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允许中兴公司7月份维护已建在美网络

川普行政当局允许中国大型电信公司中兴在美国开展某些业务。美国的制裁导致中兴公司几乎关闭后,这家公司正在努力恢复全面运营。

美国商务部允许中兴公司在7月底之前维护已经在美国的网络。

中兴公司已经解雇了最高管理层,替换了董事会。这样做满足了全面恢复业务美国提出的条件之一。

中兴公司仍然要支付10亿美元的罚款,并将4亿美元放入托管账户,以支付将来可能的罚款。

美国商务部今年4月禁止向中兴公司出口美国产品。中兴公司把装有美国制造零部件的电信产品卖给包括朝鲜在内的美国实行贸易禁运的国家。美国川普行政当局的一位官员说,中兴被“抓了现行”。

中兴依赖美国出口的产品,美国的出口禁令实际上让中兴全部瘫痪。

美国禁令数星期后,川普总统命令商务部寻找让中兴公司恢复运营的途径。他说,中国为此失去了太多的工作。

美国的共和党和民主党议员反对川普总统的做法,称中兴与朝鲜和伊朗做生意危害了美国国家安全。两党议员不理解川普总统为什么关心中国的就业,因为他长期以来一直指称中国偷走了美国的生产制造就业机会。

狗一旦发疯,就离死不远了

作者:孙盛起 引自公众号:陋兰的速朽文c

狂犬病,地球上头号不治之症,致死率百分之百。因此,狗一旦发疯,就意味着死亡。这正应了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那句名言:上帝欲使其灭亡,必先使其疯狂。

狂犬病毒来自于狗的母体,也就是说,这是从狗娘胎里带来的,所有狗都不能幸免。这种病毒从狗还是胚胎的时候起,就潜伏在狗的身体里,等待爆发。何时爆发?没准儿,也许7年,也许17年。但凡爆发的时候,狗们有两大症状,一是乱咬,逮谁咬谁,二是恐惧,近似于妄想症,总觉得谁要害它,甚至连水和风都怕。——这两个症状是互为因果的:之所以乱咬,是因为恐惧;因为恐惧,所以乱咬。而它的结局在那时已经注定了,就是死亡。

其实,何止于狗?疯狂,是死神下发的催命符,是在死路上狂奔的脚步,这一铁律适用于任何事物。

《春秋左氏传》有一部名篇《郑伯克段于鄢》,记载了发生在春秋时期郑国的一个故事:郑庄公有一个弟弟共叔段,这个共叔段最受母亲宠爱,所以骄横跋扈、为所欲为。

当共叔段大肆扩建分封给他的城池时,有大臣对郑庄公说:“共叔段修建的城池太大了,都快超过京城了,他这已经违反法度,恐怕是心怀叵测。”郑庄公笑着说:“多行不义,必定会自己垮台,咱们等着瞧吧!”

当共叔段把郑国边境的两个城池吞并归为己有的时候,又有大臣向郑庄公进言:“他扩大了这么多的土地,已经成为国中国了,为什么还不除掉他?”郑庄公依然笑着说:“不到除掉他的时候。他还没有最后发疯,等着吧,他发疯的时候,灾祸自然会降临在他的头上。”

当共叔段修整盔甲武器,准备兵马战车,即将要偷袭郑国的时候,郑庄公拍案而起,说:“好!他发疯了,可以出击了。”

郑国只派出少量的部队,就所向披靡,一举击溃共叔段的人马,因为大多数百姓都知道共叔段是在发疯,而谁也不愿为疯狗卖命。

中国有句老话叫“物极必反”。无论何物,疯狂的时候,都是最风光的时候,而风光过后,等待它的不是慢慢衰亡就是迅速灭亡。

人类近代史上,曾出现了几个风光一时、不可一世的疯子,但都毫无例外地逃不掉灭亡的下场:希特勒、墨索里尼、东条英机、波尔布特、萨达姆、卡扎菲……

2001年,阿富汗塔利班不顾世界上众口一词的强烈的反对声浪,用炸药和坦克炮强行炸毁屹立在地球上已经1500多年的巴米扬大佛。持续了几天的震耳欲聋的爆炸声,等于向全世界宣布:塔利班疯了!其实,那爆炸声,就是塔利班的丧钟,也就在那一刻,注定了塔利班政权必定灭亡!

