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年了,何必跟“带鱼侯”之流过不去呢?

狗年,戊戌年。

狗,是人类忠诚的朋友,狗无论在智商和情商上,总体上都比其它动物要高,狗通人性,所以深得世人喜欢,因此世人常养狗。狗都成了宠物,而且宠物狗品种繁多,价格不一,在中国许多地方,养只宠物狗比养个孩子的成本都高,许多宠物狗的生存环境比大凉山、大别山等贫困地区的孩子过的优越。在动物世界里,也许只有狗才有这样的待遇,因为狗通人性有人情味,它懂得人类的语言,能理解人类的喜怒哀乐,给人类带来实惠和恩情。

狗不光通人性懂感情,还能为人类服务。导盲犬能把盲人安全带回家中;警犬可以为军警排除险情;搜救犬能在危难时找到生命的迹象;牧羊犬能够为边民放羊戍边;哪怕是一只中华田园犬也能替主人看家护院!所以世人爱狗而常养狗。据报道,一只训练有素的牧羊犬,它的智商相当8岁孩子的智商,能不讨人喜欢吗?!

狗是人类的好朋友,只是它不会说话而已,但它是鳏寡孤独老人的情感依托,俨然成了家庭的一成员,所以狗在人类的情感世界上,地位很高,许多动物只能望其项背, 所以狗不只是家庭财产的一部分,对某些有钱人而言,是一种身份的象征,所以狗是高贵的,不是所有人都能养得起的。

在狗的世界,我们很难看到不受人欢迎的狗,除非病狗、疯狗、未受训养的狼狗等。狗如此的忠诚可靠,但人类却把最坏的语言全给了狗。狼心狗肺、飞鹰走狗、狐朋狗友、鸡鸣狗盗、蝇营狗苟、狗咬吕洞宾……等等等,痛恨之余还要痛打落水狗!在中国人的字典里,几乎很难找到几个赞美狗的词汇,于是乎我可怜起狗来了。既然狗是人类的益友,不但不赞美为何还要贬损它呢?既爱狗又要贬低狗,可见创造这些词汇之人其心是何等的畸形、龌蹉,跟狗相比,有些人还真的不如狗,比如带鱼侯。

稍有网络阅历的人都知带鱼侯的身世及他的所作所为,这里就不赘述了。如果以狗的功能来论,它是被豢养的一只宠物狗,带鱼侯完全符合宠物狗的一些特征。狗忠诚于它的主子,为主子看家护院,如有来敌,一阵狂吠实属正常,不管这吠的声音是否好听,吠的时间是否恰当,它总是在唤醒主子对可能侵犯的来敌或陌生人保持警惕,并警告不怀善意之徒,如果再不止步,就要发起进攻了。

但是带鱼侯不是正常的狗吠,而是鸡鸣,可惜的是没有鸣出母鸡下蛋后的自豪、公鸡报鸣时的雄壮,它是外形象狗而声音似鸡,是一种不伦不类非鸡非狗的东西。它高举爱国的旗帜却以反智的形式向他的粉丝兜售自己那些可怜的历史知识及人文科学。它常常黑白颠倒、语无伦次、逻辑错乱、毫无科学,以煽动民族情绪为手段来挟持言论以达到蛊惑人心的目的,实在令人作呕。

带鱼侯的文章以堆砌爱国情怀为纽带,趁网民翻#墙困难之危,借网民对外界信息贫乏之际,利用网民的善良来推销它的那套“美帝阴谋论”、“亡我之心不死论”。其目的不外乎是在为提携它的主子看家护院狂吠两声而已,这狗性本无可厚非,世人可以理解。但是我无法接受的是,它狂吠的这些对象不是有“图谋不轨”之徒,或有“作奸犯科”之意之人,恰恰相反,这些看它文章的人都是“纯情爱国者” 。所以我说他吠的不像一只狗,狗是能够感知并识别来者的善恶,而他根本没有狗的这个辨别能力,善恶不分、鸣吠并举,不如一只狗!它发出的声音顶多像鸡,所以它是非鸡非狗之物。

狗对人类这么好,我们还骂的这么狠,一个有正常理智的人,你不觉得惭愧吗?所以不要再骂狗了,那些连狗都不如的人,还值得我们去骂它吗?这不是在侮辱狗吗?所以近日网络上有人悬赏百万,要带鱼侯的什么证据,妙无言觉得完全没有必要,炒作一下自己倒是可以,代人擒贼清君侧,实属多余毫无必要,粪坑不填,找个证据打掉一只苍蝇,还有其它苍蝇飞来。

带鱼侯如果是狗,因为不是我们养的宠物狗,所以不值得我们去宠爱,如果连狗都不是,那就更不值得宠爱和骂了。

带鱼侯被废弃是时机问题。“急水流沙粗在后,狂风扬谷秕落前”,善恶终有报,只是岁月老。

狗年了,套用骂狗的一句话,“狗改不了吃屎”,所以何必跟“带鱼侯”之流过不去呢?

狗年了,给狗留个好名声吧。

股民苦不苦,想想红军长征二万五…

近日股市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最高3587点,一口气下跌到最低3062点,短短10个交易日,股市再次给不明真相的中国股民,上了一堂“投资有风险”的启蒙教育课,“入市须谨慎”的警钟在狗年到来之际再次敲响。

如果你关注过妙无言的公众号,如果你看过这篇文章《喝酒喝出四省GDP 茅台酒股票还会再创神话吗》,你可能会逃过此劫。(此文可上妙无言官网查看)

在1月16号的时候,妙无言在文章中就提醒过大家,上证指数将在3000-3550点这个空间区域内上下浮动:

有图为证

但这篇文章不知是何原因,就被人举报删除了,至今百思不得其解!

作为一位成熟的股民,你应当知道中国股市的特性,你更应该清楚当今的经济环境。股市说白了就是融资的渠道,不是一般人能玩的起的。

许多新手以为,进了股市就是进了摇钱树林。君不见,扇贝可以游走,贾跃亭可以出走,而且都是在“下周”回来,这个下周还是遥遥无期的“下周”。

“獐子岛冷水团事件”讲述一只扇贝因为海底太冷游走了,后来又游回来了,但发现海底的扇贝存货不多。一个报告,一声巨亏,几个跌停,错、错、错!

长征的时候,讲述的是一群人,一群红军四度赤水,国军以为红军走了,再也不会回来了,想不到他们又杀回来了。来来回回,一共搞了四次,把国军搞的晕头转向,一句“人间正道是沧桑”,从此两万五千里的长征拉开帷幕,历经沧桑,最终功成名就,站在天安门上高声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爬雪山过草地,前有堵截后有追兵,长征路上红军风餐露宿损兵折将,在饥不果腹的状态下,还要勇敢面对血淋淋的生死考验,在枪林弹雨中与生命搏击,命大的封妻荫子,命薄的魂归西天。

同样,亿万股民,节衣缩食,前有报表地雷后有杠杆追债,不是割肉就是平仓,每天还要早出晚归,上班不许迟到,面对老板上司还要笑脸相陪,回家还要安慰家人,明天会有利好,所以不要跳楼,等待反弹!总有一天,我们也会站在电脑面前大声宣布“我的股票从此涨起来了”。然而往往事与愿违,亿万股民一进就套,一割就涨。

红军长征时期,我们有许多英雄潜伏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心脏,每天为红军输送大量的情报,报告国军最新动向。同样,在当今信息高度发达时代,我们不需要潜伏,就有大量的股评家潜伏在各大证券公司,自动为我们报告最新的股票动向和黑马诞生的确切消息。

红军长征时候,他们卧冰爬雪,纳雨解渴,嚼草充饥,徒步前行,没有皮鞋,连草鞋还得沿途人民群众倾情赠送,脍炙人口的《十送红军》传唱至今,而且还是广场舞的标配曲目。

如今,股民出门打的,回来光脚上跑步机,坐下是舒软沙发,躺下是席梦思,鼠标点点即可百度一下,手机按按五吋亮屏即刻开启,入睡时要播一曲刘欢《从头再来》来安慰自己,原以为是“黑色星期一,想不到黑色一星期”,《从头再来》成了万众套牢一族的必备歌曲,不播《从头再来》对得起《十送红军》吗?

红军长征时期,打一场战役需要集体研究才能有战果辉煌,飞夺泸定桥彰显革命军人的智慧和英勇,英雄气概千古传颂。如今,亿万股民,无需繁杂的研究,独自一人指挥万千资金,手指一挥即可入市杀敌,但依然无法撼动一个沪市,一个深市,前方传来的尽是令人沮丧的消息:

“沪市沪市,我是深市我是深市,我方损失惨重,请求支援请求支援,深市深市,我是沪市我是沪市,我方己全军覆没,这是录音,不用回复,创业板创业板,听到请回答听到请回答,嘟嘟嘟嘟嘟嘟……”,这是何等的惨死与悲壮!

到底是敌人太狡猾还是我们不够智慧?

红军长征时期,毛主席教导大家上山打游击,集体研究得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不倒翁战术。曾华英曾回忆说:“毛主席在遂川联席会议上,教导我们对付敌人的办法,要看敌人多少,了解敌人的情况,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敌人来了我们就退,敌人退,我们就后面追。”

在1月17号,沪市的日交易额已达3165亿,敌人的力量几乎达到了2015年股灾后的最高峰,许多股民在“婴儿底”慢牛梦的鼓噪下,加上11连阳的刺激,贪婪冲昏了头脑,不但不情愿撤离,相反不少人杠杆筹资杀入乱阵。17号后,再经过7连阳的诱高,随后一阵急跌,让许多股民一夜回到了解放前。红军长征时期,敌进我退,人家捷报连连,而股民们恰恰相反,韭菜们在股市中是敌进我也进,怎能不被割?

自2月6号到9号4天的急跌,许多股民信心开始崩溃,股灾论甚嚣尘上,于是稍有反弹,就割肉出局。君不知,在8号和9号,有一个巨大的向下低开的跳空缺口,这个缺口早晚会补上的,可惜许多股民在9号的时候,无法忍受一百多点的下跌,斩仓出局,以为股灾再次降临。本来想赚个嫖娼的钱,现在有了卖淫的心!悲观情绪四处蔓延。

于是各种调侃随之而来,段子手再次大放光彩。

贝因美:亏10个亿,服不服?

海润:不服,我三倍……

乐视:不服,我加个零…

保千里:亏的数都数不清

獐子岛:哦,我扇贝又跑了

盐湖股份:我计提30亿资产减值~

湖北宜化:我计提22亿资产减值,还剩10几亿净资产~

石化油服:净资产负50亿了,三年亏完,厉害不?

巴士在线:嘿嘿,我老板不见了

金盾股份:报告,董事长跳楼了

在革命年代,尽管环境恶劣,内外交困,然而毛主席依然豪情万丈,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篇《沁园春.雪》: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外妖娆。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而如今,股民面对一次次的割肉斩仓,哭诉无门,麻木之余,依葫画瓢写下了《沁园春.股》:

中华股市,千股跌停,万户套牢。望沪深两市,一片哀嚎;机构榨血,散户溃逃。新股破发,蓝筹折腰,牛腿骤然变熊脚。收盘时,看满屏皆绿,分外萧条。 行情如此糟糕,万千股民心如刀绞。叹痴迷散户,犹盼利好,幻想抄底,惨遭深套。高层监管,金牌救市,难敌外寇出阴招。俱往矣,数股市惨案,还看天朝!

红军长征时期,也有思想开小差的,也打过败战,也有叛乱投敌的,苦不苦,看看红军长征二万五。该跑的跑了,该跳楼的跳楼了,只要你不跳,手里还有股票,总有一天会涨起来的。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国股民的股票也会涨起来的,只是需要一个二万五的长征……

所以,不要跳楼,等待反弹成了这个时代的最强音!

妙无言:再见了,鲁炜!

日前,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中央纪委对中央宣传部原副部长、中央网信办原主任鲁炜严重违纪问题立案审查。

经查,鲁炜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阳奉阴违、欺骗中央,目无规矩、肆意妄为,妄议中央,干扰中央巡视,野心膨胀,公器私用,不择手段为个人造势,品行恶劣、匿名诬告他人,拉帮结派、搞“小圈子”;严重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群众纪律,频繁出入私人会所,大搞特权,作风粗暴、专横跋扈;违反组织纪律,组织谈话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违反廉洁纪律,以权谋私,收钱敛财;违反工作纪律,对中央关于网信工作的战略部署搞选择性执行;以权谋色、毫无廉耻。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巨额财物涉嫌受贿犯罪。

鲁炜身为党的高级干部,理想信念缺失,毫无党性原则,对党中央极端不忠诚,“四个意识”个个皆无,“六大纪律”项项违反,是典型的“两面人”,是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知止,问题严重集中,群众反映强烈,政治问题与经济问题相互交织的典型,性质十分恶劣、情节特别严重。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鲁炜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线索及所涉款物移送有关国家机关依法处理。

鲁炜简历

鲁炜,男,汉族,1960年1月生,安徽巢湖人,中共党员。1978年10月参加工作,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高级记者。2000年起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中共十八大代表。

1978.07——1978.10 安徽巢县庙岗乡鲁集大队回乡知青;

1978.10——1984.09 安徽巢县小学、中学教师,桂林风动工具厂机械工人、宣传干事(1982.09-1985.08在广西广播电视大学语文专业学习);

1984.09——1991.04 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书记员、干事,广西法制报记者、总编辑助理;

1991.04——1994.06 新华社桂林记者站站长、桂林支社社长;

994.06——1997.11 新华社广西分社副社长、党组成员;

1997.11——2001.10 新华社广西分社社长、党组书记(1997.09-2001.06在广西大学研究生班学习);

2001.10——2001.11 新华社副秘书长,兼任总经理室总经理

2001.11——2004.05 新华社党组成员、副秘书长、秘书长,兼总经理室总经理、中国经济信息社社长、新闻信息中心主任;

2004.05——2011.03 新华社副社长、党组成员,先后兼任秘书长、经济信息编辑部主任、中经社控股董事长兼总经理、金融信息交易所理事长、中国金融信息大厦有限公司董事长、金融信息交易所理事长、国家金融信息中心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06.09-09.01在中央党校研究生班学习,06.09-06.11在中央党校省部级进修班学习,08.11-11.07在中国人民大学攻读硕士学位);

2011.03——2013.04 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北京市副市长;

2013.04——2014.05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任兼中央外宣办、国务院新闻办副主任;

2014.05 中宣部副部长、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任;

2016.06——,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简历摘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2015年鲁炜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2015年“百位最具影响力人物”,不料却成了19大以来被查的“首虎”(正部级),这让《时代周刊》情以何堪!

鲁炜多年被称为“网络沙皇”,鲁炜自2013年开始主持网信办,2014年开始举办第一届互联网大会,在落马前连续包办三届大会。人民网2014年11月21日报导“鲁炜为世界互联网大会永久会址授牌”,想不到他授给中国互联网的是一个巨大的“404”大礼包!有网友戏称”404″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鲁炜“居功至伟”!英明的党中央终于察觉到了他“野心膨胀,公器私用”。

中国的语言博大精深,鲁炜深谙其道,在回答外国记者的关于互联网审查提问时,鲁炜回答“你们说‘内容审查’这四个字是用词不当”…“但是没有‘内容审查’不等于没有管理。”

在回答脸书能否进入中国时,鲁炜说:我也没说“脸谱”就可以进入。我既没有说它不可以进入中国,也没有说它可以进入中国。多么正确的废话!

再见了,鲁炜!一个频繁出入私人会所,大搞特权,作风粗暴、专横跋扈的人!

2013年鲁炜曾要求微博、网络名人承担社会责任,宣传正能量。他提出“七条底线”并敦促网络名人遵守。

“七条底线”包括:法律法规底线;社会主义制度底线;国家利益底线;公民合法权益底线;社会公共秩序底线;道德风尚底线;信息真实性底线。

这位肆意侵犯亿万人民言论自由权利的互联网盗国贼的倒下,网络上鞭炮声、掌声,瞬间传遍互联网的每个角落。

再见了,鲁炜!一个欺骗中央,目无规矩、肆意妄为的人!

一个货真价实专横跋扈的狗官倒台了,中国究竟有多少网民被封杀、被屏蔽?又有多少网民因发帖因组群被治罪?

2014年,在回答记者中国为什么关闭Facebook时,鲁炜曾说:“我们没有关过境外的任何一家网站。你的网站在你家里,我怎么可能跑到你家去关你家的网站呢?“

“中国历来都是好客热情的,但是谁到我家作客,我是有选择的。我可以讲两句话,我没有办法改变你,但是我有权利选择朋友,我希望到中国来的都是朋友,是真朋友。”

再见了,鲁炜!一个阳奉阴违的人!

一个两面三刀、口是心非、表里不一、口蜜腹剑、心口不一、言不由衷、假仁假义的人,我们需要一个表里如一、心口如一、诚心诚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

再见了,鲁炜!以权谋私,收钱敛财的人!

鲁炜曾经说,中国宪法第一章第一条就规定“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禁止任何组织或个人来破坏社会主义制度”。

“我们现在要进一步加强依法治网、依法办网、依法管网、依法上网,用法治来规范网络空间的行为。”鲁炜还表示,中国将出台应用软件(APP)管理办法。他说,“我们发现有的APP损害了网民的权益,我们要加强管理,这也是网络空间法治化的一个重要体现。”

“鲁炜身为党的高级干部,理想信念缺失,毫无党性原则,对党中央极端不忠诚,“四个意识”个个皆无,“六大纪律”项项违反,是典型的“两面人”,是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知止,问题严重集中,群众反映强烈,政治问题与经济问题相互交织的典型,性质十分恶劣、情节特别严重。”不明真相的群众这次终于明白了一回,这位网络沙皇原来是如此卑鄙龌龊的小人!他居然敢“对中央关于网信工作的战略部署搞选择性执行”!不查你查谁?!

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这是党的英明决定,告别了鲁炜, 网民是否就告别了心中的恐惧,我们期待着,那些丢失的帖子和网页是否会跟马航一样永远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我们都会努力地适应着;告别鲁炜,是否就意味着告别了“404”,相信党中央会给人民群众一个满意的答复,因为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我们坚信反腐永远在路上。

2018年,将努力说真话的人民日报,一定会深刻地影响着不明真相的网民也将努力说真话,不信谣不造谣,以新华社通稿为准。曾经造谣说鲁炜被查的谣言终于不攻自破水落石出!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一个鲁炜倒下了,我们心里痛快了一下,但这种痛快能持续多久呢?

再见吧,鲁炜们!

资中筠先生致老友信, 某些主流言论直逼文革论调

XX老友:

一年容易,又见寒鸦绕枯枝。前些时发表了一篇关于读书人与道统的文章,承蒙诸好友关注。本想歇息一阵,躲进斗室,效古人“如今但欲关门睡,一任梅花做雪飞”。但是本性难移,仍免不了忧思不断。所忧何来?年来脑中常浮起贾谊《治安策》开头的一段话:

“臣窃惟今之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伤道者,难遍以疏举。进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独以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则谀,皆非事实知治乱之体者也。夫抱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燃,因谓之安,方今之势,何以异此?本末舛逆,首尾衡决,国制抢攘,非甚有纪,胡可谓治!”

