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一位曾打过毛泽东耳光的北大校长

引自公众号:政治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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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秋季的北大,脱离了日本人的掌控,迎来了它光复后的第一位校长。准确地说,是代理校长。

这是一位身材高大肥胖的中年人,性格暴躁,操着一口山东话,面容冷峻地审视着在北大的校园。

他叫傅斯年,是胡适最得意的弟子。从青年时代起,他就是个有名的刺头,曾担任过五四爱国运动的总指挥。在毛泽东担任北大图书管理员时,因为毛泽东工作不认真,他还打过毛泽东一个耳光。

这次回来担任校长,他得罪了不少人,鲁迅的胞弟周作人就是其中之一,周作人恨了他半辈子。 抗日战争时期,一些像周作人这样的北大知名学者留在了日伪统治下的北京大学,抗战结束后,如何处理这些伪教职员成了一个大问题,谁也不愿意得罪这么多人把他们通通开除。 偏偏有一个人敢这样干,那就是傅斯年。

傅斯年雷厉风行,宣布把所有出任伪职的教授一律开除出北大,他告诉上门说情的人:「如果这些人受不到谴责,那么久太对不起那些跋山涉水到了重庆和昆明的教授和学生了,他们为了民族大义而抛家别子去了大后方,吃不上喝不上的,容易吗?」

所有的文化汉奸,一个不留,全部被清除出去。 这种横行无忌的作风,使得他被人送了一个外号:大炮。 然而,这位被人称为「傅大炮」、「傅老虎」的山东大汉,却是当之无愧的一代国士。 尽管,因为1949年的政治选择,他的名字在大陆已经少有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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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6年3月26日,傅斯年生于山东聊城。

他的先祖傅以渐,是清朝顺治年间的第一位状元。傅氏家族人才辈出,不少子弟通过读书科步入仕途,在兴盛时期堪称是山东有名的钟鸣鼎食之家,诗礼簪缨之族。

但是,在傅斯年出生的清朝末年。傅氏家族在官场上早已没落,虽然依然有家学渊源,但是许多族人已经沦落成为贫困潦倒的穷书生了。傅斯年的父亲虽然是举人,但也是家无余财,因此傅斯年的童年过得颇为贫寒。 但是,名门望族的子弟,即使是家道中落了,在读书治学上依然有天然的优势。傅斯年遗传了先祖的聪颖勤奋,自幼熟读家中的藏书,在父亲的指导下打下了深厚的国学基础。 1913年,傅斯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他的一生,从此和北大结下了不解之缘。是北大成就了傅斯年,而傅斯年也以他自己的方式回报了北大。 1916年,傅斯年升入北京大学文科国文门。熟悉中国近代史的人都知道,上个世纪初期,是一个风云际会的时代,国家的屈辱激起了学生们的民族主义情绪,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影响又使得爱国青年对北洋政府怨气冲天。年过二十的傅斯年并没有在爱国运动中置身事外,他扛起了大旗。

在1919年的五四爱国运动期间,傅斯年被推选为学生运动的总指挥。

青年的热血一旦被点燃,短时间内是很难冷却的。学生们不断地抗议示威,傅斯年作为学生的领导者,扛着大旗冲在队伍的前列。在1919年5月4日这一天,学生们火烧了赵家楼,痛殴了曹汝霖,运动达到了高峰。 学生们热情高涨,恨不得一拳砸出一个新世界。 作为这场运动总指挥的傅斯年,却在这个时候,选择了静悄悄地退出。他并不是惧怕政府的镇压,纵观傅斯年的一生,哪怕是在蒋介石这样的独裁者面前,也是敢于翘着二郎腿的。

之所以选择从学生运动中抽身而去,最重要的原因是他听从了老师胡适的劝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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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是一个坚定的自由主义者,一直信奉用温和改良而不是暴力革命的方式去改造国家。更重要的是,当时的中国所面临的问题,根本就不是几场学生运动就能够解决的,他不希望自己的学生过早卷入政治的浪潮之中。