还是那句话:上帝欲使其灭亡,必先使其疯狂。天道使然,岂有他哉?

等着瞧吧,看谁还在疯狂。

我为什么瞧不起中国历史学家

文章来源:呼和浩特-靳忠东的博客

中国的历史学家是一个笑柄多多的群体,今天我们谈谈,他们都是些什么样的人。

历史学家笑柄一:双重标准

中国历史学家最大的笑柄之一,就是看问题有双重标准,例如大清帝国的铁骑在嘉定屠城,是罪行,但同样是大清帝国的铁骑,将准噶尔汗国的人不分男女老少屠杀干净,这叫做“平定准噶尔”。

同样是大屠杀,杀的对自己不利,叫做罪行;杀的对自己有利,则叫做功绩。

还有,匈奴不可以打进我的国土,但是我可以进攻大漠、追杀匈奴,别人杀进来是侵略,我杀出去则是自卫。汉武帝南征北战,将大片别人的土地收入自己的囊中,然而这件事,我没有见到任何一个历史学家站出来,发出过一丝的批评,为什么?屁股决定脑袋。

历史学家不堪面对的是,如果没有侵略,广东只是俚人的天下,汉人的疆域从哪里来的?

打来的。

日本人吞并台湾朝鲜成为日本帝国,是侵略,然而秦始皇吞并六国,统一中华,则是历史的功臣。

你所在的立场,决定了你看到的世界。

还有,分裂蒙古是罪行,分裂朝鲜则是功绩。

还有,美国水兵在民国耀武扬威,是国耻;大清北洋水师在日本长崎耀武扬威,则为国庆。

还有,荷兰东印度公司从原住民手中夺走宝岛,叫做侵略,郑成功从荷兰人手中夺走宝岛,叫做收复,而原住民作为宝岛的主人,则在历史中失去了位置。

还有,英国在上海设租界,是侵略,大清帝国在朝鲜设租界,是亲善。

各种双重标准,各种流氓。叹为观止。

照照镜子,你,是不是这样的人?

历史学家笑柄二:逻辑混乱

中国历史学家,同时也是一个很爱面子的群体,因此就算是亡国这种事情,都可以被他们写成一段优美的历史,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蒙古帝国吞并汉人帝国(宋朝)的事情。

明明是汉人帝国亡国于蒙古,中国的历史学家却说那也是中国的一个朝代,叫做“元朝”。事实上,根本不存在什么“元朝”,所谓的“元”,不过是当时横跨欧亚两大陆的大蒙古帝国(The Mongol Empire)的一部分。在当时蒙古统治者的眼中,汉人是贱民,是被征服者,元朝根本就不是中国。

当年忽必烈派兵进攻日本,这件事在日本的历史中叫做什么?叫做“蒙古袭来”,为什么日本人不把元朝侵略日本的战争叫做“中国侵日战争”呢?因为元朝根本就不是中国。

所谓元朝,不过是汉人前后97年的亡国史,仅此而已,根本不存在什么“元朝”,成吉思汗也不是中华的民族英雄,元朝也不是中国人的国家。

如果一股侵略者亡了我的国家,建立他们自己的国家,然而他们的国家在历史中后来又变成是我的国家,那么试问所谓的抵抗侵略,又有什么意义呢?