我对“才调更无伦”的贾生并非特别崇拜,《治安策》所谈到的具体内容与今天也关系不大。但是这段话就其抽象意义而言,竟可以一字不改适用于今天。贾谊所处的是汉文帝时,正当“文景之治”“盛世”之初,可以说“形势一片大好”。那么他忧的是什么呢?从皇朝的角度来说,西汉初期最大的问题是宗室诸王的坐大与争权,对大一统的帝国造成威胁。所以贾谊以及后来的晁错之辈都是力主削藩的。这是贾谊为汉室中央集权着想,为之痛哭的最大的隐患。但是当时朝臣或看不到这一点,或不敢说,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文帝、景帝都不曾果断地采取措施。贾谊提出这篇奏折是文帝前元四年(公元前176年),到景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54年),就发生了有名的“七国之乱”,相隔仅20年。景帝急忙把晁错作为牺牲品,“衣朝衣,斩东市”,也未能起安抚作用,终于免不了一场流血杀戮,平定之后还是用他们的意见而维持稳定。而此时,贾谊已经英年早逝,事实证明他的担忧有很大的预见性。

今天中国所面临的问题与刘氏一姓的天下当然完全不同,只是表面形式十分相似。方今“盛世”之颂不绝于耳,在不少国家挣扎于经济低迷的阴影中时,似乎“风景这边独好”,连洋人都艳羡。倚仗“举国体制”无节制地耗国库,奥运之后是“60大庆”,“大庆”之后是世博,世博之后是亚运。身处京、沪、穗这些大城市,只见一片流光溢彩,真个是“烈火烹油之势,锦绣繁华之乡”。然而在主流媒体一片颂歌之外,长叹息之声绝非出自我一人。官方宣传与民间的感触 反差之大,似乎说的不是一个社会。那么,是宣称“天下已治已安”者非愚则谀,还是我辈杞人忧天,危言耸听?

贾谊年少气盛,恃才傲物,我不敢像他那样斥他人为“愚”或“谀”,特别是外国某些评论者未必都是低智商,更无理由讨好我们。我只能说,认为“已治已安”者,看的是表面和当下,而忧心忡忡者看的是本质和长远。这长远有多远?贾谊所担忧的乱局在他上书之后20年发作。当前“盛世”之下的忧患能等20年才发作吗?

所忧何来?

首先是改革形势的倒退。改革开放30年取得成绩有目共睹。同时已经到了社会转型的拐点,进一步制度的改革已经滞后,刻不容缓,也是普遍的认知。然而在经济上只见国进民退,国家垄断日益加强,权钱勾结日益加剧。在体制上,前一阵朝野皆言“政改”,公众翘首以待,不但没有盼到,却忽见权威喉舌重弹 “姓资”、“姓社”的老调,甚至有现行制度是“核心利益”之说,实际上完全否定了政改的需要。当年因决策者明智地摒弃“姓资、姓社”之说而迈出了改革的步伐,如今从某些主流言论来看,似乎忽然倒退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直逼“文革”中的论调。言论不但没有放宽,反而“敏感”话题越来越多,难道这是“盛世”的气度?

然则,坚持不改是否可行?“中国模式”是否可恃?

经济发展模式之不可持续早已有多位专家从理论到实践予以充分论证,不必赘言。一般人只从常识观察:资源浪费、环境破坏、低工资、低人权、上下交相追求的GDP中,不但含水分泡沫,且含血量极高;社会财富总量越增而贫富悬殊、社会不公越严重……凡此种种,何以为继?还有为求城市表面光鲜而野蛮拆迁中之各种家破人亡悲剧。在人命关天面前,执政官竟发出“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的骇人之论。如此“新中国”是谁的中国?

当前出现新的一轮财富与人才外流潮,普通人没有安全感,用脚投票。既得利益集团的巨富、权贵们在高歌形势一片大好的同时,有几人不汲汲于把财富与子女送到国外?甚至孕妇出国生产以使后代取得外国国籍,以至于促成一种利润丰厚的畸形产业。人之趋利如水之就下,果真“风景这边独好?”唱颂歌者自己相信吗?

更有一种悖论:当提到政治改革,则搬出“社会主义”,以拒斥普世价值,拒斥所谓“资本主义民主”,理由是社会主义民主更加公平,人民享有更广泛的权利(从理论上讲,本该如此);但是面对严酷的现实——弥漫性的腐败、贫富差距 (基尼系数)扩大、社会保障大面积缺失、生产安全条件恶劣造成灾难频发,党政机关的豪华办公楼和大小官员的豪宅与百姓的陋室成鲜明对比,以及其他种种众所周知的严重不公,在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国家中也实属罕见。有人却又搬出早期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残酷剥削作辩护,说是‘初级阶段’不可避免。面对国内人权状况遭外人批评,熟读外国文学的外交官竟抬出150年前狄更斯小说中描述的社会来应对。社会主义乎?资本主义乎?身处19世纪,还是21世纪?需要不需要改?

至于对外关系,话题更为 “敏感”。不宜多言。只是我记忆犹新,上个世纪曾经有一度我国与几乎所有国家为敌,只以意识形态为基础,剩下的“友邦”只有两三个喂不饱本国人民、赖我国“无私援助”而维持“战斗友谊”的小国。赖中美解冻以及随之而来的30年开放改革之力,我国打开了融入国际社会、良性互动的大好局面。即使在1989年的风波之后,当时在位的国家领导人也一再公开表示,我们不以意识形态为国际关系的基础,国家关系不受社会制度的影响(大意)。这一明智的决策,在当时情况下没有使我们的国际处境进一步恶化。我只能衷心希望,当前的对外关系理念至少能从中华民族利益的现实出发,守住这条线,而不倒退到上世纪60年代。

老夫(妇)耄矣,无能为矣。不论人们怎样津津乐道今日中国出现耄耋老人勇于直言的风景线,一个民族的希望只能寄托于年富力强、朝气蓬勃的中青年。所以我每见到好学深思的年轻人,读到有见地的文章著作,特别是在方今熙熙攘攘之世仍有人有所追求,有所坚守,不计利害、安危,执着地为百姓的权益鼓与呼,破谎言、求真理,为社会正义、民族振兴脚踏实地、见缝插针地做着有益的事,都感到欣慰,升起希望,乃至肃然起敬。而这样的人却往往不见容于权势,屡遭横逆迫害,令我扼腕。

一个好的国家,好的社会应该做好事易,做坏事难;好人得好报与恶人得恶报的概率高。如此则人心向善,正义公平得以发扬。从近期看,政府公信力强,社会得以稳定;从远期看,足以振兴民族精神,优化民族素质,这才是长治久安之道,特别是在当前矛盾迭出的转型期可望避免大动乱,实现和平过渡。

而现实情况却不容乐观:做好事难,做坏事易。即便当前官民共同大力提倡的“慈善事业”,有善心做善事为弱势群体雪中送炭者,往往遇到重重阻力,甚至也因行善而遭整肃。青年人入社会,要保持清白,守住道德底线,不但难以生存,且须随时准备作出牺牲。而与贪腐同流合污、向黑暗势力低头妥协则顺风顺水。以这样的社会矛盾和 “被和谐”的民怨,一旦经济发生动荡,恐怕难有今日我们所讥笑的他国民众的承受力。则我辈衷心企盼的和平过渡恐怕又一次失去机会。比之于厝积薪而卧其上,岂不恰当?

何况,今日之中国已非昔日封闭的老大帝国,而是身处21世纪,不可能自外于浩浩荡荡之世界潮流。现在流行的最简便的说辞是一切归咎于“境外敌对势力”。我想借用一句论语:“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

呜呼!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我个人温饱无虑,别无他求。所求者惟国泰民安,善用百年来国力最强盛的时机,力求以和平方式越过这一不可避免的门槛。正因为如此,每见种种悖理伤道之事,忧思难解,悲愤不已。我宁愿不做贾谊式的预言家,我宁愿落杞忧之讥。

著名历史学家沈志华谈朝鲜战争起源(下)

从严格意义上讲,对朝鲜战争全面的学术研究是从本世纪初才着手进行的。这是因为前苏联有关这方面的档案是在1993年解密,而中国方面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才陆续公之于众,一直持续到现在。从朝鲜战争停战到冷战结束的40年间,反映这场战争的书籍林林总总,由于档案资料的缺乏,使得各方只能站在各自的政治立场去解释、去理解,内容基本局限于政治宣传,谈不上学术研究。随着中苏朝、美韩档案的逐渐公布和资料搜集工作的不断深入,可以肯定地说,迄今为止,有关朝鲜战争的全貌变得越来越清晰。

近年来,我查阅了几乎所有能够收集到的档案资料,自信对这方面的情况把握得比较全面细致。至于对这场战争的解释和看法,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每个人的看法肯定会有所不同。借此机会,我也谈谈自己的想法。

朝鲜战争爆发的最初起因源自朝鲜半岛的分裂,这与二战结束后,美国和苏联采取的半岛政策有很大的关系。早在1945年7月波茨坦会议召开的时候,各大国设想的太平洋战争应该这样结束:由美国人全歼太平洋地区和日本本土的日军,由苏联对付驻扎在中国东三省的关东军,由中国军队歼灭除东三省以外驻扎在中国大陆的其它日军,会议对各国军事行动区域大体作了上述划分。但究竟由谁来解决朝鲜半岛的日军问题,会议没有提及。另外,在行政区划上,朝鲜已被日本列为日本版图的一个行省,而朝鲜半岛上的日军又隶属于驻扎在东三省的关东军,于是,在朝鲜半岛出现了行动空白和模糊区域,这就为以后战争的全面爆发埋下了伏笔。

苏联出兵东北和美国在日本本土投放原子弹等两个事件迫使日本最终投降。日本投降后,苏联红军凭借着距离较近的地缘优势,很快进入朝鲜半岛,这引起了美国人的高度警觉和强烈反应。此前,美国从没有过在朝鲜半岛驻军的意图和打算。在苏联红军抵近汉城之际,美国总统杜鲁门就急忙致信斯大林,说我们也要在朝鲜半岛接受日军投降,这样好不好?以北纬38度线为界,大家一人一半。实际上,这个提议构思的匆忙而粗糙,是在致信的头天晚上,由美军参谋部的几个参谋拿着地图向杜鲁门划一划,杜鲁门就将该提议递交给了斯大林。依照他们的想法,苏联红军已经到达三八线(北纬38度线),而美国军队还在冲绳,距离半岛还有几百海哩,在这个时候提出以三八线为界,斯大林绝对不会接受,估计他可能会提出一些谈判条件,为苏联争取更大的利益,比如三七线、三六线,甚至将汉江以北的地区都给他,这样苏联方面才可能接受。但出人意料,斯大林没有提出任何条件,在收到致信的第二天就给杜鲁门回信,说同意。这个消息传来,使美国国防部感到非常惊讶,都认为斯大林脑子出了问题,这事明摆着是让他来讨价还价的。事实上,斯大林非常精明,他在信的最后写了一句话,他说,以三八线为界的建议我接受,但是这个三八线应该继续延长。将三八线延长意味着什么?就是三八线往东延长,就把日本的北海道划到三八线以北。他的想法是,我让你在朝鲜半岛登陆,你让我在日本本土登陆。杜鲁门当然明白其中的含义,于是他就给斯大林回了信,说你的想法不错,但这事我管不了,你要征询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的意见。结果,斯大林找麦克阿瑟,麦克阿瑟坚决表示反对,斯大林又说,我的命令已经下达,怎么办?麦克阿瑟答复,苏联敢有一兵一卒登陆日本本土,我就把苏联派驻远东委员会的全部委员都撤掉。斯大林吃了哑巴亏,就将军队撤回了三八线。

从战后有关斯大林维护国家安全战略设想来分析,斯大林最初有与美国合作的意愿,苏美双方都不想在朝鲜半岛问题上发生冲突。这个判断同以往,特别是同当今美国学术界主流思想大相径庭。美国学术界认为,正是战后前苏联采取不断扩张的全球战略,从而引发了美国的对抗,直接导致了冷战的发生。对此,我认为没有任何根据。有关内容,我将在撰写的下一本书中进行阐述。

朝鲜原本是个独立国家,后来被日本吞并,日本战败,它又将恢复独立国家的面目。但美苏两国认为,战后各民族寻求独立的呼声日益高涨,朝鲜既没有政府,又缺乏选举的经验,因此,雅尔塔会议决定,对朝鲜实施托管。这样,朝鲜就成为一个由联合国托管的单位。那么由谁管理呢?美国、苏联、中国还是英国?英国不行,英国在二战期间被炸得七零八落,战后重建工作繁重,而且遥望万里、远隔重洋;中国也不行,此时蒋介石的军队深处后方,在国内与共产党的关系还没有理顺,精力有限,无暇顾及。最终,这副担子落在美苏两国的身上。1946年,美苏共同筹备成立的朝鲜问题联合委员会正式启动运转,到1947年,共召开了三次会议,期间没有就朝鲜问题达成一致,其原因来自朝鲜内部。按照美苏及其联合委员会的最初设想,三八线只是一个受降的分界线,不是一个政治分界线,朝鲜应该是统一的,要搞统一选举,要重建一个政府,南北朝鲜应当各自推选一个政治精英参与竞选。人选的标准,当然在意识形态、政治立场方面趋同为好。在北朝鲜,斯大林支持曹晚植(曹晚植(1883年2月1日-1950年10月15日),号古堂(??),韩国独立运动家――编者注)。曹晚植不是共产党人,他的政治风格有点像孙中山。1945年12月莫斯科会议召开,曹晚植主张,朝鲜有能力管理朝鲜自身的事务,坚决反对托管。会后,这个人消失了,至今杳无音信。下一个人选是金日成,戈夫在给斯大林的电报上说,这个人有能力又听话。金日成那时在哈巴罗夫斯克,参加过东北抗日联军,他所在的抗联一部被日军打败后,跑到苏联。我曾查阅前苏联的档案,上面记载,金日成学习俄语非常快,同志关系融洽,威望很高。这就是北朝鲜方面的情况。

南朝鲜方面,有金久和李承晚两个人物,他们都曾在中国生活过,在中国期间,两派就矛盾重重,派系斗争激烈。后来,李承晚跑到美国,同麦克阿瑟处得特别好,取得了麦克阿瑟的支持,而蒋介石和当时美国在朝鲜的驻军又支持金久。但金久知识分子意识浓厚,遇到什么手法都来的李承晚,最终被杀。上述就是双方一直没有达成统一意见的主要原因。

1947年底,冷战爆发,美苏双方不再积极促成统一选举,相反,甚至鼓动各自的傀儡打压对方。到1948年,美苏联合委员会的工作无法继续开展下去。此时,美国认为谈判已无实际意义,就将朝鲜问题提交联合国,由联合国成立的朝鲜问题委员会,着手组织朝鲜大选。当金日成得知这一消息后,他阻止了联合国官员入境。因此,联合国决定,在联合国力所能及的地方举行选举,这就是说,选举工作只在南朝鲜进行。针对联合国的反应,金日成采取的策略是,从南朝鲜邀请一批代表,先行一步,在北朝鲜抢先举行选举,朝鲜人民民主主义共和国由此成立,并将首都设在汉城;继而,由联合国组织推选的大韩民国成立。至1948年底,朝鲜半岛最终分裂成为两个国家。

许多人认为,在战后美国一直奉行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政策,事实是,社会主义国家也在阻止美国势力的增长,彼此是相互的。有关这方面内容,我将在下一本书中予以澄清。

可以肯定地说,苏美双方最初都不想在朝鲜半岛问题上发生面对面的冲突。北朝鲜政府刚成立,苏联就在未照会美国的情况下,于1948年底,实施单方面全部撤军。这种境况,使得美国陷入一个十分尴尬的境地:日军已经投降,苏军已然撤离,美军没有任何理由滞留在朝鲜半岛。因此,美国国防部下达了撤军的命令。李承晚得到这个消息,极力挽留,流露出在美军撤离后对金日成可能组织军事进攻的担忧。最后,经麦克阿瑟同意,美军将撤军时间延迟半年,并帮助李承晚训练了约5万人的部队。

从南北朝鲜情况看,李承晚、金日成都怀揣着统一全国的梦想,而且都有采用军事手段达到目的的强烈愿望。为此,双方展开了一场争取外援的较量。苏军撤离后,最早做出的反应的是金日成,1949年3月,他以签订经济文化协定的公开名义访问了莫斯科。在同斯大林的谈话中,金日成提出个问题,说将来统一了怎么办?我是否应该通过军事手段解决半岛统一问题?斯大林回答,绝对不能采取军事行动,你要多搞点宣传,做好群众思想工作,多在舆论上作些文章。同时,要做好军事准备,除非李承晚首先进攻,如果你反击过去,将他打败,这样的统一是可以接受的。斯大林的意思其实很简单,就是说他从内心深处不愿意直接挑起事端,不想由苏联来承担挑起这场战争冲突的责任。事实就是如此,苏军撤离时,仅给北朝鲜留下巡逻艇、机枪等轻武器,用于维护社会治安,而将飞机、坦克、大型军舰等重型武器全部带走,美国方面亦然。在莫斯科,金日成没有如愿,悻悻返回,后来他又派人民军总政治部主任金一,悄悄来到中国。时间大概在四月底,那时,毛泽东还没有进北平,住在香山别墅。在香山,金一见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共领导人。他说,受金日成同志委托,我到这里,据我们掌握,解放军东北部队中有很多朝鲜族战士,你们的仗打得也差不多了,人民军缺员严重,能否让他们回去?毛泽东回答,没问题,我们现在有三个由朝鲜族战士充实的整编师,都是林彪四野的部队,他们是164师、166师,分别驻扎在东北的沈阳、长春。另外一个师随林彪南下,正在打仗。你们可以把东北的两个师先带回去,待中国战事结束,再把那个师带走。你们想运用军事手段,解放南朝鲜,解决统一问题,这个原则没错,我也是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现在,我们统一大业尚未完成,等我统一了,再去帮你统一。金一回去,向金日成做了汇报,金日成当然不高兴,不过想来中共讲的也有道理,中国也有自己要解决的问题。十月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金日成又给毛泽东拍电报,说你们战事结束,下面该轮到我了。毛泽东看了电报后,感觉很难答复,那是因为四川、云南、广州、台湾、西藏等地尚未收复。于是,毛泽东给斯大林拍发电报,说明了情况,请斯大林出面从中帮助解释。11月5日,斯大林复电,答应金日成的工作由他来做。我曾查看过那个年份11月至12月间的苏联档案,来来往往的大批电报,名义不是斯大林本人,就是外交部、格罗米柯、苏联军事专家和军事顾问的。电报内容大多反映,在三八线附近不断发生军事磨擦和小规模武装冲突的事情。

