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为何与奥斯卡渐行渐远

每年二三月,记者和电影作者们总会跟我谈起:中国电影持续“冲奥”,何时能够金榜题名?在中国体育界,“冲奥”这个词也是响亮口号,意思是冲向奥运会赛场夺取金牌。电影界说“冲奥”,是指有朝一日让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评委们对中国电影青眼有加。

奥运赛场上,中国体育健儿傲视群雄。2016年夏季奥运会,中国奖牌总数雄踞全球第二;2008年更厉害,中国夺得51枚金牌,将美国远远甩后面。同一块土地,同一个政府,同一批国民,奥运会上的体能比拼就拿奖拿到手软,奥斯卡奖艺术竞赛,中国电影人为何就颗粒无收?

看看中国电影与奥斯卡的文化对话,或许能让天问有答。与其他奥斯卡获奖作品一样,最佳外语片的魅力就在于其精巧呈现的视觉叙事,以及它底层隐含的个体尊严价值观和共同伦理。在评选机制上,它与那些政府钦定或者七八个评委裁夺的奖项截然不同,它由六千多评选人共同投票选出赢家。而中国操办选送奥斯卡事宜的是中共宣传部领导的电影局,他们奉行的潜规则当然是注意上级的眼色、高层的颐指气使。

在中国选送的奥斯卡参赛作品中,可以隐约发现一条大致的变化曲线。这就是由1980年代对世界文明潮流的追求、接近,到 1989年“六四”之后却逐步转向以我为主、政治第一。以我为主,就是强调中国特色、确立文化主体性,政治第一就是彰显爱国主义、集体主义价值观。2017年,中国政府报送的作品是《战狼2》,它在这个变化曲线上点画出一个民族主义的巨大里程碑,一个强国宣言的闪亮高点。

追求奥斯卡小金人,中国的电影人颇为努力。1979年,中国启动“改革开放”,政府就向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报送了动画片《阿凡提》,那是一个根据维吾尔族民间故事改编的轻喜剧,表现主人公阿凡提如何用智慧戏弄和惩罚了贪财的地主。如果将它与1989年之后报送的影片相比,它的政治特征就是其非政治性。作品的意识形态指向性较低,更具有一种幽默趣味。这也许正显示出那个时代的政治氛围,在那个强调对外开放的年代,电影主管部门能够从娱乐性考量来选送奥斯卡参赛作品。当然,这部作品的故事比较松散随意,题材也不为西方观众所熟悉。

1987年,报送给奥斯卡评委们的是谢晋导演的《芙蓉镇》。它正面描写了“文化大革命”给中国的乡镇百姓和知识分子所造成的物质匮乏和精神摧残,一个共产党的基层女干部被塑造为全片的反面形象。在当下中国,不要说报送给奥斯卡委员会,把这样的作品拍摄完成对普通导演来说几乎都是不可能的任务。

如果同时提到1989这个年份和中国这个名词,人们往往会首先想到“******”。《开国大典》拍摄于1989年,1990年被选送去奥斯卡参赛。那时,中国社会和官场都处于一种高压态势。它与奥斯卡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和人道主义情感相去甚远,却与中国的政治语境密切配合,与中国重大历史时刻的国家叙事完美合拍。当时中国政府在国际上受到强烈的指责与制裁,此片的题材和主题与这些恰成隔空对话,形成一种强力辩驳。影片的宣传功能几乎是一目了然的。《开国大典》描述了毛泽东在1949年10月1日登上天安门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政权的历史时刻。其故事以共产党在内战中的胜利作为背景,以宣布建立新国家为高潮。它表明了中国政府对自己政权稳定性、持久性的自信和自豪,也使用了主旋律宣传中一以贯之的为全体人民代言的叙事策略。

1991年,张艺谋导演的《菊豆》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提名。这部影片富有质感地展现了中国的专制社会对个人自由的压抑和摧残。张艺谋在片中的染坊场景突出使用红绸子渲染的影调,蕴含着对个性张扬的呼唤。那些夸张美化诗意的红绸子视觉处理,营造出一种有特征的中国意象。同时,作者用强烈的视觉语言突出地表现出男女主人公的血缘儿子对宗法的父亲的归顺和臣服,让观众看到中国社会中的“规矩”如何吞没和摧残了个性、爱情、亲情。电影局选送这部作品或许是因为张艺谋导演的《红高粱》1988年在柏林电影节获得过金熊奖,具有一定的国际知名度。

