得到了启发,他让其公司里的小弟,被《南方周末》描述为“长相颇为英俊,1米73左右的个头在南方人中算高的,加上能说会道,所以容易讨人喜欢”的吴小晖,巧妙地“邂逅”了“一位原国家领导人的外孙女”。按照财新《新世纪》的最新报道,这场“邂逅”应是发生在安邦保险成立之前。而当双方的关系趋于确定(也意味着陈小鲁的关系网、保护网进一步扩展,已经牢不可破),“北京来人,到平阳县调查吴小晖的背景”之前后,陈小鲁旗下最重要的事业——安邦保险就正式挂牌成立了。

成立于2004年的安邦保险,其起步和发展均深刻体现了陈小鲁式的“智慧”。刚成立时,大股东是上汽、中石化等巨型国企,陈小鲁的个人股份则分散隐蔽在其余几个私企股东之中。那时的安邦保险,按现在的划分标准,称之为国企毫不为过。当时的国企投资是实,私企投资是虚,显然陈小鲁早就设计好了:如果安邦保险情况不妙,自己就安全撤退,让国企顶缸;而如果发展良好,就进行“民进国退”的市场化改革,叫国有股滚蛋。有着权力护航,又是在杠杆最给力的金融领域,安邦保险的发展速度很可能超出预期。于是,在前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局长陈小鲁主导的“改革”下,国企的股份越来越虚,个人的股权越来越实,安邦保险越是业绩惊人地发展,国企的身影越发淡出,最后,安邦终于蜕变成了毫无疑义的私有企业。2011年5月30日,安邦保险进行第五次增资扩股,注册资本增加至120亿元,陈小鲁掌控的上海标基、浙江标基、嘉兴公路等3家公司,合计持有安邦保险集团51.36%的股权。陈小鲁在法律上,也真正成为了安邦的“实际控制人”——一个偌大的桃子,就在时机恰到好处时,被轻巧地摘走了。

在陈公子的“实际控制”下,安邦保险多有“超常规发展”的惊人之举,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2011年11月11日被《南方周末》称之为“蛇吞象”的交易:以56亿元收购了总资产超过1600亿元的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35%的股权,成为其第一大股东。在陈公子治下,按照《南方周末》的报道,监管部门多次专门配合了安邦,或出台新政策,或修改老政策,总之务必要让安邦实现“超常规发展”。有着如此给力的“隐形翅膀”,安邦又如何能不“展翅高飞”?只是不知道陈公子有没有按照他自己所信奉的“市场价”,为此支付相关费用?

从2011年5月到2014年1月,陈小鲁一直是安邦保险集团法律上的“实际控制人”,通过实际控制的三家公司——上海标基、嘉兴公路、标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现更名为美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控制着安邦保险集团51.36%的股权。但在陈小鲁以“文革道歉”高调出名后,在安邦保险即将实施更高调、更华丽的激进战略前夕,陈小鲁明智选择了退居幕后,将前台交给自己的小弟吴小晖打理。2014年1月、9月,安邦保险集团进行了两次增资扩股,总计引入31位新股东,注册资本扩充到619亿元。而原有的8大股东,除上汽、中石化外,基本也都进行了复杂多变的股权变更。这些新旧股东公司与安邦集团之间,充满了互相咬合、疑窦重重的交易,有的股权架构竟高达六层之多,以至于安邦内部人士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说:“我觉得老板是不想让外界搞清楚安邦的股权结构。但我们的直觉是,股权再分散,实际上还是老板的。至少‘大格局’,没有改变。”——也就是说,安邦的“实际控制人”仍然是陈小鲁。

据《南方周末》介绍,整个2014年,安邦集团在国内外资本市场上纵横捭阖,掀起一次次的收购骇浪,不断刷新各大媒体的头条。在国内,安邦不仅大比例增持招商银行、金融街等上市公司股票,还与生命人寿公开争夺金地集团的控股权;更是连续增持,成为民生银行第一大股东;在国外,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安邦接连收购了美国纽约的华尔道夫酒店,比利时保险公司FIDEA100%的股权,比利时金融德尔塔·劳埃德银行100%的股权……其中,安邦收购民生银行的攻防战最具戏剧性,也最有象征意味。虽然时处国家鼓励发展民间金融的特殊时期,也即意味着民营银行最好的发展、赢利时机,但当安邦保险表示自己已盯上民生银行这家市值三千多亿、总资产4万亿的公司时,无论是民生银行原第一大股东刘永好,还是大股东郭广昌等国内顶级的民间富豪,选择的都是拱手相让,毫不抵抗。但是,以毛晓峰为代表的实际控制着民生银行运营的管理团队似乎并不甘心,于是,《南方周末》时机很巧妙地抛出了揭黑安邦内幕的重磅炸弹。而正当安邦被舆论轰炸搞得焦头烂额之际,民生银行行长毛晓峰又适时被中纪委带走,攻守再次移势——要劳动执政党的纪律部门,把一家百分百民营企业的高管带走,可见安邦羽翼之丰满,已到了无坚不催的程度!