对于三八线发生的情况,苏联顾问们感觉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他们认为这个仗,今天不打明天打,是早晚的事。我翻阅的几个电文显示,斯大林对三八线经常发生军事摩擦事件感到非常生气。在这里,还不能不提及此前发生的一件事。大约在七月份,美军刚刚撤离的时候,金日成就给斯大林拍电报,提出在瓮津半岛实施作战的计划。打开地图,你可以看到,瓮津位于朝鲜半岛西部探出的一个小角,半岛的三分之一则处于三八线以南。金日成的意图是显而易见,投石问路,在此地先打一仗,看看各方的反应,如果美国没有动作,他就可以将部队投放在三八线,一线排开,全线推进,争取在一个星期内攻占南朝鲜。苏联驻朝鲜大使捷科夫看了电报,感到很满意,认为这样做,进可攻,退可守,回旋余地大,就将这个计划报到莫斯科。斯大林在接到电报后,考虑再三,前后用了两个月时间,于9月24日,主持召开苏共中央政治局专题会议,并做出否决这个计划的决议,理由是:瓮津作战势必引发一场战争,况且现在也没有做好任何军事斗争准备,希望北朝鲜要一如既往地抓好宣传,和平统一朝鲜半岛。

金日成非常苦闷。1月17日,朝鲜驻华大使李某即将赴任,金日成摆了一桌酒席为他饯行,同时,邀请了什特科夫等苏联大使馆的工作人员。酒过三巡,金日成大醉,在席间又哭又闹。说毛泽东言而无信,他答应帮我统一,现在他美了,我这没人管,南朝鲜几千万劳动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等我去解救,我拿什么解救;他又埋怨起斯大林,说非要等李承晚进攻,我再反击,那要等到什么时候。酒宴散后,什特科夫就给斯大林发了电报,把过程叙述了一遍,最后做出判断,认为金日成抱着打仗的念头不死心,席间大捉大闹,只不过是借酒撒疯,对苏联的做法不便直说而已。1月19日,斯大林收到电报,过了11天,即1月30日,斯大林回电什特科夫:请转告金日成同志,我同意他的作战方案,但要做得非常缜密,不能冒险。通知他来莫斯科,我要亲自同他谈。这是迄今为止,所发现斯大林改变态度后最早的一封电报,在此前的一个月他还不是这个态度。

2月2日,斯大林再次电告:前天(1月30日)我说的那个事情非常重要,不得告诉任何人,特别是不要告诉中国同志。西方学术界普遍认为,发动战争的计划是毛泽东、金日成、斯大林在莫斯科一同商量决定的。这个判断可以说,是在缺少档案材料基础上作出的,与事实严重不符。毛泽东于2月17日离开莫斯科,而金日成到达莫斯科的时间却在4月10日,他们俩不可能相遇,更没有商量的机会。从斯大林电报内容看,斯大林已叮嘱驻朝大使不要向中国同志透露这个信息,我想他也不会同毛泽东商量,以后发生的事情进一步说明,毛泽东对此一无所知。

2月17日,毛泽东离开莫斯科返回中国,斯大林随后就告诉什特科夫,可以通知金日成赴俄访问。4月10日,金日成抵达莫斯科,在莫斯科逗留长达半个月之久。期间,他同斯大林到底谈了什么,至今没有发现任何记录。只能根据每天斯大林几点到,几点几分有谁进他的办公室,几点几分谁出去的斯大林日志进行推测。那本日志显示,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同金日成仅会谈过一次。我认为主要的大量的工作都是私下进行的,地点可能在斯大林的别墅或者别的什么地方。目前,还没有发现任何可以证明的档案文献,当然也可能根本就没有任何记录加以记载。

现代学者研究历史事实绝大多数把回忆录作为依据来源。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当时给金日成当翻译的人叛逃,叛逃后,他写个回忆录,依据回忆录记载和后来的一些电报综合判断,斯大林最为关心的就是一个问题,如果北朝鲜发动进攻,美国人干涉怎么办?金日成是和朴勇外相一同会见斯大林的。金日成当时说:斯大林同志,我向你保证,我们发动的是一场闪电战,有完全获胜的把握。第一,如果发动突然袭击,美国人来不及做出反应;第二,只要我们一进攻,朝鲜劳动党在南方的20万党员,就会立刻起义,做到里应外合;第三,美军在远东只有四个师的兵力,而且全部驻扎在日本,来不及调动。我们在四天之内就可以攻占汉城,美军未到,战事就已经结束。

斯大林当然并不能仅仅听信金日成的单方说辞,而做出决定。一年前,麦克阿瑟发表了一个公开讲话,宣布美国在远东的战略防御,并不包括南朝鲜。而一年后的1月12日,时任美国国务卿的艾奇逊在公开场合也发表了同样内容的讲话,艾奇逊是无心的,他针对的是只是中国而非韩国。因此,斯大林认为美国的防御政策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另外,苏联截获了美国国防部的战略计划。这个计划是,一旦朝鲜半岛发生战争,美国大使馆、美国侨民全部撤离,只坚守日本海,放弃朝鲜半岛。以上情况,使斯大林坚信美国绝不会武力干涉朝鲜半岛问题。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第二个问题是,到目前为止,毛泽东还不知道斯大林与金日成交谈的内容,这个问题比较棘手。原因在于,二月份,米高扬到西柏坡拜访毛泽东,曾经提到苏联在欧洲设有共产党情报局的事情。毛泽东当时建议,中国革命马上胜利了,这么大一个地方,情报局没有一个亚洲国家参加,不太合适。米高扬随后答复,你们可以组织亚洲情报局,日常工作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对此,毛泽东很高兴。1949年7月,刘少奇奉毛泽东之命到莫斯科,又向斯大林提及此事,斯大林明确表态,中国共产党是个非常成熟的党,毛泽东同志也很会闹革命,今后你们领导亚洲革命,我们管理欧洲事务,中苏兄弟合作,共同促进世界革命大业。亚洲当时也就有朝鲜、越南、日本,马来西亚也有个共产党,但最为突出的还是朝鲜和越南。既然苏联让中共负责亚洲事务,而现在却私下偷偷摸摸地同金日成商量这样大的事情,不告诉毛泽东,实在说不过去。因此,斯大林嘱咐金日成,你回去后,要马上到北京,向毛泽东作个通报。如果中国共产党不同意,你就不能采取任何的军事行动。其实,金日成从内心深处就不想同毛泽东商量。他知道毛泽东不会同意,原因在于,中国台湾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金日成迟迟不去北京,5月3日,斯大林坐不住了,就给毛泽东发电报,告知金日成同志到了我这来,谈了一些问题,具体谈话内容由他当面向你汇报。5月12日,他又致电什特科夫,催促金日成尽快赶赴北京。5月13日,金日成秘密抵达北京,并会见了毛泽东。俩人一见面就发生了分歧。金日成非常兴奋,说“毛泽东同志,斯大林同志同意了我们的作战计划,我刚从莫斯科回来”,毛泽东说,我怎么不知道,我也刚从莫斯科回来。金日成辩解,那是你走了以后,我才去的!至此,会谈不欢而散,到底此事是真是假,是否经过斯大林同意,有待进一步核实。晚11点半,周恩来紧急召见苏联驻华大使罗申。根据罗申的回忆,他给斯大林拍了电报,说周恩来同志转达了毛泽东要求费利波夫,也就是要斯大林对此事给予证实的意见,并要求苏方迅速回电。

5月14日上午,斯大林答复:请转告毛泽东同志,鉴于国际形势发生的变化,费利波夫同志同意了朝鲜方面的意见。但此事一定要经过毛泽东同意。如中共认为时机尚未成熟,朝鲜的统一事业和南朝鲜人民的解放就要推迟。到底怎么办由你们共同商定。5月15日,毛泽东、金日成再次举行会谈,此时,毛泽东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他向金日成解释说,我不是不支持你解放南朝鲜的想法。武装斗争夺取政权,咱们走的是一条路。我最初的想法是,待台湾、西藏解放后,再把部队调到北方,施以援助之手。既然你同斯大林同志商量好了,你可以先打。需要什么,你说句话。金日成一拍胸脯,我需要的一切,斯大林同志都给我了,说罢便扬长而去。毛泽东很不高兴,也显得十分尴尬,当着苏联大使的面,便没有发作。

这里还有很多细节,比如计划是怎么制订的,苏联顾问又怎样同朝鲜人民军协商的,等等,这些情况在北朝鲜一些叛逃人员写的回忆录中都有记载,在此,就不细说了。

按照苏联顾问的原定计划,攻击于7月份开始。后来金日成不同意,坚持将时间提前到6月25日,一则考虑到6月25日是个周末,对方处于松懈状态,可以达到突袭的效果,二则考虑恐天气有变,再拖进入雨季,不利部队的展开。这样,朝鲜战争就于6月25日拂晓爆发。

战争的进展确如金日成最初设计的那样,这可以从解密的档案和往来电报中体现出来。有关细节不再叙述,在这里仅说下大致过程;人民军仅用了4天就攻占了汉城,金日成得意非常,因为在此之前,朝鲜人民军还没有过打仗的经历。在给斯大林发的电报中,他说,汉城已被占领,我准备把总部搬到那里,同时也希望苏联顾问团随我进驻,并在那里庆功。斯大林看到电报,十分生气,说你只是占领了一个小小城市,而南朝鲜军队正在向南逃窜,当务之急是抓紧追击,还开什么庆功会?金日成如梦初醒,赶快组织部队实施两线追击。但为时已晚,此时美国参战了。美国的参战大大超出了最初的预料,尽管他们调动大批的陆军赶赴战场异常困难。第一支赴朝的部队有一个营的兵力,于7月5日由飞机空投在朝鲜的大田,当场就被几十万如洪水般的人民军消灭。地面是如此,天上却是另一番景象。美国空军拥有强大的战斗力和压倒性优势。天上飞机密布,可以任意地轰炸地面目标。根据现存的战报,大概在参战的头两天就将朝鲜人民军空军彻底摧毁,美军取得了战场的制空权。人民军本身就没有打仗的经验,依靠的是苏联顾问,在人民军部队中,苏联顾问是从排长、连长直至司令逐级配备的,人民军士兵从齐步走直至实弹演练,也全部由苏联顾问负责训练。但在战争爆发的前夕,斯大林却命令苏联顾问不得越过三八线。因此,人民军在突破三八线,特别是向南追敌,遭到空中猛烈轰炸的时候,团长找不着师长,师长找不着军长,指挥系统失灵,全军大乱。在我翻阅的电报中,就有金日成发给斯大林的一封电报,他希望斯大林能够允许苏联顾问越过三八线,下到人民军部队。斯大林起初没有同意,但什特科夫答应了金日成的请求,并表示愿意为此承担责任。因为他身在朝鲜,深知前线的实际状况。从我找到的一封电报看,斯大林对什特科夫做出的许诺非常不悦,他责备什特科夫,你是苏联的大使,不是金日成的大使。既然你已经答应,我也就勉强同意了,军事顾问可以越过三八线。但要记住一条,全部脱掉军装,以记者身份过去,打死概不负责。随后,斯大林又补发了一封电报,要求什特科夫,必须保证不能有一个人被俘,即使被打死,尸体也要弄回来。像类似内容的电报特别多。

还有一件事情很可笑。战前,斯大林无偿援助了北朝鲜一批军舰,苏联水兵在将舰只开到朝鲜港口作了交接后,就准备走人。金日成不同意,说你们不能走,你们走了谁开船?于是,他就给斯大林拍了电报,请求把水兵留下。斯大林答复:绝对不行,我们可以训练你的水兵,但我们不能留下一个人。同样,苏联援助了北朝鲜几千辆汽车,由于司机严重缺乏,在战争开始后,周恩来也是先向苏联要驾驶员,苏联不管,说给你办驾校没问题,派司机没门。无奈,周恩来就紧急动员东北的司机赶快过去,以解燃眉之急。上述情况其实就反映一个问题,斯大林不想跟美国直接对阵,他在私下可以提供任何帮助,要枪给枪要炮给炮,但就是不能出面。这个也特别类似于当时中共打台湾的情况。下一个问题又出现了,金日成顶不住美军的攻击怎么办?答案只有一个,请中国出兵。我们现在看到的,最早的一封拍发于7月2日电报体现了这方面情况,电报的内容很简单,罗申问周恩来,美军已经出动,你们有什么打算?周恩来答复,我们已经做好了充分的战斗准备,现已集结三个军在东北,随时可以出击。但我们出动陆军,苏联则必须给予空中掩护。7月5日,斯大林回电,可以。不过,他附加了一个条件,即如果敌军越过三八线,那么中国军队必须出动,苏联方面出动空军进行掩护。在档案解密以前,中俄学者为此争吵不休。中国人认为斯大林言而无信,出尔反尔,原本答应出动空军,后来又不给了,俄国学者反驳,斯大林从来就没有答应过。现在看来此事是存在的,但这个背景比较复杂,斯大林说的也很含糊。出动空军掩护,是什么意思?此后,斯大林也有自己的解释。7月5日,中苏双方就出兵问题初步达成了一致意见。随后的情况更是出乎人们的预料—-毛泽东急于出兵。

关于东北边防军的问题,在这里有必要说明一下。7月2日,周恩来和罗申商量中国有何打算的时候,没有任何文献可以证明东北边防军在那时已经成立,而7月7日,下达的命令是以东北边防军的名义作出的。我推断,在美国刚刚出兵之时,毛泽东就同周恩来商量准备成立东北边防军的事宜。否则,周恩来就不会在7月2日作出答复,随后中央领导人于7月6日组织召开了第一次国防会议,于7月7日做出成立东北边防军的决定。因此,可以说,成立东北边防军是毛泽东同周恩来提前酝酿好的了。

毛泽东要求军队立即做好随时出击准备这一点,已被《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军事文集、去年刚刚出版的周恩来文稿以及前苏联的档案所证明。在相关档案解密以前,人们还往往存在着这样的误解:认为赴朝作战是毛泽东主动提出的,只是中国的一厢情愿,而金日成本人却没有让中国提供帮助的任何想法。事实却与之相反。当战争进行到7月底8月初的时候,金日成遇到了巨大的军事困难,急盼着中国能够出兵参战。前苏联档案的解密和苏联大使馆、外交部往来电报清楚地说明了这个问题。金日成是这样跟什特科夫大使说的:我不明白,为什么美国可以出兵援助李承晚,而毛泽东怎么就不能援助我呢?你能不能向斯大林同志反映一下,请中国赴朝参战。过了几天,金日成再次找到什特科夫,说现在情况有些不妙,恳请中国同志能够出兵。8月20日,朝鲜人民军打到洛东江,抵近釜山。此时,双方对峙相持,战争进入胶着状态。毛泽东给苏联和北朝鲜同时拍发了电报,指出战争到了十分危险的时刻,人民军的后方供给线拉长达几百公里,存在着美军在后方登陆的极大可能。其登陆的地点不是在仁川就是在元山。仁川、元山均处于三八线附近,元山位于东海岸,稍靠北,仁川位于西海岸,稍靠南,对于登陆地点的估量,毛泽东预测的非常准确。最初,毛泽东主张,人民军要大踏步地向南攻进,中国军队负责坚守后防线。8月20多号,毛泽东再次电告,战事发生了新的变化,人民军应该全线撤退,否则就要落入敌人的陷阱,难以自拔。如欲坚持,中国可以帮助防守三八线。金日成不敢自作主张,找到什特科夫。此时,斯大林对战况毫无进展感到急不可耐,来电鼓劲,金日成同志,干革命最需要的就是坚持精神,你们遇到的困难与20年代苏维埃遭受14个国家武装干涉相比,显得微不足道,你们要挺住。

9月15日,七万人的美国部队在仁川成功登陆。在这里,需要介绍一下仁川的水文地理情况。仁川海滩非常浅,常人趟着水就能走出海滩几百米。通常情况下,船只无法靠岸。只有在一年之中出现的四次大潮,才有登陆的可能。在涨潮的时候,船只要靠到月尾岛,再换乘小船,然后才能登陆。从潮起到潮落,相隔只有两个小时,在这两个小时内,如果登陆不及时,船只就会搁浅海滩,成为守岸部队的活靶子。因此,在仁川实施抢滩登陆要冒着极大的军事风险。麦克阿瑟提出在仁川登陆的计划,遭到几乎所有人的反对,美国国防部认为这是疯狂之举。麦克阿瑟却坚持了登陆的意见,使登陆抢滩最终一举成功。美国军史上说,仁川登陆只有五千分之一的成功几率,麦克阿瑟幸运到了极点。

美军在仁川的成功登陆,使整个战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仁川距离汉城只有几个小时的路程,此时,美国登陆部队兵分两路向汉城加速推进,情况变得非常危急。9月17日,周恩来紧急召见朝鲜驻华大使,对大使说,美军已经登陆仁川,情况危急,朝鲜政府需要中国做什么,请金日成同志明说。虽然周恩来没有直接言明出兵的事情,但话中却隐含着这层意思。金日成听到这个消息,内心十分清楚,遂于9月19日,组织召开朝鲜劳动党政治局紧急会议,讨论研究是否请中国出兵援朝的问题。我所看到的会议记录表明,与会人员一致认为,中国再不出兵,朝鲜就会落入危亡的境地。金日成在会上表示,苏联方面对朝鲜施以大量的人员、物资和金钱帮助,而现在又要寻求中国的援助,怕斯大林同志产生误解,向苏联同志无法交代,必须征求斯大林的意见。因此,这个会议没有做出决定,草草散会。会后,金日成又找到什特科夫,说三八线现已无人防守,请转告斯大林,是否同意中国尽快出兵。

在什特科夫转达金日成的意见后,苏联方面一直杳无音信。9月27日,朝鲜劳动党政治局再次召开会议。此时,人民军大约40万人从洛东江到釜山一线,陷入了美军重重包围之中。没有一个整建制部队撤回北朝鲜,个别零零星星逃回的,也被金日成处决。汉城已被占领,三八线没有设防,如果美军决定越过三八线,北朝鲜就会面临灭顶之灾。金日成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中国人的身上。如同以往一样,金日成坚持向斯大林写信,提出请求,并请苏联大使代为转交,苏联大使没有应允,建议他直接给斯大林拍发电报。9月29日,金日成拍发的电报内容如下:斯大林同志,朝鲜劳动党和朝鲜人民为了国际无产阶级的利益而坚持战斗,表现得英勇顽强,决心流尽最后一滴血。目前,人民军已无力抵抗,请求苏联给予直接的军事援助。如果您感觉这样做不方便,能否帮助我们组织一支国际支援部队。10月1日,斯大林回电:金日成同志,最近我在南方疗养,对于朝鲜发生的事情不甚了解。看来你们确实遇到了困难。我以前说过,在朝鲜问题上苏联是不能出兵的,我看中国出兵最为合适,此事由我同毛泽东商量,静候消息。同日,斯大林就给毛泽东发了电报,内容基本一致:毛泽东同志,最近我在南方疗养,对于朝鲜发生的事情不甚了解。金日成同志来信说,他们已无力抵抗。你说过,你们已集结了几个军。我认为出动的时机已经成熟,你考虑如何?请见电回复。

金日成接到斯大林的回电,读后大为失望,斯大林明摆着是不想帮忙。于是,他紧急召见中国驻朝大使倪志亮,亲笔书写一封信,请中国出兵援助,并派专人直接送到北京。与此同时,毛泽东也接到了斯大林的电报,他于10月2日凌晨3点,连夜起草了回电文稿,内容非常详细而且特别长,大概有8、9页之多。这个回电内容在以后出版的毛泽东文稿上作了刊登。其大致意思是,我们已做好最充分的准备,随时可以出动三个军,第二批次还可以出动三个军的兵力,且部队可于10月15日集结进发。在回电中,他还提出了一系列的实际困难和问题,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部队的武器装备较差,亟需苏联给予补充;第二,鉴于中国尚无空军,中方只能调动陆军参战,苏方必须将空军组织到位。鉴于涉及的事项重大,毛泽东在文稿起草后,没有立刻发出,必须等到天亮,由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通过。在扩大会议上,经与会人员讨论研究,大家提出反对意见,绝大多数认为出兵参战没有道理,我们没有战胜美军的把握,去了再被打回来,何必!