1994年,香港报送的是陈凯歌导演的作品《霸王别姬》,从主创团队和文化意识来说,它是典型的中国大陆作品。此片是最接近奥斯卡获奖影片内在价值观和艺术质量的作品。影片用隐秘绵长的艺术手法表现了同性友人之间的情感,同时又书写了与官方阐释大相径庭的中国近代和当代历史。写出了那些性格孱弱的人是如何被历史和政治的浊流污染或吞没,更写出了那些坚韧纯粹的灵魂如何在这浊流中保持尊严。这部影片虽然完成于1990年代初期,但它的思想价值和艺术营养来自1980年代。那时候,中国共产党至少在口头上强调“改革开放”。

但是,此片虽然获得了奥斯卡提名,在大陆的影院却放映不久就被禁。坊间有传闻说对它的反感和禁令直接来自最高层。笔者当时在影院门口看到广告牌,大意是:接到命令撤片,最后一天放映,欲购从速。1994年,北京电影学院学院奖的评委们选出《霸王别姬》作为最佳影片,但这个评选立即被上级“有关部门”叫停,电影学院的学院奖也从此香消玉陨。那边在好莱坞星光大道上获得提名,这边被禁止放映打入冷宫,这部作品可以作为标示中国电影与好莱坞挥手从兹去的一个重要坐标。

1998年,中国报送给奥斯卡的影片是《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影片没有正面描述成吉思汗(Genghis Khan)横扫欧亚大陆的武力征战,而将故事聚焦在他少年和青年时期统一蒙古成为大汗的功绩。在世界历史研究领域,成吉思汗是否可以被当做一个中国人是存在很大争议的,但中国政府显然是把这部影片当做描述中国历史英雄的故事。影片的隐含主题是:蒙古族隶属于统一的“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具有主体性、中国在历史上曾经强大无比。这些非常符合当局竭力宣传的统一、强国等观念。我们在以后选送奥斯卡的中国参赛片中还会看到,这种先前强大的历史叙事往往与近代受到帝国主义侵略、殖民主义剥削而导致落后构成一种悲情叙事。整个片名直接来自毛泽东的一句诗词,字面意思是说成吉思汗是上天的宠儿,它带有极强的颂扬和赞许意义。使用毛泽东的诗句在中国语境中具有政治上的积极向上意义和讨好上级的功能。但是将这部影片送往好莱坞,显然忽视了成吉思汗和毛泽东这两个人在历史上都具有大量屠杀、残暴夺人性命的负面记录。

或许,中国的电影人和政府部门都对电影中的杀戮行为所秉持的内在伦理糊里糊涂,对杀戮与抗暴二者之间的区别不明就里。2003年中国政府又报送了一部表现古代帝王为了统一而展开杀伐的《英雄》。此片的形式营造非常具有功力,其画面唯美炫目,它的打斗动作设计得有力而又飘逸。就武打动作片来说,它传承和发扬、更新了武打动作片的形式美学。作者与历史上的武打动作片进行了丰富有趣的形式对话。在奥斯卡评委和大多数西方观众那里,这些炫目、唯美的形式营造无疑具有直观的冲击力,从而具有强烈的审美感染力。

但是,这部影片的叙事结构所显现的内在价值伦理令人生疑。《英雄》的主人公之一是秦始皇,这个人物符号在中国和世界的历史文献中具有极为沉重的政治意义。毛泽东曾经把自己与秦始皇和马克思相提并论。而影片的叙事又将这个统一中国的帝王置于一个乾纲独断的主导地位,还让他说些崇尚“和平”的台词。此片在中国的报刊媒体上受到笔者和许多知识分子的大量批评,认为它的叙事中蕴含着明显的权威崇拜和犬儒主义态度。

2007年中国政府所选送的影片是《云水谣》,影片主人公是一位逃往大陆的台湾左翼人士,他在1950年代中国对抗美英等国组成的联合国军队的朝鲜战争中找到了爱情。搜寻一下历任中国领导人的讲话,就会看到他们一直不认为这是对外侵略,而将这场战争视为对抗西方、赢得尊严和荣誉的胜利之战、荣耀之战。《云水谣》以正面的抒情态度颂扬中国军人在朝鲜参与的战争。但是,带着赞美的诗意态度来抒写这场战争,显然很难引起奥斯卡评委们的价值认同和情感共鸣。