故事至此告一段落,在事实考证之后,不妨来一些“理论研究”,比较比较陈公子与赖昌星的发家史。不难发现,此二人的“生意经”其实是一致的,核心都是依托权力。只不过,赖昌星多了层黑道的底色,而陈公子的权力背景却更为深厚。或许正因如此,赖昌星已“进宫”多时,而陈公子却还在外面逍遥,而且事业越做越大。

如此就不难理解,陈公子为什么会如此警惕“目前社会上出现了一股为文革翻案的思潮”了——坐拥万亿,而且是以“非常规手段”攫取,当然要时刻提放他人有想法。眼看着新一届领导人确有推动“共同富裕”的苗头,陈公子急了,于是赶紧用出“36计”中的另一计,祭起文革大棒,甚至不惜赤膊上阵,闹了一出“道歉秀”——陈公子确实应该道歉,但不是为了文革,而是为了改革。文革中,按照陈公子自己“漂白”后的说法,他只是没有保护好自己的老师和同学而已,那你还道个鸡毛歉呵?而在改革中,以改革之名化公为私,侵吞民众和国家亿万财富,“安邦”其实“窃邦”,陈公子确实应该道歉。

但从陈小鲁的“道歉秀”看,真正需要他道的歉,他是决不会道的。不仅不道歉,还要反其道而行,不惜挥舞文革大棒,决不容许中国走向“共同富裕”。或者说,“共同富裕”是只能说不能做;要做也可以,你不能动到我这一块——但是,蛋糕就只有这么大,而仅占人口0.0001%的陈公子那一小撮人,就以“非常规手段”攫取了那么大一块,如果他们的这一块不准动,谁动谁就是“文革余孽”,那么其他占人口0.001%、0.01%的那些人,也会找各种借口说自己的也不能动,如此一来,中国搞“共同富裕”还有希望吗?

陈老总不理解为什么资产阶级愿意跳楼而不肯坦白

一九五二年三月下旬,上海市举行了规模空前的“五反”动员大会,会场设在天蟾舞台,广播电台转播了大会实况,各商店、临街的住户把收音机置于窗口收听。陈毅市长作动员报告时,会场内肃静无声,会场外连马路上的行人都驻足倾听。上海的资本家都感觉到一股寒气由四面八方袭来,都感受到新政权强大的震慑力。

“五反”并不是一场单纯的经济运动,而是新政权对资产阶级展开的一场殊死的政治斗争。我家一位邻居的亲戚是上海某大纱厂“五反”工作队的队长,他多次向我们讲述了上海“五反”运动中许多鲜为人知的残酷景象。

上海市政府抽调国家干部和工人、职员中积极分子,组成一千多个“五反”工作队,经短期培训后,进驻私营工厂、商店。工作队进驻后,进行调查情况,搜集材料,对私营工商业户分类排队,确定重点。

运动一开始,工作队发动工人、职员,对资本家进行揭发,控诉不法资本家的罪行。上海沪江纱厂的老工人秦妈妈,这样控诉总经理徐义德:“我们工人劳动一个月,只拿那么一点点工佃(钱),住的是草棚棚,穿的是破布衣,饥一顿饱一顿。可是徐义德这个资本家呢?住的是花园洋房,吃的是山珍海味,自己不劳动,还整天动脑筋剥削我们。资本家和工人,到底啥人养活啥人!”在工作队的启发下,几乎所有的工人都认为,资产阶级是一帮专吸工人血汗的剥削者、寄生虫。

经排查,上海有各类工商企业十六万户,列入“五反”运动的资方对象多达六十余万人,列为犯有“五毒”行为而被整治的工商户比例高达八成五以上。

“五反”运动期间宣布了“十大纪律”:私营工商企业的资方必须彻底坦白交代其“五毒”罪行,不得借故停工、停业、停薪、停伙,不得威胁工人、店员,不得借故抽逃资金、隐藏物资、烧毁账簿,搞攻守同盟。