毛泽东看到大家提出了反对意见,就把同意出兵的草稿收了起来,但秘书们对毛的举动毫不知晓,在归档整理文件的时候,以为是已经发出的电报,遂送到档案馆留存备查。于是,在此后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就出现了中国于1950年10月2日决定出兵的信息。1995年12月25日,美国华盛顿邮报突然刊登了一个消息,说在俄国发现了一封毛泽东于1950年10月2日发给斯大林中国不能出兵的电报。当时,史学界已经形成了这个的看法,就是在1950年的10月2日,中国就做出了出兵朝鲜的决定。这则消息的刊登和俄国档案的出现,在史学界掀起了一场波澜。俄国学者认为,中国方面的档案纯系编造,与事实严重不符。现在看来,真实的情况是,毛泽东将尚未审议通过的出兵草稿收了起来,并未发出,1950年的10月2日,中国也没有作出出兵参战的决定。10月2日晚,毛泽东召见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向他说了这样一番话,中共中央召开了会议,集体讨论了朝鲜问题,多数中央领导同志认为,基于我国面临着战后恢复重建的任务,在部队中还存在消极厌战情绪,军队武器装备落后,加之各民主党派对出兵朝鲜存有异议,中国目前尚不具备出兵的条件。不过,毛泽东还有一句话:但这还不是最后决定,中共中央还要开会讨论。他说的是实话,因为毛泽东本人始终有出兵朝鲜的想法,只不过,在当时,他没有想到其他领导人居然提出了反对意见。在毛泽东的提议下,政治局决定于10月4日到10月5日,召集由各大军区负责同志参加的扩大会议,再次讨论出兵朝鲜的问题。时任西北军政主任的彭德怀在接到通知后,还不知道会议的议题,就立即乘机赶赴北京,此时,他还抱了一大堆图纸,以为中央是同他商量西北大开发的事情。由于天气恶劣,飞机难以正常降落,彭德怀于10月4日下午才赶到中南海。推开会议室的门,他才发现气氛不对,原先政治局开会,大家都是有说有笑,今天却都低头沉闷不语。据彭德怀后来回忆,他在会上没说什么,也不知道说什么好。晚上,他住到北京饭店,大约九点钟,邓小平到了住处,说:老彭,出事了!朝鲜要打仗,主席坚持出兵,大家都表示反对,你说怎么办?明天上午九点,主席在丰泽园,要单独见你。这一夜,彭德怀辗转反复,难以入眠,思考着问题,如果毛主席要点将,自己到底承担不承担这个责任?第二天上午九点,彭德怀在丰泽园见到了毛泽东。交谈间,毛泽东问彭德怀:老彭,你说该不该出兵?彭德怀已经思考了一夜,回答:主席,如果苏联完全撒手不管,咱们就不出兵;如果苏联是半撒手,能帮一把,那中苏联合起来跟美国人还有一拼。毛泽东听后一拍桌子,老彭,等的就是你这句话!斯大林已经答应出动空军。走,咱们现在到会上说。10月5日,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出兵朝鲜的决议,其前奏来自于毛泽东同彭德怀的这番对话。这个对话内容记载在《彭德怀自述》中。而在政治局会议上,与会人员到底讨论些什么,至今尚未发现任何记录。杨尚昆、聂荣臻的回忆录只反映了一些出兵前的情况。

10月5日下午,政治局扩大会议做出成立中国人民志愿军,彭德怀任司令员的决定。10月6日,毛泽东正式下达出击命令。此时,中国方面还面临着一个主要问题:苏联空军到底能否出动?需要斯大林给予明确的答复。为此,毛泽东决定派周恩来、林彪面见斯大林,进一步商讨此事。10月8日,他在给斯大林拍发的电报中说:经我们再三研究,现已决定出兵朝鲜。有关细节问题,我委托周恩来、林彪与你面谈。此时,斯大林在黑海疗养。周恩来、林彪先乘机到莫斯科,中途转机黑海,时间已经到了10月11号。当天,周恩来、林彪面见了斯大林。从现有资料推断,周恩来在谈话之初,首先提出要求苏联空军出动的问题。他说,中国主要面临两个困难:第一,装备落后,没有飞机、大炮、坦克,需要由苏联提供。斯大林说,这个没问题,要什么给什么,要多少给多少。第二,我们出动陆军,但苏联方面一定要出动空军。斯大林回答:出动空军可以,但是空军技术复杂,需要一定的准备时间。你们可以先出动,等过了两个月,苏联再出动空军。对这样的安排,周恩来认为不妥,坚持双方要同时出兵。周恩来越是坚持,斯大林就越是狐疑,他不知道中国人在打什么主意,更加坚持由中国先行出动的意见。否则,就放弃北朝鲜,让金日成在中国的沈阳建立流亡政府。在周恩来看来:这个方案也行不通,让金日成在中国建立流亡政府,岂不是引火烧身!林彪在旁插了一句:斯大林同志,这不行,您最好把金日成留在山里打游击。双方一来一往,想法各异,对同时出兵还是先后出兵难以达成一致,谈话的最终结果是:放弃北朝鲜,中国、苏联都不出兵。于是,斯大林、周恩来联名给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发电报,并请他将电报转交毛泽东。电文重复了上述内容:鉴于中国军队没有做好任何准备(包括空军),如在数月后出兵朝鲜,就会失去战机,因此中方没有出兵的必要。建议金日成在沈阳建立流亡政府,由中国提供所需的必要条件。电报最后一句话是,此事由您决定。这句话意味着,到底出不出兵,反正由你决定,斯大林把球踢给了毛泽东。12日3点多钟,毛泽东收到由罗申转交的电报,立刻口头答复:同意。罗申回去后,将毛泽东的意见转告了斯大林。斯大林看到这一结果,就给金日成拍了电报:金日成同志,中国人原打算出兵携助你方共同作战。在此关键时刻,中国人取消了原定计划。现在,你要抓紧撤退,有关撤退事宜,由大使馆协助安排。晚9时,毛泽东在下午口头答复罗申后,正式以书面回电:同意放弃北朝鲜,中国不予出兵。13日凌晨,毛泽东在经过一夜的思考后,决定再次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并派飞机将在鸭绿江渡口,指挥部队渡江的彭德怀接回,研究讨论朝鲜问题。

有关会议讨论的详情,不得而知,至今这个会议记录尚未解密,但大家知道会议的讨论结果:中国最终作出了出兵朝鲜的决定。会议结束后,毛泽东首先将此次会议的内容向罗申做了通报,并请他转告斯大林:我们决定于10月19日出动四个军的兵力赶赴朝鲜,有关你方出兵的具体时间,由周恩来与你们共同商定。随后,他又给周恩来发了电报,大致内容是:政治局经研究,决定出兵朝鲜,即使中国单方出兵,这个仗也要打。打才有利,不打无利。有两个问题需要你同斯大林商量落实。第一,我们缺少资金,可否贷款购买他们的武器装备,待战后偿还;第二,要斯大林作出出动空军的保证,其准备时间最迟不能超过2个半月。在苏联空军出动前,我们可以把作战策略稍做调整,先打阵地战,后打进攻战,先期避免同美军接触,将打击的重点放在伪军身上。待武器装备和苏联空军全部组织到位,再向美军发动进攻。

10月14日,周恩来回到莫斯科,并同莫洛托夫商讨此事。有关他们谈话的具体内容,我没有看到相关资料。在会谈结束后,周恩来便给斯大林写封信。在信中,他讲了以下几点:一是要求以贷款方式解决武器装备问题;第二,在苏联出动空军后,请求苏联方面增派轰炸机,以帮助中国防守边境城市和北京、沈阳、天津、青岛等一些内地大城市。从这个电报内容判断,周恩来此前同莫洛托夫,已就苏联空军出动事宜初步达成协定,否则,何谈出动轰炸机?10月14日,当周恩来的信件到了黑海,等待斯大林答复的时候,情况又发生了变化。

10月15日,莫洛托夫再次面见周恩来,转告斯大林的意见:同意贷款,战后半价结算。空军肯定出动。但不能越过鸭绿江。斯大林的意见使周恩来深感意外,苏联空军不越过鸭绿江,岂能称为出动。事已至此,周恩来只好拍发电报将这个情况告诉毛泽东,然后乘机回国。毛泽东接到周恩来的电报,也大为吃惊,尽管苏联决定出动空军,但不越过鸭绿江,实质就是中国在孤军奋战。此前,各种军方资料显示,包括彭德怀在内的所有志愿军高级将领最为关注的就是空军协同问题。在朝鲜战争初期,美国空军强悍无比,朝鲜半岛上空如同美国的天下,B29战略轰炸机在3000米以下实施地毯式轰炸,使地面攻击目标几乎荡然无存。作为司令员的彭德怀,内心十分清楚空军兵种的极端重要,作战展开推进、军事后勤保障须臾离不开空军的支持。毛泽东也非常知道空军对于中国出兵的重大意义。10月18日,毛泽东指示立刻派飞机将彭德怀接回,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研究讨论在苏联空军不越境的情况下,是否出兵的问题。现在看来是个十分遗憾的事情,10月18日的讨论记录至今没有发现。据多人回忆,原因是毛泽东不让做会议记录。从会后拍发的电报内容和当事人的回忆记载,毛泽东在会上坚持出兵的意见,即无论发生什么情况,中国出兵的决定绝不能有丝毫的改变。在毛泽东的坚持下,会议通过了按照原定计划出兵的决定。彭德怀再次乘机赶赴前线,指挥作战。10月19日晚7时,志愿军主力部队开始渡江,10月25日,同美军遭遇,打响了现在称之为第一次战役的战斗。之所以出现偶然相遇的情况,原因在于,10月18日,毛泽东在决定出兵后,拍发一封致赴朝部队和各大军区负责同志的电报,要求对出兵的事情,内紧外松,只做不说,隐蔽进发,不搞对外宣传,实际上就是不宣而战。志愿军的秘密渡江,出乎美军意料之外。此外,朝鲜地势狭长,中间是山区,两边是海岸。美军携带重武器不便在山区行走,只能沿着海岸向北推进,而志愿军进入山区向南进发,就使双方行军路线交错穿行,志愿军回望才发现美军在部队的后方,因此,既有了这次遭遇,又打了一场大胜仗。大量解密档案显示,在战争初期,美国国务院情报委员会、中央情报局提供的情报评估报告乃至麦克阿瑟本人均作出中国不会参战的判断。而作为总指挥的麦克阿瑟的意见就对决策显得极为重要。总统杜鲁门对中国到底能否出兵感到疑虑重重,于是让麦克阿瑟赶赴华盛顿,商议此事。当时,麦克阿瑟战功显赫,居功自傲,让总统到东京盟军司令部见他,杜鲁门也不好放下身架,按照麦克阿瑟意愿行事。双方折中,选定于10月15日在太平洋小岛—威克岛上会面。

在威克岛机场,杜鲁门一下飞机,就问麦克阿瑟一句话,你说中国会不会出兵?如果中国不参战,我们就占领北朝鲜,中国要是出兵,我们就不越过三八线,放弃攻占北朝鲜的计划。麦克阿瑟坚持认为,中国绝对不会参战,可以随心所欲地打,现在看来苏联肯定不会介入,中苏是同盟关系,苏联不出兵,中国也不会参战。在此之前,韩国军队首先越过了三八线,随后美军进入。但在9月27日,国防部就给麦克阿瑟下达命令,如在朝鲜北部发现中国军队,就立刻撤回到三八线。

这里存在着历史机缘的问题,如果中国当时知道美国的计划,公开进行宣战就可以避免一场战争的爆发。而恰恰相反,毛泽东采取的策略是只做不说,秘密出兵,历史的机缘由此错过。此时,美国军队越接近鸭绿江,白宫越是担心,中国果真出兵,又怎么办?这就是杜鲁门坚持与麦克阿瑟面谈的原因。麦克阿瑟说了句对未来战争走势有着至关影响的一句话:七、八、九月,是中国出兵的最佳时机,如果在这三个月内,中国参战,美国就没有了任何取胜的希望。时至现在,才决定参战,中国的天时地利丧失殆尽,对他们来说,那不是一场战争,而是一次屠杀。杜鲁门闻听此言,心里倍感踏实,两人便乘坐飞机各自返回。

在距离谈话结束不足10天的10月25日,第一次战役打响。根据情报反馈,在战场发现大量的中国军队。麦克阿瑟对此毫不相信。为了探知真实情况,他乘飞机在空中亲自巡视,没有发现大股部队出没的迹象。原因在于,彭德怀在作战结束后,立即命令部队钻入白雪皑皑的山沟,将人员和装备隐蔽起来,没有被美军发觉。麦克阿瑟回到指挥所,给国防部拍了电报,认定这个仗是小股共军流窜部队所为,人数至多不足五万。随后,继续指挥部队向鸭绿江推进。此时,志愿军渡江部队已达二十六万,而非区区的不足五万。对部队数量和敌情的误判,使麦克阿瑟在即将进行的第二次战役中损失更加惨重,彭德怀悄悄张开口袋,静待他来上钩。

在此过程中,苏联改变了原定计划,决定出动空军,并可越过三八线实施空中作战。现在,可以从前苏联国防部档案看到这方面资料,包括各空军部队调动的方式方法、各飞行团指定飞行区域等情况记载得一清二楚,这说明斯大林及其空军部队对出动事宜做好了一切准备。但斯大林始终揣摩不透毛泽东的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因为事前约定,过两个半月后空军出动,而毛泽东居然在没有空军掩护下先行出击,做法背离常理,实在令人匪夷所思。然而,在中国真的出兵后,大约在10月28日,斯大林下达立刻起飞,并可以越过鸭绿江实施掩护的命令。只不过附加了一个特殊要求:参战飞行员必须穿着志愿军制服,参战战机必须喷涂朝鲜人民军标记,飞行中必须使用中文对讲。按照这个命令,经过短暂培训,苏联飞行员可以使用几句简单中文进行对话。但在战斗中,这个秘密很快披露,因为飞行员在紧急战斗的情况下,会不自觉地使用母语。苏联空军参战的消息迅速上报美国国防部,出于防止战争进一步扩大升级的考虑,国防部将此信息予以扣压,竭尽全力确保不对外散布,致使这个秘密一直埋藏了40余年,至今才为世人知晓。关于苏联空军在朝鲜战场发挥作用问题,志愿军空军训练直到1952年结束,才正式参加空中战斗,主要负责外围作战,其核心任务基本由苏军承担。

鉴于时间关系,我仅把从朝鲜分裂到中苏出兵的过程给大家讲述一下,应该说大约有百分之八十到百分八十五的内容,依据的是档案文献,其余源自一些回忆录,我主观加入的成分很少。

我现在回答两个问题,不一定对,仅是我个人的一些看法。

第一个问题是,斯大林的态度和意愿是决定中朝出兵的关键因素。从前述过程看,金日成始终有开战的打算,但斯大林不表态,北朝鲜发动战争的底气就会不足,需要斯大林给予支持。在初期,毛泽东不是不想参战,而是不想先行出击。斯大林最初不同意发动朝鲜战争,为什么在一个月后他就转变了态度,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使他改变了主意?