逻辑混乱。

大清帝国也一样,也是汉人亡国的历史,前后268年,大清帝国是不是中国?不是。这一点,丁汝昌邓世昌们看不清楚,然而孙中山却是看的很清楚,所以在甲午战争爆发那一年,孙中山急急忙忙找了日本驻香港领事馆,干嘛?要钱,要枪,孙中山要日本出钱帮他,他要组建一支武装,在南中国和日本实现南北夹击之势,共同攻击大清帝国。

孙中山为什么要和日本联手攻击大清帝国?因为大清帝国不是中国。中国在1644年已经亡了。这一点,孙中山看的很清楚,当年的同盟会上上下下,基本上都看的很清楚,所以孙中山要日本帮他推翻大清,然后恢复一个汉人的国家。

所以我们回首再看两次鸦片战争,我们中国老百姓应该帮助谁?答案是:应该帮助英国人,赶跑满清鞑子,然后在英国人的扶持下,恢复一个汉人的国家,然后作为报酬,向英国全面开放中国的市场,这才是正确的路子。

注意:史料显示英国并无领土野心,与英国合作并无亡国风险;且开放市场对双方均有利,此乃经济常识。

所以我们说两次鸦片战争,是谁挨打了?是“我们”挨打了吗?不是。是满清侵略者挨打了。以自由贸易为旗帜的英国代表先进的文明,我们如果是有眼光的人,我们应该站到英国一边去,共同推翻大清,建立一个自由市场经济的汉人国家。

历史学家笑柄三:自欺欺人

中国历史学家还是一个很狡猾的群体,他们懂得删减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进而迎合读者的喜好。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1886年大清帝国北洋水师在日本长崎耀武扬威的事件。这件事今天从历史资料看来,毫无疑问,是大清的水兵先动的手,然而在中国历史学家的笔下,几乎所有关于这件事的历史图书、影视作品等,清国水兵先动手这个情节,都变成了日本警察先动手。

骗人能长久不?不能长久。因为人性求真。总有人站出来说真话。例如我。

你一个泱泱大国的水兵,倚仗自己的炮舰强大,到人家的国土上去动手打人,事后不但不反省,而且还堂而皇之在历史书里公然撒谎,说是人家先动的手,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行为?

都喜欢骂日本鬼子?自己又是什么?五十步笑百步,仅此而已。

还有火烧圆明园,你把人家谈判使团的人给杀了,两国交兵不斩来使,这是谁的祖宗教导的?杀了人家使团,怪人家烧你的园林?1979年你派个使团到河内,被人杀杀看?你会怎么想?

还有义和团事件,历史学家只告诉你辛丑条约,然而山西巡抚毓贤在太原对传教士不分男女老幼实施大屠杀,我没见一个中国历史学家下笔写过一个字。

阉割前因,只留后果,这就是中国历史学家欺世盗名的惯用伎俩。

然而,自欺欺人只能爽一时,时间一久,一切都会水落石出,大白天下。

双重标准,逻辑混乱,自欺欺人,他们这一代已经没救了,我们寄希望于下一代,希望我们的年轻人,将来个个都是明白人,不要再做这样的骗子。

中国华信能源董事局主席叶简明被调查 起底华信复杂政商关系网

40岁的叶简明在最短时间内将中国华信打造成一家财富500强公司,给奇迹横生的中国商界制造了一个巨大的谜团,即将到了揭底时刻……

【财新网】(记者 季天琴)上海徐汇区兴国路111号,中国华信能源有限公司(下称华信)总部,“主席楼”的一楼像缩小版的人民大会堂,华信董事局执行董事李勇和数位董事、总监,陪同财新记者在这里等待董事局主席叶简明的出现。穿制服的工作人员不时上前低声通报“主席”的行止,增添了这场会面的仪式感。

在华信内部,叶被描述成隐士一般的国王,即便是董事级别的高管,也甚少有见他的机会。2017年的4月6日,第一次坐在财新记者面前的叶简明,多数时间像石像一样面无表情。在周围金黄色的建筑基调中,他脚上的素色僧鞋格外显眼。

这位40岁的福建籍商人习惯把自己的影子藏得严严实实。对于财新记者之前的外围采访,他并不欢迎。“你用了很调皮的方法,我们不是很喜欢。”叶简明用先抑后扬的开场白,展现自己在地位和精神上的优势,“这种做法我也能理解,要不然我哪能见你?”