胡适的思想对傅斯年的影响是巨大的。

他退出了学生运动,1919年夏天考取庚子赔款官费留学生,前往欧洲留学。 七年之后,万里来归的傅斯年受聘为中山大学的教授,继承了恩师胡适先生的衣钵,成为桃李满天下的历史学家。 中国的知识分子总是有一种为民情愿的士大夫情怀。「九一八」事变之后,傅斯年再次走出书斋,指责政府的不抵抗行为,把国民政府骂得颇为狼狈。同时,他还利用自己的历史学功底,撰文驳斥日本学者的「满蒙在历史上不是中国领土」的言论。 傅斯年爱惜羽毛,不愿意进入政府当官,但是并不推辞监督政府的国民参政员职务。 1938年,他出任国民参政员,首先把「大炮」对准了炙手可热的孔祥熙,毫不留情地揭露行政院长孔祥熙的贪污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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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民党全线溃败之际,台大原校长庄长恭离职,国民政府决定由傅斯年接任台大校长。经朱家骅和傅斯年多次晤谈,傅勉强表示从命,“跳这一个火坑”。

傅斯年曾在“去留之间两徘徊”。据“史语所”研究人员陈盘回忆:“自三十八年冬(实应为三十七年),首都告急,群情惶急,不知何以为计。一日,师(傅斯年)召集同人会议,惨然曰:‘研究所生命,恐遂如此告终矣!余之精力遂消亡,且宿疾未愈,虽欲再将研究所迁入适当地区,使国家学术中心维持得以不坠,然余竟不克荷此繁剧矣。今当筹商遣散。虽然如此,诸先生之工作,斯年仍愿尽最大努力,妥为介绍安置。’同人此时,以学术自由之环境已受威胁,于多年生命所寄托之研究所,亦不胜其依恋可惜。一时满座情绪,至严肃悲哀,有热泪盈眶者。师于是不觉大感动,毅然曰:‘诸先生之贞志乃尔,则斯年之残年何足惜,当力命以付诸先生之望耳。’本所迁移之议,于是遂决。”

1949年元旦之夜,胡适与傅斯年在南京共迎新年。面对时局,这年元旦之夜无一丝欢乐的气氛。是夜,师徒二人置酒对饮,相视凄然,潸然泪下。二人一边喝酒,一边不断吟诵陶渊明的《拟古》第九:“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春蚕既无食,寒衣欲谁待。本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

陈布雷自杀后,傅斯年也产生了自杀的念头。陈盘回忆:“当首都仓皇之日,时有陈布雷、段锡朋二氏之殁,师(傅斯年)因精神上大受刺激,悲观之极,顿萌自杀之念。而师未于此时殉国者,赖傅夫人爱护防范之力也。”

陶希圣也回忆道:“在徐蚌战事失利之后,我到鸡鸣寺去看孟真;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图书都在装箱,他的办公房内也是箱箧纵横。他告诉我说:‘现在没有话说,准备一死。’他随手的小箧里面藏着大量的安眠药片。”

当时俞大彩准备陪母亲去广州就医,就在俞大彩收拾行装准备陪母赴广州的前一夜,傅斯严赶来阻拦,痛哭流涕道:“你难道不知道哥哥随身带着一大瓶安眠药,一旦有变,他便服毒自尽吗?那时,你将何以自处?”俞大彩听罢,与傅斯严相对涕泣,遂放弃广州之行。幸得夫人看护,傅斯年自杀未遂。

这时,台湾来电催促傅斯年赴台大就任,陈诚也来电催促。接到电报后,傅斯年将自己关在房中三日三夜,绕室踱步,反复吟咏、书写陶渊明《种桑长江边》的诗句,最后决定暂去台湾就职。他原想带全家去台湾,但临行前又让部分亲属留下,说:“共产党对文人还是要用的,我可能很快就回来。”他还留下了许多图书家产。

1949年1月19日,傅斯年飞赴台湾。这日晚,星光惨淡,傅斯年偕夫人俞大彩及胡适走出位于南京“史语所”大院中的家门,一行人在漆黑寒冷的夜色中悄无声息地走着。走出“史语所”大门时,工友老裴噙着眼泪对傅斯年道:“所长,希望您早日回来!”傅听罢,悲不自胜,握住老工友的手作别后,登车仓皇离去。当夜,傅斯年飞抵台北。