这两个问题在史学研究中属于比较难做的题目,原因在于它是对领导人决策动机的分析,而不是对史实的描述。对史实描述,我们可以把历史材料找出来,白纸黑字,非常明了,直接记述就可以。但对领导者脑子里的真实想法,就很难确定。如果他告诉你,我当时是这样想的,你敢相信吗?因此,对动机的分析要依靠大量的史料做背景,在此基础上进行逻辑的推断;第二,中国出兵是毛泽东的主意,在决策的时候,大家提出了反对意见,是什么动机坚定了他的信念。

对第一个问题,在史学界有各种各样的解释。其中一个解释是,苏联认为美国不会干预朝鲜问题,这就是斯大林决定出兵的原因。此理说不通。如果不存在直接的利害关系,斯大林没有冒此风险的必要。另一个是,中苏结成了社会主义同盟,斯大林由此认为社会主义阵营日益强大,完全具备与美国抗衡的条件。这本是无稽之谈。从现有的背景史料推导不出这个结论。我认为,恰恰是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考虑,才使得斯大林在这个重大问题上突然改变了主意。这个利益来自中苏同盟条约。从表象上看,中苏同盟条约确实加强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但就另外一个层面,中苏同盟条约却是对苏联在远东利益的极大损坏。简单地说,斯大林本不想同毛泽东签订新的条约,想继续维持1945年同蒋介石签订的旧条约的效力。但毛泽东滞留莫斯科达两、三个月之久,你不签,我不走,迫使斯大林作出让步,签订了新的中苏友好条约。该条约明确了中长路(中国长春铁路)、旅顺港和大连港要在两年内归还中国。对苏联而言,这不单是一个经济问题,更主要的是一个战略利益的问题。苏联经营这条铁路由来已久,早在沙皇时期就由银行投资修建,被称为中长路。此后,俄国又将旅顺港租赁下来,把太平洋舰队停靠在那里。大家知道,俄国在远东只有海参崴一个港口,但海参崴是个半不冻港,冬天出港艰难。此外,若要南下太平洋,必须经由日本海和对马海峡,舰队易遭受来自日本和朝鲜的攻击。有了旅顺港和中长路,俄国就具备了军事优势,旅顺港是个不冻港,可以自由出入大洋,没有任何牵制;中长路发端于远东,连接西伯利亚铁路,经满洲里至哈尔滨,运送物资和军队极为方便。因此,从沙皇俄国开始到前苏联,都把占有中长路和旅顺港作为远东亚洲战略的基点。斯大林曾在太平洋战争结束后的9月2日,发表过一番感慨:1904年,日俄战争,旅顺口被日本抢占,1945年,又被我们拿了回来。我们一代人等待这一天,用了40年。除考虑外蒙古独立这个因素外,维护苏联在东北特权利益,是他逼迫蒋介石签订条约的主要原因。

新条约的签订,使苏联在远东的安全战略遭受损害。出海口没了,不冻港也没了。因此,占领朝鲜半岛不失为一个选择。在朝鲜半岛共有四个港口,分别是仁川、元山、釜山和济州岛。1945年的9月,苏联外交部就曾向斯大林提交一个备忘录,认为朝鲜半岛的四个港口对苏联来说显得特别重要,只要占领其中的两个就足矣。但由于9月14日中苏签约和朝鲜三八线的划分,此后,斯大林就再未提及有关朝鲜港口的事情。

现在的问题是,这是苏联设立远东战略基地的唯一机会。至于美国表示不予干涉,只是一个假设条件。如果美国表达了苏联出兵我就参战的明确态度,斯大林恐怕不会为了朝鲜问题,承担与美国发生直接冲突的风险,进而挑起世界大战。实际上,很多人都没有认清斯大林的真实面目,斯大林既谨慎又胆小,从来不敢冒风险,吓人唬人是其常用手法。唬住就算,唬不住就跑。分别发生于1946年和1947年的土耳其、伊朗危机就是明证,史学界把这场危机归因于苏联对外扩张政策。其实,他们看错了斯大林的为人,斯大林采取的是张牙舞爪恐吓的策略,在朝鲜问题上亦是如此。我觉得斯大林出兵发动战争的动机,主要出于苏联自身安全和战略利益的考量。

第二个就是毛泽东为什么坚持要出兵朝鲜的问题。这可以分两个阶段来阐述。在9月15日,美军成功登陆仁川以前,毛泽东坚持出兵完全是出于军事上的考虑。原因在于,在那个时间出兵较为容易,只要占领了半岛两侧的海岸线,美军就失去了向内地进发的滩头堡,加上苏联空军的力量,就会把美国人赶下大海,战斗彻底结束。问题是在9月15日,美军登陆仁川以后,特别是在10月份,美军越过三八线、天时地利均对中国不利、而且遭到众人的反对情况下,毛泽东还要坚持出兵,原因又是什么?可以这样看,毛泽东牵挂的不仅仅是中国的前途命运,而且在他的心中装着亚洲革命事业,乃至于世界革命的利益。他认为对此责无旁贷,应当承担起这个重任。

既然同苏联有了分工,由毛泽东负责亚洲革命,那么亚洲出现了情况一定要由毛本人承担责任,而且必须以切实的行动解决问题。另外一个方面,更是来自于对中国根本利益的考量。毛泽东极为注重与苏联的关系。1950年1月14日,中苏能够签约是毛泽东顶着巨大压力,同斯大林斗智斗勇的结果,如果此时毛泽东不出兵,斯大林肯定对毛泽东有看法,中苏关系很有可能产生破裂。在斯大林看来,中国如果不出兵,毛泽东就不是一个共产党员,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如同蒋介石、铁托一样是一个纯粹的民族主义者。毛泽东自视为世界革命的领袖,是真正的共产党人,最不想戴上这顶帽子。因此,毛泽东说了这么一句话,打败也得打。在他看来,发动这场战争不是为了争胜败、斗输赢,而是要向斯大林证明,中国人是敢打的,是有大局意识的,是照顾世界革命利益的,我毛泽东是具备当领袖资格的。分析毛泽东,必须把思考路径落实到这两个方面。打天下容易,坐天下难。就当时的情况看,中国共产党离开苏联的支持,没有中苏同盟条约的保证,管理一个偌大的国家,确实存在不少的困难。以中共干部结构为例,我查阅的大量资料表明,中共缺乏管理城市经验的干部严重到了相当的程度。上海战役围而不打,长达数月之久。究其原因,在毛泽东给斯大林拍发的电报中给出了答案,毛泽东说,我打上海很容易,可那是我们没见过的几百万人口的大城市,打下来怎么管?你赶快给我派专家来,又是电灯又是电话,还有下水道,我们什么都不懂。此后的谈判也都是围绕干部问题、请求援助的问题展开。如,1949年1月,解放军马上占领西安、南京几个大城市,军队进了城从没见过这么宽的马路、高高的楼房,比照在山沟间、窑洞里有很大的反差,国民党留下来的知识分子信不过,依靠西方也不行,只有依靠苏联这一条路。陈云就曾同苏联大使讲过,弄金融,金融不懂;弄交通,交通不懂;下水道也不懂。什么都不行。因此,通过签订中苏同盟条约,建立稳固的中苏关系,对于巩固中共政权是一个核心的问题,也是毛泽东始终予以关注的大问题。

综上,毛泽东不想违背斯大林的意愿,否则,中苏关系就走向解体,中苏同盟条约就会变成一纸空文,这是毛泽东不愿意看到的一个结果。打败仗没关系,有中苏同盟条约,责任同苏联一起承担,量美军也不敢进犯。这点已被美国解密档案所证实。不侵犯中国本土、不与苏联发生直接的冲突是美国的一贯政策,正因为麦克阿瑟天天嚷着要轰炸天津和青岛,就被杜鲁门找借口将他赶下台。

这就是,我从毛泽东的角度、他的高度去考虑为什么他坚持一定要出兵所做出的判断,也是我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我今天的讲演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提问1:我看过您的关于毛泽东、斯大林和朝鲜战争的书。您的有关志愿军伤亡的数字,比所有人的数字都低。我就想问一下实际情况大概是怎么样?第二个问题就是您对现在的这个朝鲜核问题和目前还在有效的中朝友好互助条约怎么看?第三个问题就是您在书中提到当时朝鲜军方的一些高级将领,后来跑到其他国家避难去了。另外最先进入朝鲜的武亭(原名金武亭,是中国共产党军队里的朝鲜人领袖――编者注)在1951年是怎么死的?现在国内也有不同的说法。

沈志华:第一,我先告诉你,有关现实问题我是不研究的。我本人不是说没有自己的看法,但是作为一个学者,回答什么问题只能是你研究范围内的问题,否则我将同你一样。我对现实问题的看法也不是作为一个学者讨论的,因此,我不想在这种场合做一回答,在私下瞎聊聊可以,如果讲,就得负责任。

关于伤亡的情况,我曾专门同军事科学院的同行聊过这个问题。我也知道这方面的材料非常多。面对这些众多的材料,怎样作个取舍?我的原则是:不可能做到统计精确,这是第一;第二,如果可能的话,就伤亡人数只能是自己统计自己的,遵循一个统计口径。我们俩打仗,我说他死了多少人,伤了多少人,谁信?不能信。你只能相信自己的统计方法和结果。当然,你可以说中国的统计数据存在虚假情况,是,可能,但是没有办法,只能这样。你可以搞它几次,比如,我说的十万人这个数字可能不准确。那只有等国防部档案解密了,那数字才可能是真的。但是,无论如何你不能用美国的说法,美国说打死100万人,根据何在?说我们各部队报上来的,那你报上来的就准吗?那要是说我们报上来打死你们500万,你信吗?所以不能用对方的统计数据,只能根据己方的统计数字。而且学者可以在几次公布的不同数字当中做一个挑选、做一个推算,选定一个标准进行处理,我本人也只能这样处理。

武亭的问题我不太清楚,我看过一些资料,同很多韩国人也谈过此事,至今也没有弄清具体情况。有的说是他被金日成谋杀。但我访问的几个人,又都说他已回国。这个问题现在看来特别复杂,主要是朝鲜任何资料也不公布。我也曾写过几篇文章,但没有一个能在国内发表,因此也就没有办法进行深入的讨论。

提问2:您是研究中朝、中苏关系的学者,我想在1949年建国之前,蒋介石跟斯大林是友好的,毛泽东对此很有看法。其实,毛泽东在建国前向美国政府伸过好几次橄榄枝。你想象一下,如果说建国以后,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没有跟美国交往,也没有依靠苏联老大哥,中国现在的政体是一个什么样子?我们会不会有很多很糟糕的苏联那些东西?

沈志华:这个我可以回答,这是学术上的问题,同现在中国的政体没关系。先声明,我也不是说想改变政体。

在学术上其实一直是个很有争议的问题,就是中共和美国的关系战后一步一步走向恶化,到底有没有一个机会使得他们可能走向正常化?或者用美国人的话说,是不是失去了机会。这个争论非常大。我看了很多美国学者在这方面讨论的资料,他们混淆了两件事。一是1944年和1949年,毛泽东的态度和美国的态度,前后是不一样的。第二,就是美国人过于讨论美国政府的决策是对还是错,还有没有机会?没有考虑毛泽东是怎样想的。你觉得想跟中国好就好了,人家还不理你呢。其实这问题应该从两个阶段来看,我为什么说分两个阶段呢?这就涉及到对中苏同盟的一个判断。其实,中苏同盟对毛泽东和斯大林来说都是一种无奈的选择。斯大林最初选择的是蒋介石,而不是中国共产党,他想同蒋介石结盟,他才能够利用同中国的这种关系。当然,他那时想不到蒋介石会倒台,跑到台湾,在1949年前就是这样的情况。当时,他认为中国国民党政权是稳固的,他不想同中共这个“反政府组织”勾勾搭搭,否则,就影响了他同现政权的关系。但在抗战后期,中共确实表现出一种欣欣向荣、艰苦朴素的昂扬斗志,特别是1944年美军观察团赴延安,写就的考察报告,对共产党人赞不绝口,严厉地批评了重庆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断言中国的希望在延安。在那时,美军观察团成员以及驻中国大使在政治倾向上比较亲共,毛泽东当时也比较向往美国的政治制度。这在解密的毛泽东谈话记录中可以得到证明。他在第一次谈话中说,共产党人也是中国人。这句话明显具有试探性,其真实的含义是,中共会考虑中国人的利益,未必坚持共产主义。中国共产党到底是民族主义者还是马克思主义者?美国人在交谈中认为,马克思主义不包含民族主义主张,共产主义最终理想是解放全人类,没有狭隘的国家、民族的观念。毛泽东向他们透露的就是这个信息。随后,双方发现彼此谈得很投机,就将话题转向更深层次。毛泽东认为,中国未来的希望在美国,不但在经济上是这样,在政治上也是这样。这是毛泽东的原话。真实的意思是,中共将来不能依靠苏联。毛泽东之所以能说出这样的话,一方面来自于抗战期间毛本人同斯大林的矛盾。杨桂松曾经讲过,从皖南事变、西安事变直至蒙古调兵等等,两人早已结下恩怨;另一方面毛泽东也充分地认识到,美国比苏联更为强大的事实,因此,他同观察团成员讲这句话是带有倾向性的。但由于美国国内右派势力坚持反共立场,致使美国当局没有接纳毛泽东,高斯被撤职,戴维斯回国后被政府通缉,捏造了一个间谍案,结果打消了毛泽东向美国靠拢的希望。时间到了1946年至1947年初内战爆发的时候,毛泽东仍对美国寄予很大的希望。在已公布的周恩来与马歇尔的谈判记录中就体现了这一点。其中的一段颇有意味:马歇尔说,外边传说毛泽东先生病了,要去莫斯科疗养。周恩来回答,哪里哪里,毛泽东同志让我给你带话,如果他有病的话,他一定去华盛顿而不是去莫斯科。他说他在华盛顿能够学到很多东西。马歇尔回去后就将这个情况报告了美国总统。但那时形势已成定局,在毛泽东看来,美国太瞧不起人了,中共何必吧吧唧唧,这个结果使毛泽东深受刺激。

到了七大召开的时候,毛泽东提出:苏联人也是我们的朋友,我相信苏联的援助一定会到来,否则的话,马克思主义就不灵了。这都是毛泽东在七大讲话的原文,此时,他的思想发生了转变。因此,我认为在1944年到1946年间,毛泽东有向美国靠拢的可能性,美国也有同中共沟通交流的机会,只是美方没有把握住这个机遇。如果真是那样的话,中国的发展道路肯定会有所不同。时间到了1949年,这个机会已经彻底丧失,中共即将掌权,美国对华政策随之改变,在美国国内,特别是以马歇尔、艾迪逊为首的国务院,极力要同中共发生关系,坚决抛弃和出卖蒋介石政权。这次我到美国看到了蒋介石日记,我才知道蒋介石很有民族气节,对美国人恨之入骨。在1949年反省记录中,蒋介石叙述到,在国共内战中,国民党失败的原因自然在斯大林和苏俄援助共匪,但更主要的是美国人没有真正地施以援助,马歇尔在其中显得最坏。

马歇尔、司徒雷登在中国的经历很复杂,真实的情况并不如以前所描绘的那样,由于时间的关系,在这里就不讲了。但就中美关系而言,核心的问题不在于美国是怎么看的,那已显得不重要,关键是毛泽东的态度、立场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同美国保持接触,只是毛泽东采取的一个策略,目的是给美国留点幻想,进一步稳住局势,不让美国人向蒋介石提供帮助,照此看来,美国始终被毛泽东牵着鼻子走,被他所耍弄。我最近写篇文章介绍了毛泽东早已下定决心,向苏联一边倒的情况。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说明这个问题。也就是在1949年1月,米高扬访问西柏坡,中共就已作出明确表态;在1949年7月,刘少奇访苏,与斯大林就双方在政治、经济、外交等领域的立场主张进行了沟通,并达成一致。毛泽东此时早已准备好宣布向苏联一边倒的草稿,并等待刘少奇谈判的消息。7月27日晚,刘少奇与斯大林谈判结束,28日3点将谈判结果电告毛泽东,随后,毛泽东发表了向苏联一边倒的决定。所以,在这个时候美国再递橄榄枝也起不到作用,机会已全然丧失。当中苏同盟关系形成的时候,中国的发展道路也就由此决定。

提问3:想问一下是什么原因让美国没有使用原子弹呢?

沈志华:在朝鲜战争进行之中,确实有几次美国想要使用原子弹,给对方以毁灭性的打击,从而尽快结束这场战争。为什么没有使用,尽管我没有写过相关的文章专门加以论述,但查阅的资料比较多,我可以做几个归纳:第一,美国人并没有认识到原子弹的危害有那么大。在美国在广岛、长崎投放原子弹的10年后,也就是从1954年、1955年开始,在日本海发现大面积的污染和大量的人员死亡,查探原因才发现是十年前投放的原子弹造成的恶果。此时,人类才发觉原子弹这个东西太可怕。在人们的概念,特别是在毛泽东的头脑中,原子弹只不过就是几个炸弹叠加在一起,威力更大些而已。因此,美国在想使用原子弹的时候,知道投放后产生的严重后果,但没有想到在道义的层面还会遭受谴责。二是苏联拥有原子弹,它怕遭受报复。美国是在1945年,原子弹成功爆炸的,而后苏联于1948年9月爆炸原子弹成功。尽管苏联距离使用还有一段时间,但苏美双方都不敢投射,谁都不愿意冒这个风险,这就叫核威慑平衡。第三个原因是美国不想使战争扩大升级。现在,美国的档案非常容易看到,它严格按照解密时间对外公开,当你把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每个决议文件一张一张看下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美国确实在实行着一种防堵的政策。在杜鲁门和罗斯福的时代,他们基本实行这种战略,他不愿意扩大战争。因为你打了我,我又不能不管,所以得应付你一下。但到50年代后期—-艾森豪威尔时代,情况就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

提问4:我有两个地方想要修正一下,刚才您在讲座里说的是,之前朝鲜半岛要搞民选嘛!然后你提到金日成搞选举的时候,他想把首都也定在汉城,我想确认一下是不是?

沈志华:是,因为在历史上汉城是它的首都。金日成宣布成立的朝鲜人民共和国的权力范围涵盖朝鲜半岛,不仅仅指三八线以北的地区。

提问5: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我看过一些其他的材料。后来金日成是假的,之前的金日成实际上被苏联调了个包。然后我对照纪录片。后来不知如何?

沈志华:闻所未闻。

提问6:您刚才讲的就是朝鲜半岛跟苏联战略利益的幕后打算。但是有这样的打算他为什么不能自己出兵?但是如果单单中国介入战局,中苏同盟条约的约束力何在?中国出兵他为什么犹豫?他有自己国家的战略利益,对朝鲜半岛有一个切身的战略利益,他反而不愿意出兵。但是如果美国打中国的话它就会出兵吗?我想再补充一下,美国不打中国的话,苏联由于中苏同盟条约他会怎样?

沈志华:美国对渡过鸭绿江和三八线的态度是犹犹豫豫的,其实我刚才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这是由美国整个战略决定的。你说斯大林不愿意出兵朝鲜,其实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若能够得到他想要的利益,斯大林就会做出一些重大决定,如发动朝鲜战争。但如果不用他出兵,问题就能得到有效地解决,那样岂不是更好。你记住,斯大林是一个非常会算计的人,我最近就在写他人生最后八年的生活—-1945到1953年的斯大林。其间,我看了他很多案例,他是个考虑问题非常周密的人。在经过一番精密的算计之后,他只要认为达到了目的,就不一定非要决定出兵朝鲜,他完全可以躲在背后暗中操纵。事实也是如此,人民军是他训练的,装备是他给的,钱是他出的,只不过仗是朝鲜人打的,而打的目的最终是为了他,否则他不用花那么大本钱。如果美国打中国,苏联会出兵,我不是说苏联做出的决策。而是说,中国人对问题的一个估计,对美国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的一个估计,如果你要打中国我就打你,不是这个意思。

提问7:我这问题刚好跟您刚才讲的有关。因为金日成占了北朝鲜,李承晚占了南朝鲜。那么对于斯大林来说他已经拥有半个朝鲜,拥有整个朝鲜对他来讲意义是一样的。因为他需要的港口也好,对他来讲,他是不是说是因为他贪心还是金日成误导了他,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因为这个现在看来半个朝鲜和整个朝鲜对他都一样。

沈志华:不一样。刚才我讲过这个问题。苏联外交部写过报告给斯大林,认定四个有战略价值的港口,可以作为军港使用。其中三个都在南朝鲜,只有一个在北朝鲜的元山,而这个处于北朝鲜的元山也在三八线附近。苏联对此没有什么安全感。

提问8:毛泽东他想出兵,看一本最新的书,就是他觉得有种亚洲的历史的责任感,就是中国传统势力范围意识,因为朝鲜是中国自古以来的一个藩属国,有邦交传统,要帮助朝鲜。传统上中国的那种宗主国的荣誉感是吗?