他称不是自己想摆架子,确实有太多人要找他了,“国内那么多省长、书记,你说他们不想见我吗?”

在公开资料里,叶简明是商业世界里的年轻巨人。2017年7月26日,华信连续第四年进入《财富》杂志世界500强榜单,以437亿美元营业收入位列第222位,较上年上升七位。彼时的叶简明正率华信代表团访问缅甸,受到缅甸国务资政昂山素季的接见,并与缅甸计划和财政部、电力与能源部、中央银行等多位部长会谈。

在中国华信官网上,叶简明的简历缺乏任何细节,他的职业被概括为“实业家、慈善家”。他的来历和华信真实业务状态在内部也显得模糊。“他的管理是切割式的,其它版块永远对你保持神秘,这样就不会出现信息上的串通。”一位了解叶的人士称。

公开活动中,作为民营企业家的叶简明,总是能跟外国政界要人走在一起。他曾与以色列总统佩雷斯、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乍得总统代比、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等世界领导人合影,受阿布扎比王储的接见,保加利亚总理为他设宴欢迎。叶简明还是首位担任欧洲总统顾问的中国商人。2015年4月,他获聘担任捷克总统泽曼的“对华经济、外交与投资事务顾问”。华信党委书记蒋春余称:“华信善于跟国家行为捆绑在一起。”62岁的蒋是一名退休军官,曾任武警上海政治学院院长。

2017年5月,在搭乘叶简明的空客私人飞机(他的坐骑还包括一架湾流商务机)、目睹了叶在以色列被授予“犹太人民亚基尔奖”的种种盛况后,一位加入华信不久的高管目眩神迷。叶的神秘光环带来的敬畏感,华信高蹈的世界500强排名与其实际业务的强烈反差,让这位出身金融央企的经理在私下交流中直言“看不懂”新东家。

外人看不懂的更多——华信获得了民企少见的“中国”冠名;其最高管理层董事局的执行董事们早期被称为“常委”;公司内设党委和纪委,由曾有过军职的退休官员担纲;叶简明本人的荣誉还在不断增加分量,仅2017年6月底的一次韩国之行,他就拿到了韩国京畿大学名誉政治学博士学位和韩国佛教太古宗“首席金刚大护法”两个头衔。

2017年9月8日,叶简明获得更强力的加持。全球资源贸易巨头瑞士嘉能可(Glencore)公告,将其与卡塔尔主权基金共同持有的俄罗斯国家石油公司(下称俄油)14.16%股权转让给中国华信,交易对价约91亿美元。华信一跃成为仅次于俄罗斯政府(通过控股公司Rosneftegaz持股50%)和BP(持股19.75%)的俄油第三大股东。

俄罗斯是中国最大的石油供应国。俄油是俄罗斯最大的石油公司,也是全球油气行业最大的上市公司,跟克里姆林宫的亲密关系众所周知。叶简明通过这次交易获得的影响力熠熠夺目。BP中国公司的一位负责人看到新闻后,连声用“震惊”二字形容内心。

山河大棋局给叶简明带来的神秘加持,并不总是美轮美奂。11月18日,香港民政事务局前局长、华信下属香港中华能源基金会秘书长何志平在美国被捕,美方指控何志平涉嫌代表华信向乌干达和乍得高官行贿数百万美元,以谋求商业利益,部分汇款经由美国银行系统,触犯美国《反海外腐败法》。