孔祥熙是宋美龄的姐夫、蒋介石的连襟,蒋介石亲自出面给孔祥熙说情。

蒋:「你信任我吗?」

傅:「我绝对信任。」

蒋:「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任用的人。」

傅::「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

抗战胜利之后,傅斯年又揪住了行政院长宋子文的不少劣迹,在《世纪评论》上刊登了自己的雄文《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不可》一文,「国舅」宋子文不久之后被迫辞职,步了孔祥熙的后尘。

虽然傅斯年不给蒋介石面子,但蒋介石对傅斯年还是颇为欣赏的,一心想拉他做官。傅斯年拒绝了,但他毕竟是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始终感念蒋介石的知遇之恩。他一直对国民党有所批评,却一直没有投向当时中国的其他政治力量。

在1948年年底国民党军节节败退的时刻,他和胡适一起借酒浇愁,吟诵陶渊明的诗:「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那时候的傅斯年,随身携带安眠药,以便能够随时自杀。

在1949年,必须作出政治抉择的时刻,他选择了跟随蒋介石去台湾,担任台湾大学的校长。

在台大,傅斯年爱护学生是出了名的。他坚持自由主义的立场,拒绝三民主义进入台湾大学,以保持思想独立和学术自由,以免学生被政治洗脑。他每天都在校园里转悠,随时进入课堂听课,他的听课并不是走过场,如果发现教师不合格就会予以辞退。正是这种兢兢业业,确保了台湾大学的教学质量。

对于学生的住宿条件和伙食,他也十分关心,经常亲自前往宿舍和餐厅探视。

然而,上天留给他的时间并不多了,1950年12月20日,在担任台湾大学校长两年之后,他在一次会议时突发脑溢血,蒋介石下令不惜一切代价进行抢救,但还是没有留住他的性命。这位「五四之子」,去世时年仅5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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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月20日,傅斯年正式就任台湾大学校长。时台大中文系教授黄得时请其题字。傅斯年挥毫写下了“归骨于田横之岛”的短幅相赠。众人顿生凄怆之感,但想不到竟一语成谶。

次年夏,傅斯年患胆结石住院手术,出院时医生劝他至少要在家中休养一周,但台大事务繁多,他根本无法休养。朱家骅回忆道:“在他(傅斯年)去世的前几天,闲谈之中,他忽然对我说:‘你把我害苦了,台大的事真是多,我吃不消,恐怕我的命欲断送在台大了。’当时我只以为他因感觉办事的辛苦,而出此苦语。不意数日之后,便成谶言。”

去世前半年,傅斯年经常在大学的行政会议席上说:“大学的事太麻烦了,真是要命。”傅也常对陈诚戏言道:“我为台大,已心力俱瘁,连我这条命也要赔进去了。”何曾想,这台大校长的职位真的要了他的命。

傅斯年让台大农学院园艺学系拟一个美化校园的计划,于是该系拟出一个“五年计划”,傅斯年看后半开玩笑地说:“五年?未免太长,我实在等不及!”

俞大彩追忆傅斯年去世的前夜:

“他去世的前夕,是一个寒冷的冬夜,我为他在小书室中升炭盆取暖。他穿着一件厚棉袍伏案写作。我坐在对面,缝补他的破袜。因为他次日要参加两个会议,我催他早些休息,他搁下笔抬头对我说,他正在为董作宾先生刊行的大陆杂志赶写文章,想急于拿到稿费,做一条棉裤。他又说:‘你不对我哭穷,我也深知你的困苦,稿费到手后,你快去买几尺粗布,一捆棉花,为我缝一条棉裤,我的腿怕冷,西装裤太薄,不足以御寒。’我一阵心酸,欲哭无泪。

“他起身指着壁上的书架说,这些书,还有存于‘史语所’一房间的书,我死后要留给儿子。我要请董(作宾)先生为他制一颗图章,上刻‘孟真遗子之书’。

他长叹一声,接着说:‘你嫁给我这个穷书生,十余年来,没有过几天舒服日子,而我死后,竟无半文钱留给你们母子。我对不起你们!’我一向不迷信,难道这几句话就是他的遗言?