沈志华:我们可以有这个推论,但是各种资料显示不出来。只有周恩来说句唇亡齿寒的话,跟这个能沾上点边。如果我们把视线往后拉,看到1956年事件,直到1961年中朝建立同盟关系,签定同盟条约的时候,你就会明显地感觉到毛泽东有那种所谓的中央帝王的思想,此后,他在处理许多问题的时候都是如此,可以说,毛泽东没有作为一个现代民主国家领导人的现代感觉,他仅有一个中国传统皇帝的感觉。比如说同朝鲜的关系。他可以容忍你的各种错误,只要你服从我;可以把很多领土都划给你,条件还是你要服从我。在中国皇帝的眼里,中国是没有边界的,就是一个一个的人群,你服我了,你就是我的。你不服吗,那你也是我的。为什么把土地割让给了俄国?天朝打不过人家,你拿走。1962年,中印边界战事激烈,争的就是麦克马洪线,依照赫鲁晓夫的说法,鸟都不拉屎的地方,你们还争什么?毛泽东的想法也是一样,在毛泽东同印共中央总书记高适谈话的时候,毛泽东就表露了,别看现在争这个,没意思,那点土地有什么意思?如果你掌权了,喜马拉雅山我都给你。我们在后面的很多资料中都能感觉出毛泽东有这种思想。但他这种思想是逐步形成的还是当时就有的?我至今不敢作出判断,也许是金日成同毛本人进行幕后谈判的结果。

比如,毛泽东写的“沁园春.雪”,通篇就能感觉出帝王的气魄。但他当时有这种气魄吗?我有点怀疑。我看了很多资料,在解放初期,毛泽东缺乏信心。所以,对那个时期的毛泽东心态,我把握不准。如果说在1956年以后,“一五计划”全面完成,中国实现了统一的情况下,毛泽东的气魄肯定大得很。

提问9:有些专家,包括上次在凤凰卫视有一个中国国防大学教授谈朝鲜的战略军事地位和缓冲地位已经失去。不知道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沈志华:你提出的是个现实问题,在这里还是追述一下历史,在历史事件中寻找答案。在朝鲜战争爆发的时候,苏联、美国、中国都没有把朝鲜作为一个战略要地。而在朝鲜战争爆发后,各国却将其视为一块极具战略意义的地带,原因在哪里?是基于它的特殊地理位置?朝鲜战争爆发的时候,美国国防部是反对参战的,理由是如果参战,当时就不把那些军队撤出来。在他们看来,占领朝鲜半岛没有任何的军事意义,所以作出了撤军的决定,让苏联人占领好了。之所以这样做,主要基于两个理念:一个是从军事上进行的考虑,第二个是二战结束后,在政治家和军事家头脑中的战争是一个全面战争的概念。局部战争的概念是在朝鲜战争结束后才出现的。所谓局部战争就是战争可以在某个地区予以结束,呈现双方开战、谈判、停战的过程。此后的越南战争就是按照这一思路加以解决的。而在此前的战争都是打着打着就引发了世界大战。两次世界大战均是如此。当人们没有局部战争概念之时,他就没有局部利益的考虑,而首先想到全局利益。如果从全面战争的概念出发,占领朝鲜就没有意义,在朝鲜战争以后随着理念的转变,由区区的半岛,衍生到美国在远东的整个利益,情况就发生了变化。

提问10:朝鲜战争中谁是最大的赢家,谁是最大的输家?

沈志华: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单就战争而言,苏联当然是最大的赢家。他也就是花了点钱,后来我们又都偿还了,基本没有损失,但中国、美国和朝鲜都很惨痛,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而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日本、台湾却占了便宜,日本由一个战败国一跃成为美国的盟友。12月29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开会讨论台湾问题。军方一直认为台湾是艘不沉的航空母舰,对于美国具有极其重要的军事意义。中共打到天津从天津撤,打到青岛从青岛撤,打到上海从上海撤,在中国大陆,美国海军陆战队丧失了立足之地,必须坚守台湾,与中共对峙。艾奇逊否定了军方的看法,提出要从政治上看问题。他认为,美国真正的敌人不是中国而是苏联。如果美国把军力、物力投放到与中国一争高下上,苏联就会隔岸观火,从中渔利。最好的办法是,将中苏割裂,争取中共的靠拢,至少让它处于中立地位。如此,在美国和苏联之间就隔着一个偌大的缓冲地带,美苏直接冲突就不会发生,世界就会走向和平安全之路,若达此目的,就必须出卖蒋介石,把台湾让给共产党。后来的发生的情况却与艾奇逊的主张背道而驰,台湾在朝鲜战争中得以生存并获得了发展,蒋介石由被美国准备抛弃的对象提升到进一步稳固了自己在台湾的统治,因此说来,台湾在这次战争中也是一个大赢家。

本文根据演讲录音整理,未经演讲人审阅,如有疏漏,敬请谅解。因为此视频无法通过腾讯平台审核,所以此文没有相应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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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如果需要感谢的话,我倒想感谢日本皇军侵略中国”

1964年7月10日,日本社会党委员长佐佐木更三偕委员黑田寿男来北京,与毛有下面一段对话∶

毛∶“我曾经跟日本朋友谈过。他们说,很对不起,日本皇军侵略了中国。我说∶不!没有你们皇军侵略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就不能团结起来对付蒋介石,中国共产党就夺取不了政权。所以,日本皇军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好教员,也可以说是大恩人,大救星。”

佐佐木∶“今天听了毛主席非常宽宏大量的说话。过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给你们带来了很大的损害,我们大家感到很抱歉。”

毛∶“没有什么抱歉。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国带来了很大的利益,使中国人民夺取了政权。没有你们的皇军,我们不可能夺取政权。这一点,我和你们有不同的意见,我们两个人有矛盾。”(众笑,会场活跃)。

佐佐木∶“谢谢。”

毛∶“不要讲过去那一套了。日本的也可以说是好事,帮了我们的大忙。请看,中国人民夺取了政权,同时,你们的垄断资本、军国主义也帮了我们的忙。日本人民成百万、成千万地醒觉起来。包括在中国打仗的一部份将军,他们现在变成我们的朋友了。”             (摘自《毛泽东思想万岁》,第533至534页。)

1972年中日建交,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向毛道歉:“啊,对不起啊,我们发动了侵略战争,使中国受到很大的伤害。”

毛:“不要对不起啊,你们有功啊,为啥有功呢?因为你们要不是发动侵华战争的话,我们共产党怎么能够强大?我们怎么能够夺权哪?怎么能够把蒋介石打败呀?”他感谢田中角荣。“我们如何感谢你们?我们不要你们战争赔偿!”

(翻译摘自《田中角荣传》日语原版)

同参加在日本召开的第十一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后访华的外宾谈话1964年8月22日

毛:“美国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投了两个原子弹,损害了日本人民。因此使美国在世界大部分人民中间的名声不好。……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政府是强迫日本人民进行侵略战争的,但后来起了变化,遭到了美国的原子弹之害,所以日本人民,包括某些政府人士也反对战争。”

1955年10月15日同日本国会议员访华团谈话

毛:“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把我们的关系改变了,刚才已经讲到,你们是处于很好的地位,处于理直气壮的地位。过去你们欠过人家的帐,现在你们不再欠帐了,而是有人欠你们的帐。你们现在很有政治资本,我们也有政治资本,向美国讨帐。它欠了我们的帐,这一点,我想我是根本没有讲错的。你们现在是轻松愉快了,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不同了,理由抓在你们手里,是不是?对不对?对你们过去欠的帐再要来讨帐,这是没有道理的。你们已经赔过不是了。不能天天赔不是,是不是?一个民族成天呕气是不好的,这一点,我们很可以谅解。我们是你们的朋友,你们对中国人民看得清楚,不是把你们当作敌人看待,而是当作朋友看待的。

毛会见日本社会党议员黑田寿男等人时的谈话 1961年1月24日

毛:“日本皇军过去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因此中国人民接受了教育。如果没有日本的侵略,我们现在还在山里,就不能到北京看京剧了。正是因为日本皇军占领了大半个中国,让我们建立了许多抗日根据地,为以后的解放战争创造了胜利的条件。日本垄断资本和军阀给我们做了件’好事’,如果需要感谢的话,我倒想感谢日本皇军侵略中国。”

以上文献均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合作编辑的《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

中国白领一族99%面临破产,但绝非危言耸听!

近日,香港著名经济学家郎咸平说,在中国99%的白领以及他们的家庭即将面临破产。而且是必然破产,无路可逃!这件事可能是发生在未来2-10年。

郎咸平说,你可以尽量去怀疑这个数字。但它必然发生,绝非危言耸听。

就如他预言中国国营企业职工必然失业一样,在当时来说没人信。但确实会发生。因为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其必然以不断的以通货膨胀和改革手段来换取经济的发展。而每一次改革所带来的阵痛都是由百姓来承担的。

郎咸平说,无论是上山下乡时迷茫的知青们还是改革开放带来的大量国企纷纷倒闭时大量下岗职工,如果他们能有一定的前瞻性的话,那么他们也许会为自己留一点后路。但是由于过分相信文件以及过分相信生活不会突变,所以才导致了他们的人生悲剧。

有人说政府不会坐视不理白领破产,其实政府当然不愿意。可有的事情,怎么说呢,想想当年的下岗职工吧。引起了那么大的社会震动,又能怎样呢?!

今天的白领明天破产的时候,也就那样而已。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快速腾飞。但旧的体制并没有完全更改。各种重要行业依然施行的是政府垄断机制在运转。如:银行,金融,冶金,能源,信息,运输,医疗,教育,土地。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不可能对这些东西进行全方面的改革开放。但到了今天,垄断经营所带来的矛盾日益突出。

首当其冲的就是房地产。由于中国的法制不健全,尤其是金融以及改革领域里出现了各种失误导致房地产节节攀升。随着房地产的增加以及外来人口向大城市集中。所以城市新民工也就是所谓的“白领”收入表面上也在提升,以北京为例3000-15000元人民币的月薪处处可见。但收入主要用于支付租房或还贷。

为什么99%的白领家庭会破产,就必须先了解房价为什么会这么高?高在哪里?资金是运转的?以及发展趋势带来的相关效应。

1:导致房价爆涨的第一个因素:银行竞争下的贷款开放。

房价的爆涨的因素主要是因为百姓在替政府所犯下的错误买单。比如以前一个开发商通过某银行贷款了1000万开发了一个房子。如果还不起那他就倒霉了,因为所有的银行都是一个体系,你欠了钱没还就再也没有翻身的机会。但是中国在银行改革的基础上开了一条口子,为了各银行之间的竞争所以把工行,农行,建设银行等等全部独立运营。这本来是好事。但问题是这些银行都不是私有的,而是国家的。不难想象,当一个开发商从工行贷款1000万的后果。他只需要用500万来开发房子,然后把售价提升,再把这个开发中的房子按他的售价标准抵押从农行再贷款2000万,然后再用这2000万中的1000万开发一套售价更高的房子来找建设银行抵押贷款4000万。就是这样一个滚雪球的疯狂贷款模式。

房子卖不卖得出去不重要,关键是房价要高,不得降价。反正银行的钱不是私人的,所以稍微疏通一下行长加之又有“合法的”高零售价的楼盘做抵押,自然就越来越好从银行贷款。

这样造成的结果就是,房子价格只攀不跌!因为不能跌!!

一跌银行贷出去的款就再也回不来了。这可是政府的银行,政府的钱!

所以,为了堵住这个资金黑洞,一些被收买的专家、媒介便开始疯狂制造舆论,用各种舆论手段威逼利诱人买房子。

土地资源严重紧张,再不买房将来就只能住在郊区呀之类的,导致人们不得不去买房。其实住不了市中心这种情况这根本不可能发生,城市居民是一个新老替换的过程,要上班的住城里,老人退休喜欢住郊区。只要人口不爆炸就不会出现上班族住不了市中心的情况。虽然这些舆论造成了很多人买房子,但是仅仅是这样,房价还没有高到现在这样的离谱。紧接着,政府又犯了第二个错误。

2:导致房价爆涨的第二个错误:中国特色的按揭。

按揭本来是一种西方很流行的制度,也很合适。但这个制度一旦运用到中国就有点问题了。因为从大的体制上来说,所有银行都是国家的,而不是私人的。所以贷款这个关口就不可能控制得住。只要文件上说得过去,人们就能贷到款。

政府开始实行个人按揭制度来售房。还经常举什么美国来太太和中国老太太的例子来诱惑人们去按揭。确实有人按揭了,而且是疯狂的按揭。只要和银行有点“路子”的人。他们先按揭一套80万的房子,自己出10万首付然后再从银行贷出70万。之后再把这个房子抬高价格到180万出售。这个时候他们的亲戚或者老爸老妈再去买下,也用按揭的方式自己出首付30万再从银行贷出150万。然后就不管了。他们不还贷款怎么办?银行爱收不收。反正根据合同我还不上钱你可以收走房子,我们两不相欠。转了一圈,抬高了几倍价格的房子又回到了政府回到了银行手里。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很多新楼盘刚开始修就被“炒房团”买走了。他们炒的不是赌房子会升值,而是拿了房子去收拾银行。

银行拿到这个房子怎么办?更不敢降价了。只好再加点价接着卖。所以普通老百姓现在根本别想买到真正合理价格的房子。即使你直接从开发商手里买来的房子都说不定已经转了好几次手又回到银行以及开发商手里的了。说句不好听的,现在8000/平的房子里,有只有2500才是房价,有5500都是以为决策错误带来的资金黑洞。也就是说,你正在替人任劳任怨地擦屁股。

3:第三个问题:白领家庭何时破产??

研究了房子价格为什么会涨,再来研究中国城市白领家庭破产的必然性。

国外白领收入确实是高,但是高得有价值。而中国所谓的白领则普遍素质较差。中国企业内耗严重,人人相轻,人人顽固。所以难怪外资企业一进入中国大陆市场就开始惊呼:“在中国办企业招不到人!”有人会说:“既然现在的白领不值这个身价,你说说为什么他们还能拿到这样的薪水呢?”其实,这由于房地产的火爆造成的一个量子效应。银行损失的资金大量的经过少数人之手流向了市场。这些人开始在中国的其他领域疯狂投资。因为他们自己也知道房地产就快要崩盘了。他们这样一轮又一轮的投资热潮正在快速消化这些资金,他们投资互联网,投资高新技术,投资娱乐,投资很多很多,但起码付出的工资要够员工付房子月租或者月供。所以正是因为房价的高涨所以造就了中国城市人口工资水平的相对提升。不相信你自己算算你所在的城市白领阶级平均收入,一旦交完每月的房钱,手上还能剩多少钱,相信大家都心里有数。

所以,一旦房地产崩盘,紧接着崩溃的就是你的工资。

很多白领都购了房。他们的算盘很简单:“两口子除开各种税收保险每月纯收入还12000。交3000房钱算什么?我还能再买一套呢!”是的,不算什么。但因为房子贵所以什么东西都贵。吃的贵,交通贵,学费贵,医疗费用更贵!!

所以,交了房钱你再除开生活费用,就基本上一分钱存不下来,就算存点也赶不上正常的通货膨胀率。问题是如果能一直保持这个现状的话,理论上说应该没事。你这二十年赚来的钱正好可以弥补政府的两个错误带来的亏损。

但问题也出在这里。随着WTO五年缓冲期的结束,大量外资通讯,银行,医疗,保险等等公司都会陆续进入中国。到时候没有人能阻止你把钱存入花旗,存入汇丰。请问一下到那个时候谁愿意把钱存在呆帐坏帐如此之多的中国国有银行呢?即使政府再怎么采取措施,也可能挤兑,所以到时候会发生什么现在还很难说。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到时中国国有这些银行的压力将变得非常巨大。贷款就会难上加上,因为银行根本无钱可贷。同时大量具备高素质人材的外资企业进入中国,必定带来市场的强烈冲击和大量现有企业的倒闭以及白领失业。

也就是说,一旦外资企业加入竞争,中国现有的99%的白领都将面临大环境下的就业压力。

外资银行一旦积累了资金开始投资房地产,那么由于它们是正常的操作流程,所以造出来的房子就会便宜,其必然拉动全国房地产大幅下跌。

房价一跌,紧跟着跌的就是你所在的企业的工资收入。

可你之前买的房子还贷价格并不会降低或者减少,所以你将无力支付高昂的贷款。那么你的的房子会被银行收走,你的存款会被直接冻结。

所以,未来中国城市中的白领们最大的可能是和几十年前的中国国有企业职工一样。辛辛苦苦二十年,到头来竹篮打水一场空。

看到这里,你应该明白,不要买房是一个避免破产的好办法。

不过还要提醒你,为了托住楼市不跌,他们还有个办法,那就是鼓吹老百姓不买房就不是个爷们儿。这还真有点效果。现在的人一张口第一句就是:“你有房吗。”似乎你没房就是个太监一样。

还有人发帖说:“不买房子你住哪里?”这就奇怪了,住和买有必然联系吗?在中国一个土地都不属于你的房子,卖给你和租给你有什么区别?!更别提土匪一样的物业和把人不当人的强制拆迁!这不纯粹是“皇帝的新装”吗?!

不过,既然WTO中已经说明出版业和传媒业中国还是不对外开放的,那么舆论救市就会成为政府和开发商手中的最后一张王牌。

我们在面对很多花言巧语的时候还是自己多动动脑子。以后我们听到的房产的鬼话会越来越多,越来越令人发指。

比如最近就有砖家在鼓吹房价不贵时都说:“即使年薪5万,两口子也是一年10万,5年就50万。所以房价当然不贵。”奇怪的是居然有人点头称是。

也许对于这种或者此类已经进化到了不吃不喝不病不穿不动、且爹娘早已死绝不用赡养的砖家来说,也许还真是那么回事。所以大家注意提高警惕。

买房或者准备买房的白领一族必定随着房价的崩溃而崩溃,那会是一个缓慢发生的过程。短则两年,长则十年。但这是不可逆转的趋势。

所以中国99%城市白领一族已经面临破产,绝非危言耸听!

今天你往银行交的每一分房钱都是替政府替炒房者补洞,只有一小部分是真正的房钱。明天大环境一变,你没有那么多资金来补洞的时候,就会被市场和银行一脚踢回老家,换一批新人来接着补。不信?走着瞧呗!

为什么说99%这个数,是因为99%的人一旦月薪过5000就开始买房,甚至3000,4000都买。小俩口什么都不明白这样买下去人生一定会很惨。

当然如果你是那1%的智者,多劝救他们吧。

贺卫方:王立军庭审报道让人很害怕

今天看了新华社记者采写的关于王立军案件的庭审报道,说句实话,看完之后让人很害怕。这害怕主要来自于这样几个疑虑。

首先,薄谷开来是个律师,她的法律知识是普通人所不能相比的。但是,她竟然敢在她认为有人威胁到她儿子的安全时,就敢于动杀心,并亲自下杀手,事后,还敢于向一个公安局长主动透露,并寻求脱罪帮助。她的胆子和自信从何而来?