很难讲美国对华信的这次出手,与其对俄罗斯及俄油的制裁有怎样的关系,但华信入股俄油这样重大的海外投资,迄今中国官方保持着令人遐想的沉默。有消息称华信2017年12月底已经拿到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央行和外汇管理局的批文;但亦有消息称,华信此前对91亿美元收购资金的安排是一家俄罗斯银行提供50亿美元过桥贷款,然后由国家开发银行来接,另外40亿美元由华信自筹,不过无论国开行的贷款还是华信在国内筹资,“恐怕都难以成功”。包括人保在内的一些之前有意提供资金的机构目前也都态度谨慎。

在华信的官方表述中,这家公司以超音速赢得大局面,靠的是“金融与能源有机结合、两条腿走路的产业金融发展模式”。叶简明,一个12年前想入选“南平市十大青年杰出企业家”而不可得的福建籍商人,给奇迹横生的中国商业界又制造了一个巨大的谜团。

叶简明习惯用政治来解释自己,在言谈中喜欢表露“家国情怀”,称“华信是为国家战略服务的”。他要求财新记者面向他的未来而非过去:“你问的都是我婴儿期跟成长期的事,但更重要的强壮期,这个人的使命是什么?”

人人都很好奇,叶简明这个人的使命是什么?这个答案今天即将水落石出。财新调查获知,叶简明近期已被有关部门调查。

皇冠上的新宝石

2017年10月1日,上海徐汇区辛耕路58号晶苑小区,叶简明的会所,每隔三五步就会出现一位佩戴着对讲耳机的工作人员,把客人领往下一处。他们多是打扮得体、面孔明艳的年轻女郎。

在铺着厚地毯的会客室里,财新记者第二次见到了坐在踱金高背椅上的叶简明。他一改首次见面时的生硬,笑容满面:“我们既然有缘分,我跟你坦诚地讲,不是说我对你的报道要怎么去干预,还是希望更多能像朋友一样。”

刚刚过去的9月对叶简明是个关键的节点。他因为十二届全国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曾在安徽和甘肃担任省长和省委书记的王三运落马,而被“请去说明情况”。他拥抱世界的野心,也在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CFIUS)遭遇绊脚石。就在4月跟财新记者首次见面前,华信宣布以1亿美元收购美国综合金融服务公司考恩集团(Cowen Group)19.9%的股权,成为这家美国老牌证券公司的第一大股东,叶简明其时已将此作为光荣扩张的标记,称“这次我们在美国收购是仅次于摩根士丹利的投行”。但交易并不顺利。9月15日,华信和考恩集团宣布撤回和重整此前提交至CFIUS的材料,未来这场交易还将面对复审。

在9月份突如其来的入股俄油的成功映照下,这点挫折不算折翼。在叶简明向财新记者讲述中,俄油股份收购交易是夙愿得偿:早在2011-2012年时,华信就希望跟俄罗斯做生意,“好朋友”捷克总统泽曼“非常讲义气”,多次与俄罗斯高层牵线搭桥。

2018年1月底刚刚连任捷克总统的泽曼确实是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欧盟国家里最铁的盟友,叶简明也有着泽曼总统顾问的身份,但这个故事的可推敲之处在于,2011-2012年华信还是一家蹒跚而行、名不经传的贸易商,泽曼2013年才当选为捷克总统,华信跟捷克的关系,始于2014年后在该国的一系列收购。

2017年6月和8月,叶简明与俄油CEO伊戈尔·谢钦互访对方总部。根据华信官网的新闻稿,在6月14日叶简明到莫斯科俄油总部与谢钦会谈时,双方达成共识,一致认为可以共同设立平台,开展油气上下游项目合作,并在金融领域开展全方位合作。8月2日,谢钦率领俄油七位副总裁到访华信总部,双方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中国华信与俄油将在油气上下游和资产交易、金融服务等方面建立长效机制,推动中俄在能源、金融、基础设施等多领域经贸和双向投资合作。