“夜深了,窗外吹起一阵寒风,室内盆中的炭,已化成灰,我猛然感到一阵透骨的寒冷。”

曾经有人评价傅斯年是「乱世一书生」,凭着一股书生意气走出书斋,成为「五四之子」,但也正是这股子书生气使得他追求「正统」,成为蒋家王朝的殉葬者。

其实,对于傅斯年而言,他所做的一切无非是胡适所说的那样,他是「中国最忠诚的爱国主义者」。至于对蒋介石的个人感情,不过是:「君以国士之礼待我,我已国士之躯报君。」

毛泽东:“如果需要感谢的话,我倒想感谢日本皇军侵略中国”

1964年7月10日,日本社会党委员长佐佐木更三偕委员黑田寿男来北京,与毛有下面一段对话∶

毛∶“我曾经跟日本朋友谈过。他们说,很对不起,日本皇军侵略了中国。我说∶不!没有你们皇军侵略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就不能团结起来对付蒋介石,中国共产党就夺取不了政权。所以,日本皇军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好教员,也可以说是大恩人,大救星。”

佐佐木∶“今天听了毛主席非常宽宏大量的说话。过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给你们带来了很大的损害,我们大家感到很抱歉。”

毛∶“没有什么抱歉。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国带来了很大的利益,使中国人民夺取了政权。没有你们的皇军,我们不可能夺取政权。这一点,我和你们有不同的意见,我们两个人有矛盾。”(众笑,会场活跃)。

佐佐木∶“谢谢。”

毛∶“不要讲过去那一套了。日本的也可以说是好事,帮了我们的大忙。请看,中国人民夺取了政权,同时,你们的垄断资本、军国主义也帮了我们的忙。日本人民成百万、成千万地醒觉起来。包括在中国打仗的一部份将军,他们现在变成我们的朋友了。”             (摘自《毛泽东思想万岁》,第533至534页。)

1972年中日建交,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向毛道歉:“啊,对不起啊,我们发动了侵略战争,使中国受到很大的伤害。”

毛:“不要对不起啊,你们有功啊,为啥有功呢?因为你们要不是发动侵华战争的话,我们共产党怎么能够强大?我们怎么能够夺权哪?怎么能够把蒋介石打败呀?”他感谢田中角荣。“我们如何感谢你们?我们不要你们战争赔偿!”

(翻译摘自《田中角荣传》日语原版)

同参加在日本召开的第十一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后访华的外宾谈话1964年8月22日

毛:“美国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投了两个原子弹,损害了日本人民。因此使美国在世界大部分人民中间的名声不好。……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政府是强迫日本人民进行侵略战争的,但后来起了变化,遭到了美国的原子弹之害,所以日本人民,包括某些政府人士也反对战争。”

1955年10月15日同日本国会议员访华团谈话

毛:“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把我们的关系改变了,刚才已经讲到,你们是处于很好的地位,处于理直气壮的地位。过去你们欠过人家的帐,现在你们不再欠帐了,而是有人欠你们的帐。你们现在很有政治资本,我们也有政治资本,向美国讨帐。它欠了我们的帐,这一点,我想我是根本没有讲错的。你们现在是轻松愉快了,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不同了,理由抓在你们手里,是不是?对不对?对你们过去欠的帐再要来讨帐,这是没有道理的。你们已经赔过不是了。不能天天赔不是,是不是?一个民族成天呕气是不好的,这一点,我们很可以谅解。我们是你们的朋友,你们对中国人民看得清楚,不是把你们当作敌人看待,而是当作朋友看待的。

毛会见日本社会党议员黑田寿男等人时的谈话 1961年1月24日

毛:“日本皇军过去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因此中国人民接受了教育。如果没有日本的侵略,我们现在还在山里,就不能到北京看京剧了。正是因为日本皇军占领了大半个中国,让我们建立了许多抗日根据地,为以后的解放战争创造了胜利的条件。日本垄断资本和军阀给我们做了件’好事’,如果需要感谢的话,我倒想感谢日本皇军侵略中国。”