第二,一个直辖市的公安局长,手上掌握了国家所赋予的执法大权,却敢于在得知有人杀人后,安排部下为其掩饰并在毁尸灭迹后,还主动打电话向杀人犯报告说“化作青烟,驾鹤西去”。法律在一个颇有地位的执法者心中完全成为了私人关系中被可以随意践踏的玩物。这样的人是如何成为执法者的?如果他曾经是一个法律的捍卫者,那么,他又是如何变成了一个践踏法律的人的?

第三,当王立军感到与薄谷开来的关系变得疏远,自己有危机感后企图以攻为守,向市委书记也是犯罪者的丈夫反映案情时,这个向来以正派、廉洁、嫉恶如仇的形象示人的书记不是立即指示执法机构逮捕犯罪嫌疑人,而是给了王立军一耳光。一个受为人民服务、执政为民等理念熏陶了一辈子的高级官员在大是大非面前所表现出的行为竟然连一个普通的民众都不如,他是怎么在官场上得以混了一辈子的?

第四,很奇怪,采写这篇报道的记者在谈到打王立军耳光的人时,只说是“当时的重庆市委主要负责人”,难道,说是“当时的重庆市委书记”有问题吗?难道,直接说出这位书记的名字有问题吗?

第五,当王立军明白地告诉了这位市委书记其老婆的杀人犯罪事实后,换来的却是他身边人的被审查和他自己的被调职。书记的权利怎么这么大?不是说集体领导吗?当书记违法时,其他人在干什么?为什么所设置的权力管理和制约机制管不住第一把手的徇私枉法和对权利的肆意滥用?这样高级别的官员玩这样低级的杀人游戏,为什么没有被及时制止,而只能等到他们狗咬狗的时候才不幸被自己曝光?

百思不得其解。

因为百思不得其解,所以就产生恐惧。原来,行使了多年的社会管理机制和机构竟然管不了高级别的官员犯罪。原来,管理我们社会并被我们所敬重的“首长”、“领导”中间,竟然有这样一些完全不把法律当回事的王八蛋!

那么,往小里说,以后,我们再看到电视中那些正襟危坐的首长和领导时,我们应该对他们报持何种态度?是怀疑,是蔑视,还是依然敬重?对他们所宣扬的各种光辉灿烂的说辞和论调是嘲讽,是反感,还是坚信不疑?

回望二百年的中国近代史,回望一百年的中国现代史,回望60多年的建国史,我们该是为这样的现象出现在21世纪的中国,是哭泣,还是愤怒?

陈丹青新加坡演讲《母语与母国》全文实录

大家好,我第一次来到新加坡,飞机飞过来时,往下看,以为会遇到几架搜救(注:马航MH370)的飞机。海面波浪非常细腻,远远看下去像皮肤一样,上面一小朵、一小朵云。然后就降落了。降落以后呢,非常快我就发现,太好看的一个岛,一个城市。

我不会讲演,每次都请邀请方给题目,看看能不能说。彭导就说新加坡华人对华语的教育,华语的前途,有各种担忧——我的无知和轻率就上来了:我想,好啊,我也在海外待过,我也说华语,跟母国有种种纠缠的关系,那就讲“母语和母国”。多么轻率啊,直到来了新加坡才被警告:“你踩了雷区,要慎重对待,要不然你会伤人,也伤你自己。”

此前我成个老油子了,这回有点紧张,新加坡是个让人紧张的地方。(众笑)刚才等在后台,看视频,看到诸位的大会开始了,好严重,像是开十八大的样子,一套一套介绍……但这也是新加坡的好,有点儿像日本,干什么事都如临大敌,结果来了个傻逼,不知轻重,谈什么“母语和母国”。

(众笑)

昨天差不多没敢出去走,宅在宾馆房间写发言稿。前天倒是参观了孙中山待过的小房子,当年孙先生在那儿聚众谋反——现在的说法是“dian fu国家#罪”(众笑)——照片里他跟一帮本地老华侨坐着,都长得很有样子,在那儿合计谋#反。

我是广东台山人,我的父亲这次也一起来看看新加坡。我们非常服气,没话说。早听说新加坡多么干净、多么现代化,眼见为实。我走了几圈,找不到一个地方让我觉得这里没弄好,那里又不对。没有——我来自一个丑陋的疯狂的城市,就是北京;我又生在曾被过度赞美的,但现在也非常丑陋的城市,上海,所以我有对比。每次到日本,很沮丧,我想,什么时候中国也有个城市能够跟日本比比——随便日本的哪个城市——想来想去,想不出。

二战前的东京,没法子跟上海比,很土,从前的东京人要飞到上海才能赶上应时的好莱坞电影。诸位一定知道现在的东京,也去过东京。这次在新加坡,我发现终于有座城市,住着很多中国人的城市,可以对日本说:“我们也很好,还比你大!”

可是父亲告诉我,半个多世纪前,或者更早,台山老家的人,最好是到美国,到旧金山,比较穷的,会跑到南洋,其中包括新加坡。我们祖村里有个人从新加坡回乡,穿的衣服跟他走的时候一样。他老婆气死了,就在门口打他:“你怎么混成这个样子?!”

南洋华侨曾经很苦的。我相信在座各位的祖上肯定很早过来,天翻地覆。二战以来,1965年以来,70年代以来,在座很多跟我同辈的人,一定目击了这个国家怎么变成今天的样子。

接下来试着谈谈我的不知轻重的题目:“母语和母国”。

我先要说,当我想到这个题目时,有个低级错误:我自己曾经是海外华人,要来新加坡,就把这里的听众也想成海外华人。我很谢谢这两天当地朋友警告我:这里是“新加坡华人”,不是“海外华人”,完全两个概念。

所以我先退回自己在纽约的身份。我在大陆被称为“海归”,所有仍在国外的华人羣体,被称为“海外华侨”。大陆还有个“侨办”,我们都是侨办的工作对象。所有海外华侨,说母语,或者不说母语,用母语批评母国,或者赞美母国,都会牵扯到剧烈的感情问题、情绪问题,有时候会打起来。因为母语问题,就是语言问题,语言问题,就是政治问题。在所有国家,在所有历史阶段,语言问题从来不会超越政治。

我1982年出国。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新世纪,海外华人的变化非常大。我刚去时,很少很少大陆人,主要是广东人,其次是台湾人。今天完全不一样了。大家去过纽约就知道,华人小区再也不是从前的广东台山帮,中原大陆各省份的人都有。大家知道“FL功”。FL功要是在纽约街上示威,骂中国,就有东北大汉,女大汉,上去就打,暴打,警察都扯不住。

这是今天的“海外华侨”。可是换在30多年前,我亲眼看见唐人街的广东青年过春节时,舞龙灯、耍狮子,舞到大陆开办的店面,会用狮子头伸进去拱几下子,同时戏谑地说:“打#倒#中#共!打#倒#中#共!”现在呢,每到十月一日,唐人街挂出许多五星红旗。

所以三十年来中国大陆的变化,直接影响海外华侨的变化。此下我要非常审慎地区分,这么一大群海外华侨——北美南美的,西欧东欧的,日本的——不包括新加坡华人。

我来试试看会不会说走嘴。大家知道,大-陆是个不能随便说话的地方。在这儿不知道能不能稍微随便一点。如果不能,大家当场告诉,我赶紧打掉几个牙齿,讲完后,再装回去。(众笑)

刚才说了,语言问题是政治问题。著名的文学作品,都德的《最后一课》,大家知道。大家也知道,英国人在所有殖民地推行英语教育,德国人在占领区推行德语教育,绝对是政治问题。像早期东正教俄国和希腊语的关系,西班牙和整个南美国家的语言关系,也都是政治关系。中国就早一点了,中国的语言政治开始得很早,可能是全世界最早的,两千多年前,秦始皇就实行“车同轨,书同文”。此后有五四运动、白话文运动,乃至今天在蒙、藏、新疆推行汉语教育,全都是政治。

我起先不知道这些。我生在大陆,只会说国语。我的第一语言其实是上海话,之后在江湖上混,会说几个省的方言。直到出国前,我没有母语意识,也没有母国问题,一切都理所当然。可是一出去,就发现我从小讲的普通话,在不同区域的华人圈,上演不同的剧情,这些剧情,就是母语和母国的不断错位。

我先到旧金山,见了一堆从未见过的亲戚。糟糕,几天内不能交流,他们生在那里,全说英文和台山话,可我只会说国语,最让我着急的是,我无法告诉他们,这几十年,一家人在大陆经历了什么,他们也无法让我懂他们在外面经历了什么。

救星来了,是我一位表舅妈。表舅妈是缅甸华侨,小时候曾经拿着花去欢迎过周恩来总理,她能说国语——这倒有点儿像新加坡华人,说的是普通话——那几天我跟在她后面,所有讲话的场合,靠她翻译:中国人替中国人翻译。

结果我要飞去纽约了,语言靠山没了,我很慌。1982年,大家想想看,中国大陆还土得要死,完全是第三国家,我蓬头垢面,穿了条自己做的牛仔裤,排在机场的队伍里,表舅妈知道我慌了,就在人羣里找,一找,找到一对台湾夫妇。哎呦!新救星来了,说国语。一路上五个钟头,我们聊到纽约。

可是这么一交谈,语言错位又来了:他们说的是“国语”,我说的是“普通话”,我很感慨:国语、京剧,国术、国医、国画,都是民国语言,我头一次当面听一位中国人很坦然地说,他讲得是“国语”,在大陆,没人说自己讲“国语”的。

到纽约后,我除了少数大陆朋友,此外的交际便是台湾华人,理由很简单,就是彼此懂国语,说国语。

可我很快又发现“国语”的错位。有一次在饭店看到一位壮姑娘给我们端菜,随口问“您从哪儿来呀”,她背过身去,高声回答:“自-由-中*国!”这句话,80年代初很多台湾人会对大陆过去的人说,口头语是:“你们大-陆”,“你们中#共”,我们的口头语呢,是“你们台湾”。跟台湾朋友初次见面,我们会说“解放后”,他们立即纠正,说,那是“沦陷后”(众笑)。我说“北京”如何,他们会说“No,对不起,陈先生,我们只说‘北平’,不说‘北京’”。我的祖父是国民党军官,黄埔七期的学生。1989年我终于去台湾见到爷爷了。我随口说起他曾经参加过的“淮海战役”,爷爷在那里被俘过,他说,那是“徐蚌会战”。1992年,祖父终于被我父亲拉回大陆定居了,父亲带着爷爷参观黄埔军校,参观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园,也是随口提到旁边的“广州烈士纪念馆”要不要去看看。爷爷大怒:“什么广州起义,那是广州暴动!”(众笑)。

那时爷爷很年轻,在广州当宪兵队长。张太雷先生,不知道大家听说过没有,共产党早期的地方领袖,三十多岁年纪,在广州暴#动,死了不少人,以后有个“广州烈士纪念馆”。

所以,明明祖孙之间,明明两张中国脸,明明说的是普通话,但是,不断错位。

我有一位作家朋友,名叫阿城,他有个非常精辟的,朴素的结论。他说,大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是,中华民国;香港是,清朝。(众笑)

非常准确。想想看,香港,没有被国民党统治过,目前回归了,我不想说她被共产党统治,好像开了五十年的支票,不会变,但至少我们说这句话时,香港真的是清朝。证据呢,据说直到七十年代,香港九龙街区的告示,头一句话,叫做“尔等臣民”,还是朝廷口气。如果这是讹传,那么香港电影大家都看,《无间道》看过没有?两张超英俊的脸,一个是刘德华,一个是梁朝伟,拿枪盯着脑袋,说“我是当差的”(粤语发音)。

“当差”,是清朝话,不是民国话,更不是共和国话。共和国说“我是人民警察”,民国话怎么说,我不知道,“老子警察局的”,或怎么样,但不会说:“我是当差的”。香港直到新世纪,还在讲:“我是当差的”。

台湾呢,是另一套说法。“本党同志”,“庄敬自强”,等等等等,大家要是熟悉台湾语言,就知道那是国民党败走台湾带过去的语言。九十年代我在台北中国时报报社走廊,还看到员工奖惩名单,跟电影里民国时期的格式一模一样。

大陆不必说了。凡是大陆出来的我这一辈,都记得各种口号标语,共*产*党是个语言党,非常会创造语言。五十年代,我小时候,百货公司顶层巨大的标语,“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六十年代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七十年代是“造反有理”;八十年代呢,是“摸着石头过河”;九十年代变成“三个代表”;到了新世纪,“和谐社会”;现在呢,“中国梦”……

所以语言会变成人羣互相辨识互相认同的符号,不可替代。

八十年代,散在各国的大陆人很少,我听英国留学的朋友说,有一次他看完电影,忽然有个女孩冲过来说“你们是北京来的?”“是。”女孩当场嚎啕大哭,说是太久没听北京话了。我在纽约时,1983年左右,有一次和我表兄下了地铁往回走,发现跟随的影子,有个人远远跟着我们,听我们说话。我就回头跟他聊。他说“你们是上海来的?”,我说“是”,他说:“哎呦,二十年没听过上海话了”。我说为什么,他承认他是1972年中共最早到联合国的时候,他叛逃留下来,隐名埋姓。但毕竟忍不住思乡,夜里听到两个人在街头说上海话,就跟着我们。

这是方言认同,还不是母语认同。我相信伦敦的北京女孩如果听到云南话,不会嚎啕大哭,上海的叛逃者听到贵州话或者宁夏话,不会跟着我们走。所以在大陆,港台,海外,上百年形成了三套话语。三套话语之间,彼此很难沟通,有时甚至听不懂。

自古以来,中国是个宗法文化,宗族文化,认同乡,认同姓,认同宗,但未必认母语,认国家。“国家”概念传进来,只有一百多年,是洋人弄出来的名号。法国,英国,最早创立现代国家,有了“国家”这个词,这个概念。此后,各国跟上来了,爱国主义啊,叛国啊,敌国啊,友国啊,等等。你到东晋去问陶渊明,他不会说“我是中国人”,他会说“我是东晋人”。《桃花源记》说:“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你去问苏东坡,他会说“我是北宋人”不会说“我是中国人”。你去问董其昌,他会说“我是(某一代皇帝的)明朝人”,我忘了他的一生经历了几个皇帝。他的画,那个时候也不叫“中国画”,甚至不叫“水墨画”。

所以,中国,国家,母语,母国,都是外来词的翻译。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中华民国——台湾,清朝——香港,还可以延伸,延伸到越南华人,缅甸华人,马来西亚华人,印度尼西亚华人,都没有经历民国和共和国,那里的人说广东话,闽南话,大致是清朝语言,是传统的母语。

问题来了,这两天我开始受教育,就是,新加坡一地的华人华语,讲的是普通话,写的是简体字,是共和国版本——据说贵国的李光耀会六种语言。我听说,他到台湾,跟蒋经国一块儿下农村,他忽然直接用闽南语和台湾农民沟通,小蒋看在旁边,不舒服,“他可以直接和我的民众沟通,我无法跟本岛人沟通”。我相信小蒋的政治思路,以后改变了。同样是这位李总理跑到中国讲演,听说是杨澜用英文主持,李总理就说:“No,今天我要说普通话”,这可不得了,底下人服,这家伙会说中国话!然后呢,他是剑桥毕业的,他用流利的英语跟西人辩论,他是位语言政治家。

据说,他启动了当时的华语运动,也据说,他持久抑制华语教育。我不知道在座对李总理的意见,但我想要说一个更大的历史背景,更大的政治背景。

以下是非常粗略的介绍——我读过一本书,也在其他一些书里得到印证,就是,整个亚洲地区落后国家为什么会在这两百年,一百年,经历剧烈的文化震撼和政治动荡。原因,一切的一切,差不多要追溯到启蒙运动以后。十七八世纪,英国、法国,建立了现代共和国,建立了现代国家概念。现代国家起来后,同文同种的人群在一个划定的区域,结合为共同体,很多小公国,封建主,小皇帝,变成共同体,便于调动资源和军队,抵御外敌,也便于侵略外国,使自己的共同体空前强大,这种共同体,被叫做国家。

最早受刺激的,是欧洲日耳曼民族和区域。那里是欧洲后起的国家,受刺激时还是上百个小公国,是普鲁士人的农业区域,相比法国、英国,很落后。他必须急起直追。急起直追,立刻遇到两个尖锐的问题:就是,我要是把你的新观念,新结构,新器物,学过来,本国的文化怎么办?我的民族记忆怎么办?所以最早,是德国人提出了文明和文化这两个概念——浪漫主义运动也是德国人弄起来的。大家如果去听华格纳的音乐剧,大部分是德国古代神话——用中国话概括,就是,德国人在他们的现代化过程中,在转型为现代“国家”的催逼之下,开始了中国人叫做“整理国故”的这么一个文化运动。

从此,不得安宁的是什么?就是所有后进区域都要转型为先进国家,都处于以上两难,非常屈辱,痛苦,但非常切迫,必须作出选择——如果保全自己古老的原有的文化、传统、习俗,你很可能亡国;如果学来先进国家的器物、观念、思想、技术,你,第一步可能丧失自己的传统,然后一步一步丧失自己的记忆。

这是很难调和的事情。很难调和。

日耳曼地区当时对法国做出了回应。不久,德意志民族慢慢强大了,也变成现代国家,变成所谓帝国主义。而这股现代国家的风,慢慢往东,吹到斯拉夫地区。斯拉夫地区也布满小国,往东,往北,还有一个庞大的帝国,就是俄罗斯。

俄罗斯在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虽然此前有过彼得大帝强行推进西化运动,但被法兰西共和国的现代概念一冲击——自由,平等,博爱——俄罗斯也发生了跟德国一样的运动。什么运动呢?就是,到底保持自尊,我俄罗斯人最好,最优秀,我俄罗斯文化最美,最善——还是,我要西化,我要学西方?