《战狼2》是2017年中国市场上最成功的电影,中国政府将它报送去角逐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完全是预料之中的。前后两部《战狼》的宣传口号都是“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影片中铁拳飞舞、坦克横冲、导弹一击制敌,显示主人公的硬汉性格。叙事上,解决人物困局使之扭转乾坤脱离险境的动作是高高挥舞飘扬的国旗。这与当下中国的“大国崛起”宣传战略完美应和。

这部影片营造了十分炫目的暴力美学,借助着这种强有力的形式感,影片“点燃”了激烈、膨胀的爱国主义情绪,这种情绪具有广大的大众心理基础。但是,这种群众心理不是那种经由广泛交流对话和自由选择所形成的“主流”,而是由权力之手干预、释放和大力推动的大约由于它能够用暴力美学的形式美感强烈地表达和煽动国家主义热情,政府对它给予大力支持,数度延长其在院线的放映期,使之长达三个多月。

但是,审查通过本片和将其报送奥斯卡的官员大概都没意识到,《战狼2》在处理中国英雄与非洲百姓的关系上有着很明显的救世主心态,处处显露一副居高临下的架势。影片的主角在非洲的海上和陆地拯救了非洲的商船和百姓,一个非洲的小孩称呼他为“干爹”(片中英文字幕为godfather)。而这位“干爹”在影片中将一群被中国英雄拯救后跳舞的非洲工人描述为“这帮黑哥们,你只要给他们一堆火,他们立刻就这样”。从这些台词和叙事处理来看,本片的编剧、导演似乎毫无政治正确的观念。

即使是在受到严密监控的中国社交媒体上,也能看到对这次选送有很多负面评论。今天搜索百度,我们还能看到《〈战狼2〉竞争奥斯卡,网友骂声一片,称丢人丢到国外了》这样的标题。这个标题下也收录了一些网友意见,他们觉得选送去奥斯卡就是彰显豪迈之气,就是一种闪亮登场:“只是想为《战狼2》鸣不平!无论如何,《战狼2》让中国电影又一次登上了世界的舞台。”

挑选《战狼2》送给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绝对不可能得到青睐。操办此事的电影局官员都是资深的专业电影从业人员,对此,他们应该心知肚明。我比较肯定地猜测,选择《战狼2》是电影主管部门揣度上意的选择。至于在那边得不得奖,我估计主管部门也知道根本不靠谱。

在中国和西方,都有许多观众左翼学者喜欢强调好莱坞也有爱国主旋律,似乎好莱坞建立在个人主义基础上的爱国与中国的主旋律电影中的国家主义难分轩轾。在我看来,中国电影与奥斯卡奖渐行渐远具有其内在必然性:因为两者的内在价值观截然不同。北京电影学院退休教授、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Riverside)访问学者崔卫平认为,中国的主旋律电影与西方主流电影大相径庭:“中国存在一个凌驾于一切之上的、不可以被质疑的权力。这种权力所秉持的价值观崇尚暴力,强调屈辱感、受害者心态,在某种悲情中将外部世界与中国对立起来,只要是以这种价值观指引的电影,就不是引发人性中的善,而是释放人的狼性。”

今天,中国的经济总量跃居全球第二,中国在全球政治舞台上也显露出某种帝国思维,试图输出或改写世界秩序。借助《战狼2》,难道中国政府是在向好莱坞发出决绝的告别信和高调的文化宣战书?

作者:郝建,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访问学者、北京电影学院教授。

电影《活着》

电影《活着》

《活着》是作家余华的代表作之一,讲诉了在大时代背景下,随着内战、三反五反,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社会变革,徐福贵的人生和家庭不断经受着苦难,到了最后所有亲人都先后离他而去,仅剩下年老的他和一头老牛相依为命。余华因这部小说于2004年3月荣获法兰西文学和艺术骑士勋章。

创作背景
从国民党统治后期到解放战争、土改运动,再到大炼钢铁运动,自然灾害时期等,作者经历了从大富大贵到赤贫如洗的物质生活的巨大变迁,经历了多次运动给他带来的窘迫和不幸,更是一次次目睹妻儿老小先他而去。后来,作者听到了一首美国民歌《老黑奴》,歌中那位老黑奴经历了一生的苦难,家人都先他而去,而他依然友好地对待这个世界,没有一句抱怨的话。这首歌深深地打动了作者,作者决定写下一篇这样的小说,于是就有了1992年的《活着》。写人对苦难的承受能力,对世界乐观的态度。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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