以上文献均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合作编辑的《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

致敬高华:林彪事件再探(上)

这是一位伟大的学者,他用自己的博学带领我们穿越历史的沙漠,到达知识的绿洲,他用毕生的心血,研究了中国最疯狂迷离的年代,告诉我们一个真实的世界。他拨开层层迷雾,用翔实的史料告诉我们,应该做一个怎样的人。他的研究成果受到业界许多大腕的认同与支持,可惜天妒英才,2011年12月26日22时15分,高华在南京病逝,年仅57岁!

高华(1954.05~2011.12.26),男,江苏南京人,1978年考入南京大学历史学系,师从著名历史学家茅家琦,获历史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

高华生前为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兼职教授,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客座教授,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客座教授等职。

高华为中国著名历史学家,中国当代著名的中共党史、毛泽东专家,被业界誉为“当代中国历史研究领域最杰出的学者”。著有《站在历史的风陵渡口》、《革命年代》等著作。其中代表作品《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揭示了中国式思想改造的缘起与模式,尤为学界所重。

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教授张鸣追悼高华先生时这样说:“高华是我见过的最认真,最严谨,见识非凡的史学家,是我的良师益友。英年早逝,痛哉惜哉!高华走了,一个有良知的中国学者,一个自甘贫贱的坚持学术操守的学者离开了我们。高华的成就,怎么评价都不过分。但他的为人,更令人钦敬。跟他交往,感觉他有一肚子的东西要写,一肚子的东西可写。他是一个难得的好老师,在重病期间,在病床上,还在修改学生的论文,每个听过他课的人,都会终身难忘。高华很穷,其实富有天下”。

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杨天石说:“记得他当时文章写得洋洋洒洒,很有气派,发言也显得‘高谈阔论’,让我印象深刻。”

清华大学副教授刘瑜这样评价他:“高华老师是中共党史以及苏联党史的‘活字典’,他的去世太可惜了。”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特聘教授杨奎松说:高华“是毛泽东研究的排头兵”。“高华先生肯定是近代史学界研究党史的佼佼者。在近现代史研究领域,还有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两方面,高华都领风气之先。高华的研究有很强的个性,也有很强烈的现实关怀。高华的研究表现了一个学者的诚实、正直和独立思考”。

香港卫视执行台长杨锦麟这样评价他:“我与高华有数面之缘,我曾经专程到南京他家中采访过高华,很有自己坚持的一位学者,为做学问折损了自己的生命。高华不齿与谄媚逢迎者为伍的风骨令人尊敬”。高华的风骨令当今许多摇唇鼓舌粉饰太平的学者汗颜。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王奇生说:“2003年在台湾“中研院”史语所,我们相处了大约一个月。高华先生是一个非常纯粹的学者,高华在生活中是一个谦谦君子,不像他在学术著作和文章中那样锋芒毕露。那次见面之后,我们一直有电话和邮件往来。高华突然去世,我一时难以接受。按照茅海建的说法,搞历史研究,四十岁才起步,五六十岁是黄金时期,七八十岁还能继续做,因为历史学和计算机不一样,需要很长时间的积累,年纪越大,对历史的感悟越透彻,越深沉。如果高华先生活到八九十岁,成就真的是不可限量”。

他说“高华的著作,已经经受了时间的考验,成为了经典。每一年都会有各种好书的评选,有些年度好书,可能是和当年的一些历史事件和现实关怀有关。但是,能够沉淀下来的不是很多,高华先生的著作,就经受住了考验”。

是的,高华先生的许多研究成果已经成为了经典,包括这些为数不多的,能够公开在网上展示的视频,所以倍感珍惜,今天妙无言重新整理上传,希望对你有所裨益,喜欢的朋友,可以收藏保存。

有关那个时代,我们所有的历史文章与学识,在高华面前,都显得稚嫩与苍白,所以不多写了。

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谨以此视频向高华教授致以崇高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