工作队与职工代表一起,通过清查财务账目,查缴“五毒”证据;又成立了检举联络站,发动员工检举揭发资本家的罪行;在声势浩大的群众攻势下,大多数资本家不得不坦白交待了自己的“五毒”行为。同时,工作队也召集同行的资本家一起开会,让资本家互助互评、互相检举揭发。

对于有问题的人,还要采取隔离审查。有一位金城银行沪行经理,在金城大楼七楼穿着单薄的衣衫裤,在初春的严寒日子里,被审问和拷打了五天五夜,也在地上跪了五天五夜,精神上和肉体上受到了极大的折磨。

运动进入到高潮,政府逮捕和法办了一批拒不坦白交代的资本家;当工作队采用抄家、吊打、连续审问等过激行动后,一些资本家吓破了胆,在工作队员面前全身发抖。很多人实在受不了凶残的斗争,在运动中走上绝路。

这一年的三、四月,上海出现了资本家喝硫酸、饮毒药、跳楼、投江、上吊等自杀高潮,也出现了资本家中风、发神经病的高潮。这是因为除了“五反”以外,还要催逼交纳一九五一年度所得税,跑马厅七层楼公寓,有一对夫妇同时跳楼自杀,就是为着交不清欠税。所谓“反偷税漏税”是从光绪年间上海开埠算起,资本家倾家荡产也交不起“税”。

在那恐怖的几个月里,老百姓天天都在传说着上海资本家自杀身亡的消息。

南京路上的冠生园食品店,原是上海几十年的老店,老板冼冠生是爱国资本家,他因受不了“五反”运动的折磨,就从该店楼上跳下,毙命在南京路上。还有一位绸缎庄老板,自知难逃法网,就在上海国际饭店享用了最后一餐,从二十四层的屋顶花园上跳了下来,以图一死了之;但是,当他跳下来时,不偏不倚,正好跌落到一辆在等客的三轮车的软垫上,这位从天而降的胖子,其冲击力把三轮车夫弹了起来,撞上国际饭店大理石墙面,立时脑袋开花,一命呜呼;而这位要自杀的老板却并没有死掉。据说当时上海高楼两侧无人敢行走,怕突然被上面跳下来的人压死。

面对如此情景,上海市长陈毅有一次在广播里不解地说:“我搞不懂,为什么许多资产阶级,愿意跳楼自杀而不肯坦白?!”当时,陈毅经常询问:“今天又有多少空降兵?”指今天又有多少资本家跳楼自杀。

短短几个月,被逼自杀的上海资本家竟然多达好几千人,几个火葬场来不及烧化自杀者的尸体,整个上海滩一片恐慌。为防止自杀蔓延,政府采取了紧急措施:马路两侧的高楼顶上均派人站岗;在公园及僻静处,均派兵巡逻;黄浦江岸口偏僻之处,均有解放军防守,黄昏之后即不准行人走近江边。

仅仅用了不到四个月的时间,上海的“五反”运动就取得了全胜。十一月,人民政府在私营企业中分批建立了工人监督,并且开展了民主改革、生产改革和工时改革。

“五反”运动中,全上海的资本家甚至包括一些小店主,几乎是人人过关,个个挨整。“五反”运动后,所有的资产阶级都被整得“灰溜溜、臭哄哄”,“有钱人”、“私有财产”、“资本主义”,已成了罪恶的代名词,变得遭人唾弃。资本家不得不由反抗、惧怕转变为服从、认命,不得不由抵触、抵制转变为接受改造,资本家的地位也变为低人一等,由此开始了其漫长而苦难的岁月,他们凄凉地说:“国家前途光芒万丈,个人前途暗淡无光”。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从此一蹶不振,走向了衰落。

妙无言评:“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一个刚刚被查有罪,一个就翘辫子了,死的及时,但未必就死的其所。安邦公司被托管一年,现在看来不是一年这么简单了。钱来的快,去的也快。前两天还愤怒在那个什么修*的事(据说这事没成,看来没有集中成功),今天就死人了,令人浮想联翩。看来宫廷里刀光剑影的动作仍将持续,跑的快的安享晚年,来不及跑的,只能跪地求饶。好久不见莹莹下楼了,看来也是凶多吉少,大概也只能跪地囚牢了。

山雨欲来风满楼,黑云压城城欲摧。消息一个比一个诡异,人死还没升天,人民币就尝试要与美元脱勾,转向“双向波动”。看来人民币是强到了无边,所以想脱离美元这个不靠谱的东西,想要自己独立走路了。这个消息听起来很耳熟,好像委内瑞拉也这样了,难怪百度上移民指数会一夜飙升那么多,原来你们是早有预谋,存心想害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