托尔斯泰那代人,车尔尼雪夫斯基(Chernyshevsky)那代人,别林斯基(V.G. Belinskiy),还有更早的果戈里(Gogol-Yanovski),都经历过同样的启蒙和挣扎。俄罗斯艺术家,包括更多的政治家,大致分成两派,有偏西方的,有偏东正教的,两种意见,两股势力。我最近的新书《无知的游历》,就是谈俄罗斯印象:我举出六个伟大的艺术家。作家是托尔斯泰(Tolstoy)和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yevsky)对应,音乐家是柴可夫斯基(Tchaikovsky)和莫索尔斯基(Mussorgsky)对应,画家是列宾(Repin)和苏里柯夫(Surikov)对应。前者,托尔斯泰、柴可夫斯基、列宾,相对代表倾向西化的经验;后者,陀思妥耶夫斯基,莫索尔斯基,苏里柯夫,相对代表俄罗斯本土的经验。虽然后者的艺术语言全部学的是西方,是从法国、意大利、奥地利、德国学过去的,但是他们的主题,他们的情绪,他们的精神性,偏向东正教的旧俄——俄罗斯。

这样一种自卑的,骄傲的,纠结的,同时必须有所选择的情况,到了19世纪中期,开始从欧洲大陆,从斯拉夫地区,从俄罗斯,转到亚洲。一个是印度,一个是中国,一个是日本。

这三个亚洲国家对西化的态度,西化的步骤,尤其是西化过程中的剧情,非常不一样。但无一例外经历了共同的痛苦、自卑、骄傲、挣扎——我们到底要全盘西化,还是保留传统文化?这种纠葛,比欧洲人,比俄罗斯人,更尖锐。亚洲文化,东亚文化,跟西欧文化差异太大了。中国和印度那么古老……此后的故事,大家耳熟能详。清末,从朝廷,直到士子,直到老百姓,对西洋人的怨恨,恐惧,然后慢慢了解,慢慢想要学习,这么一个过程,流了很多血,做了很多噩梦。但是,一百多年来,我们最后的选择还是西化,强国,不然你就被灭掉,至少,总是挨揍,受欺负。在日本,这条路曾经引发持续的政*变和谋*杀。

这本书的作者,是美国人艾凯(Guy S. Alitto)(注: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论文化守成主义,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艾凯,中文写作),他例举了一大堆名字,把每个国家的文化守成主义者和反现代化、反西方的伟大人物,作了排列:

在印度,是泰戈尔,甘地。

在中国,是辜鸿铭,梁启超,梁漱溟,张君劢。

在日本,那堆名字我无法复述。

他举出一个有趣的现象,几乎是通例:这些人早年受的全是西方教育,甚至直接在西方大学毕业,甘地、泰戈尔都是这样——辜鸿铭根本就是外国人,二十几岁才回到中国——可是在青年和中年时期,忽然由于某种原因,一种内在的自尊,他们回向文化保守主义,对西方和西化的过程,持续抨击,希望唤起民众对本国文化的注意。这个庞大的历史叙述,今天只能粗略地介绍到这个样子。

略微了解中国近代史的人,都知道,鸦片战争、甲午战争之后,庞大腐朽的朝廷,最后,不得不屈服,不得不采取开放政策,西化政策。第一步,就是派留学生,留学的第一步,就是学外语。

所以,强国,西化,现代化,项目非常多。

一百多年过去了,几代人奋斗、牺牲,从硬件上说,目前可见的器物指标——机器的“器”,物质的“物”——中国几乎全部达到了。可是在文化层面,对不起,改变是改变了,根子里,很难改变。要从文化深处现代化,第一恐怕还是语言,因为语言影响思维,思维渐渐改变现实。英语,可能是实现现代化和西化最有效、最通用的语言。香港是个例子,它根本就是殖民地。但这几天我才知道,跟新加坡比,香港英语普及程度,似乎还没新加坡彻底。

印度是另一个例子,我无能回答。很多印度人会说英语,受英语教育,为什么还是脏、乱、差?为甚么印度不会出现一个新加坡——我无法回答。

我只能说,中国人太聪明了。中国人的制度,太早熟。什么意思呢?古代的例子,总要说到秦始皇,车同轨,书同文。那是全世界最早的语言统一的先例,语言统一,直接影响中国建立全世界最早的文官制度,最早的科考取士制度。英国后来的科考受益于中国的启示,虽然他们到中国来,已过了明朝。直到今天,欧洲大陆的语言,不统一。

语言的统一,不统一,各有利弊,这里无法谈论。但是贵国的李总理是个语言政治家。他可能想在小国家,小族羣,率先高效地西化。语言必定是第一步。所以在这里,马来语是母语(注:新加坡国语);英语是实际上的“国语”;华语呢,成为辅助语言,对外,方便跟中国作生意,对内,可以成全族羣认同,族羣和谐——是这样吗?我希望大家反驳我,给我指教。族羣的母语不影响国家语言,官方语言,族羣假使落后,暂时也不影响国家的现代化——李总理有他的算盘。

总之,全世界各国华侨,没有一国像新加坡华人这样,能说双语。美国六七成以上的中老年华侨,大家清楚,一辈子因为不会说英文而受苦。各种法律纠纷,各种歧视事件,各种日常生活,包括代与代之间的情感,因为语言问题,带来很多悲剧。

三、四年前,贵国《联合早报》曾邀请我来讲演,说,“你来,这儿有你的读者”。我很惊讶,但粗暴地回答,“我不喜欢李光耀,也不喜欢新加坡,太干净了。”(众笑)就没有来。现在想想,真是个狼羔子,非常无知,非常粗暴。

为什么我不喜欢李?因为八十年代纽约有很多关于他和新加坡崛起的报导。一方面,我觉得他是对的,另一方面,我很纠葛,因为我讨厌权威主义,讨厌儒家式的道德统治。我生长在毛时代,毛试图用极端的道德统治。我从小目击威权和道德统治,荒谬到什么程度,付出多大代价。所以看到任何人想用权威主义,想用变了形的儒家道德统治,都会反感——所以,我刚才说的话,并没有资格,也没有意图,为这里的语言政策辩护。诸位生活在这个语言场域,你们的痛感,你们的心理,跟我不一样。我需要诸位指教。

母语,讲还是不讲?讲多少?讲到什么程度?永远牵扯到两个问题,一是自尊心,一是安全感。例子,几乎举不完。在语言问题上,我们非常容易受伤:对外容易受伤,对内也容易受伤。

大家一定听说太多华语家庭,我指的是华侨——这里的情况,请诸位告诉我——就是,我所见过在欧洲的温州人,在美国的福建人、广东人,很多很多悲剧,来自家庭两代之间语言无法沟通。对外,事情就更多了:你开个罚单,来张传票,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我亲眼在纽约海关口见过很多台山乡亲,大嫂、老太太、乡下小孩,站在官员面前,什么话都说不出来,必须临时请人帮忙,才能过关,双方都困扰。

我女儿在美国长大,不会读中文,也不会写。她会说,但词语有限。我在大陆有不少年轻读者,比我女儿还年轻,但女儿从未读过我一本书,一行字。

此外就是安全感。语言的安全感,推至极端,历史上许多国族要征服另一个国族,第一件事,灭你的语言。人杀不光,灭你的语言。

昨天这里的客人问我,目前此地实行这种双语教育,弄得英文没那么好,汉语也一般,我怎么看?我想,其实很简单。各种统#治术里,最聪明的统#治术,就是愚*民教育——让你大约知道一点,但不很深。(众笑,鼓掌)

(你看,动到诸位这根筋了。)

中国从先秦开始,孔孟开始,就知道愚*民教育。“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我不懂国学,但我知道孔孟这帮聪明人,很早很早就告诉君王,你怎么统治老百姓,怎么耍他,他还不知道。愚#民统治的最高境界,以我所知,是最近六十多年。为什么是最高境界呢?就是人民差不多已经不知道,也不在乎被愚,简直出神入化,就是,民开始自愚(众笑)。今天大陆的太多现象,一句话,就是“民自愚”。

那么,母语在国内的情形怎么呢——啊,除了新加坡!我现在一讲到新加坡就紧张(众笑)——我要告诉大家,大陆的中文教育,中文水平,也是江河日下。

大家可能知道我十年前提出辞职。我完全疯掉了,四年招不到一个研究生。为甚么?英语差一分,政治差一分,绝对不可以。我对政治、英语的统一考试,深恶痛绝,最后决定不干了。可是呢,另一面,我发现所谓报考研究生博士生的孩子,十之六七,一篇清通的文章,写不下来,一张字条,写不清楚。我回国后,在南北各地大学有过讲演,所有学生的提问、错别字、笔误,所有的文句不通,几乎一模一样。无论清华、北大,还是别的大学,一模一样。

这种状况不仅仅是年轻人,太多小学中学老师、大学教授,甚至作家,都逃不了。大家可能听说有位德国汉学家顾彬(Wolfgang Kubin)前些年扔了炸弹,伤了中国作家的心。他说,中国当代写作,中国当代文学,致命伤,是“语言不好”。这太荒谬了。你可以说俄罗斯作家、法国作家,哪篇不好,哪位是二流,但你批评俄罗斯或者法国作家,说他“语言不好”,那是断命根子。在所有国家和时代,一国的语言,总归是诗人和作家(包括哲学家、思想家)语言最好,结果中国作家全体性“语言不好“?这是剧烈的批评,致命的批评。

他的理由是什么呢?他说,中国当代作家,从80年代到现在,很少,或者,几乎没有一个人通双语。不通双语,对世界文学,世界讯息的大参考,大思维,本身的知识结构,文化眼光,不可能好到哪里去。他举了民国的例子,他说,鲁迅、郁达夫通日文;胡适、林语堂通英文,张爱玲用英文写作……好不容易,这么多年过去了,有个高行健用法语写作,得了诺贝尔奖,可是中国政府不认。我记得朱镕基说,“他是法国作家吧!”。这句话厉害,一句给你挡回去。美国还有一位用英语写作的中国作家,大家听说过,名叫哈金,我见过他,很尊重他,是个憨厚的人。他的文学立场非常清楚。他也得过美国文学大奖,中国政府也不提,国内的写作圈提起他,好几位作家嗤之以鼻,不放在眼里。

母语在母国的状况,尚且如此,海外华人,海外华语,情何以堪?

可是另一讯息又彷佛极乐观。台湾诗人痖弦先生告诉我,他说,华语写作是全世界各语种罕见的现象。西班牙有流亡作家,俄罗斯有流亡作家,其他国家也有,但从来不会在外国组成自己的俄罗斯写作圈,西班牙写作圈。没有。全世界只有华人,用华语写作,到任何地方,温哥华、旧金山,更别说纽约、华盛顿,一定会有个小小的华人作家协会——我相信新加坡一定有。但赶紧停住,少谈新加坡。(众笑)

我听了后,不知道这是语言的讯息,还是民族性讯息。不知道该高兴呢,还是不高兴。为什么?刚才说了,中国是个庞大悠久的宗族传统,人类学术语叫做“熟人社会”,个人服从家族,为了家族,可以牺牲个人。中国现代化了,可是骨子里还是宗法传统,熟人观念一点没变化。中国人是一流的羣居动物,海外作家圈,作家协会,不一定是文学讯息,而是羣居抱团吧。非常抱歉,可能在座就有新加坡作协成员。我又慌了。我自己不是作协,我是单干户。

不管怎样,我想,没人能够否定,母语,不管哪国的母语——我不想强调中文——都是人的“庇护所”,是人的“存在感”。语言的困境,不管是文学的,社会的,心理的,精神的,情感的,和每个国家的所有人休戚相关。

我热爱中文,但我不是国家主义者。语言问题,我的体会不是诉诸羣体,诉诸国家,诉诸政治,而是诉诸我自己。在自己的手中,珍惜母语,提炼她,无论说话还是写作,把母语弄得更有意思,一个一个的个人,母语说得好,写得好,未必影响整体,但会是母语的光荣,母语的骄傲。

这里我要说到我的老师木心先生。不知道在座多少朋友听说过这个名字。(台下举手零星)谢谢大家。不是很多,国内也一样,每次请听众举手,大约就是百分之一,二。

木心先生前年去世了。他几乎一辈子没有名声,也没有组织,没有任何背景,不属于任何作家协会,就是一个人。他毕生只有一件武器,护身符,就是他的母语写作。

文革前,木心先生私下写了二十二本书,有哲学书,有诗,有散文,有小说,有论文,等等,不能发表,也无意发表,文革初,全部抄没了。文革中,他被关进监狱,就在狱中——其实是非#法#囚#禁,不是正式监狱,把他关在地下室,有水渗进来——继续偷偷写作。大家想想看,那样的年代,你狱中写作如果被发现,罪加三等。我亲眼见到那些手稿,密密麻麻,正反面写满。写完后,缝在棉裤内层,日后带出来。他为谁而写?不为谁写,更不可能发表,不可能被看见——他为自己写。他写的不是政治论文,也不是政治抗议,而是诗、散文和随笔。他只为写作而写作。在绝望的环境中,他让母语陪他一起玩。当他失去尊严,失去安全,几乎失去一切,他靠母语写作活下来,他说,他是“一个字一个字把自己救出来”。

出国后,他的著作在台湾出版,一时引起轰动,刚才说的那位诗人痖弦面对许多台湾作家,亲自击鼓,念他的散文。他被称为“文学不明飞行物”,因为你去查1949年以后所有作家名单,没有“木心”。

木心先生七十九岁时,2006年,终于等到了他的著作在大陆出版。不明飞行物飞到大陆了,引起小范围惊讶。没想到的是,很多“80后”,“90后”,喜欢阅读他的书。他过世之前,病重之际,上百位完全不认识的小孩从各地赶来,守护他,为他送葬,这是我亲眼看见的。我很奇怪,问:“你们为什么喜欢木心?”好几位青年说,“我们不懂他,但是愿意读,因为他,我们才知道汉语可以写得这么美。”

木心曾经说,他对翻译是绝望的,屈原无法译成英文,陶渊明无法译成法文。他说,“我活在方块字里,死在方块字里,想想能够和屈原、陶渊明、老子共存亡,心也就渐渐平了。”

他对文字是这样一种态度。这是一个中国人对母语的态度,这种态度是文学的,美学的,内心的,精神的,和诸位在新加坡遭遇到的语言困境,不太一样,但他指向中文,指向汉语,指向我们所有人的母语。

我想说,一个言说母语的人,可能不在母国,可能恐惧他的母国,被他的母国迫*害,但他的生命却是母语,他靠母语自救,甚至拯救没落的母语。木心先生,是一个例子。他用母语调整和母国的关系,可能正是凭了母语,在内心和母国分离。在木心的个案中,母语的力量,大于母国,高于母国。他说,“我是翻了脸的爱国主义者”。他回国后,临死前,偷偷写道——我在他的遗稿里面发现的——他说:“向世界出发,流亡,千山万水,天涯海角,一直流亡到祖国、故乡。”

这段话,是我见过对母国问题的最高见解,非常决绝,非常潇洒。他把母国、故乡、老家、祖宅,统统看成流亡之地,而陪他流亡的,是他的母语。

这不是一个中国人的思维,而是西方“人权高于主权”的思维,是尼采“艺术高于一切”的思维。自古以来,故乡、故国、故园,是中国古典诗人的终极乡愁,可是木心把故国、故园视为流亡之地。他用古老、优美、简练的母语——譬如“千山万水”,譬如“天涯海角”——实践了他的世界主义和个人主义。他用母语推开母国,他背离母国的乡愁,对母语表达敬意。

不管新加坡华人面对华语是怎样的情结,但大家愿意同意:一个现代中国人,不会说母语,是屈辱和尴尬;一个现代中国人,不会说英语,另是一种屈辱和尴尬。诸位能说母语,又能说英语,比起海外千千万万不懂英语,只说母语和方言的华侨,我想,新加坡华人免除了双重的屈辱和尴尬。

我说错了吗?

再者,千千万万海外华侨,说着母语,或无法回到母国,或不肯回到母国,或回到母国感到失落……我相信,在座诸位大部分,可能也免除了无法回去,不肯回去,回去失落的苦境。我当过十八年侨民,我羡慕在座各位,为诸位骄傲。我羡慕,因为大家又会华语,又会英语。我骄傲,是因为大家仍然在为免除更深层面的屈辱,而争夺华语在更高层面的尊严。

今天就这样子,可以吗?

(全体热烈鼓掌)

致敬高华:林彪事件再探(上)

这是一位伟大的学者,他用自己的博学带领我们穿越历史的沙漠,到达知识的绿洲,他用毕生的心血,研究了中国最疯狂迷离的年代,告诉我们一个真实的世界。他拨开层层迷雾,用翔实的史料告诉我们,应该做一个怎样的人。他的研究成果受到业界许多大腕的认同与支持,可惜天妒英才,2011年12月26日22时15分,高华在南京病逝,年仅57岁!

高华(1954.05~2011.12.26),男,江苏南京人,1978年考入南京大学历史学系,师从著名历史学家茅家琦,获历史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

高华生前为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兼职教授,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客座教授,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客座教授等职。

高华为中国著名历史学家,中国当代著名的中共党史、毛泽东专家,被业界誉为“当代中国历史研究领域最杰出的学者”。著有《站在历史的风陵渡口》、《革命年代》等著作。其中代表作品《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揭示了中国式思想改造的缘起与模式,尤为学界所重。

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教授张鸣追悼高华先生时这样说:“高华是我见过的最认真,最严谨,见识非凡的史学家,是我的良师益友。英年早逝,痛哉惜哉!高华走了,一个有良知的中国学者,一个自甘贫贱的坚持学术操守的学者离开了我们。高华的成就,怎么评价都不过分。但他的为人,更令人钦敬。跟他交往,感觉他有一肚子的东西要写,一肚子的东西可写。他是一个难得的好老师,在重病期间,在病床上,还在修改学生的论文,每个听过他课的人,都会终身难忘。高华很穷,其实富有天下”。

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杨天石说:“记得他当时文章写得洋洋洒洒,很有气派,发言也显得‘高谈阔论’,让我印象深刻。”

清华大学副教授刘瑜这样评价他:“高华老师是中共党史以及苏联党史的‘活字典’,他的去世太可惜了。”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特聘教授杨奎松说:高华“是毛泽东研究的排头兵”。“高华先生肯定是近代史学界研究党史的佼佼者。在近现代史研究领域,还有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两方面,高华都领风气之先。高华的研究有很强的个性,也有很强烈的现实关怀。高华的研究表现了一个学者的诚实、正直和独立思考”。

香港卫视执行台长杨锦麟这样评价他:“我与高华有数面之缘,我曾经专程到南京他家中采访过高华,很有自己坚持的一位学者,为做学问折损了自己的生命。高华不齿与谄媚逢迎者为伍的风骨令人尊敬”。高华的风骨令当今许多摇唇鼓舌粉饰太平的学者汗颜。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王奇生说:“2003年在台湾“中研院”史语所,我们相处了大约一个月。高华先生是一个非常纯粹的学者,高华在生活中是一个谦谦君子,不像他在学术著作和文章中那样锋芒毕露。那次见面之后,我们一直有电话和邮件往来。高华突然去世,我一时难以接受。按照茅海建的说法,搞历史研究,四十岁才起步,五六十岁是黄金时期,七八十岁还能继续做,因为历史学和计算机不一样,需要很长时间的积累,年纪越大,对历史的感悟越透彻,越深沉。如果高华先生活到八九十岁,成就真的是不可限量”。

他说“高华的著作,已经经受了时间的考验,成为了经典。每一年都会有各种好书的评选,有些年度好书,可能是和当年的一些历史事件和现实关怀有关。但是,能够沉淀下来的不是很多,高华先生的著作,就经受住了考验”。

是的,高华先生的许多研究成果已经成为了经典,包括这些为数不多的,能够公开在网上展示的视频,所以倍感珍惜,今天妙无言重新整理上传,希望对你有所裨益,喜欢的朋友,可以收藏保存。

有关那个时代,我们所有的历史文章与学识,在高华面前,都显得稚嫩与苍白,所以不多写了。

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谨以此视频向高华教授致以崇高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