中国华信相关人士曾经对财新记者表示,俄油开始态度强硬,双方常不欢而散。因此9月8日华信能够入股俄油,也更出乎各方意料。

“跟俄油之所以谈得这么快,是出于双方所需。”叶简明解释说。

在俄油的股权转让过程中,各方都浸透了秘密。2016年12月8日,嘉能可和卡塔尔主权基金组成的财团以102欧元(约合116亿美元)购入俄油19.5%股权——交易四天后,俄罗斯第二大国有银行VTB即向买方提供了6920亿卢布(合116亿美元)的全额过桥贷款——因为收购款需要在年底前进入俄罗斯国库。这笔贷款的账期和利率并未公布,法新社援引俄罗斯银行人士的判断,称这笔过桥的年化利率约为11%-12%。

根据收购条款,嘉能可和卡塔尔主权基金合建一个各占一半股权的财团,分别投入3亿欧元和25亿欧元自有资金,意大利银行Intesa SanPaolo为52亿欧元提供信用担保,另有22亿欧元来自俄罗斯银行。实际的资金路径未曾为外界厘清,但显然,嘉能可方面只是一个过渡角色。

俄油总裁谢钦在接受俄罗斯媒体采访时称,仅仅九个月后,嘉能可与卡塔尔主权基金又将手中的大部分俄油股权转让给中国华信,是由于汇率变化导致利息高,债务负担重。

“嘉能可和卡塔尔方面是代持,但俄方没想到美国的制裁这么长,这就提出卖给中国。”叶简明视这场交易为淘金,“卡塔尔方面亏了3亿多美金,它希望俄罗斯从政治上弥补它的利益,卖给我们是亏损的。”

两次交易以美元结算,时隔九个月,嘉能可和卡塔尔主权基金转让给华信的14.16%俄油股份,交易对价上涨了约11亿美元——卡塔尔主权基金的亏损说明了股权转让溢价仍覆盖不了它付的利息。

当华信像神风特工队一样钻进俄油的收购时,它的资金准备尚不充分。叶简明向财新记者介绍了两个筹资框架,一是设立股权基金,“我们出一部分劣后,再找些境外和国内的投资人做优先”;从现实路径来看,华信选择了第二个框架,即自有资金结合银行贷款,加其它融资。“俄罗斯银行愿意提供贷款,我们自筹20亿美金没问题,这20亿我们打算让一半出去。”叶简明解释,“不是缺钱,就是想接的人多,有几家央企、国企抢着做,我们想选有终端优势的战略协同企业,其它银行和资产管理公司也愿意提供资金。”

华信入股俄油消息发布后,谢钦曾表示,华信入股俄油正在走中俄两国的监管审批程序,这些程序将在2017年年底前完成。

2017年10月中旬,华信宣布将从俄罗斯VTB银行获得51亿美元的过桥贷款,“目前双方还在洽谈,年底或可达成正式协定”。叶简明的助理、华信主席办副主任孙运峰介绍,草拟的协议约定过桥期为两年,华信可在一年期时选择提前还清贷款,“年化利息4%,比国内的还低”。财新记者就此向VTB银行求证,对方未做回应。

之所以需要过桥资金来填补时间缺口,是因为华信还在寻求国家开发银行对该项目的支持。

但从目前看,这次海外大手笔投资的走势并不顺遂。“去年美国抓了香港那个前民政局长、中华能源基金会秘书长何志平后,所有国外银行都不敢给华信贷款了。华信的人全世界找钱,包括花旗、汇丰都拒了,说要么出具律师函承诺不用于对俄交易,因为俄油和谢钦是被美国制裁对象。而由于政府不表态,中资的国开行、招行、人保等也态度暧昧。”一位知情人士向财新记者透露,本来1月中旬俄油和华信打算举行的一个进一步的合作仪式也取消了。

1月19日,俄罗斯《新闻报》又报道称,俄油向华信出售14.16%股份的交易可能将于1月20日后的一两周完成,“双方已经起草了最终协议,双方计划在隆重场合签署”。

现在看来,麻烦比谢钦、叶简明想象的要大得多。“到2月底,如果华信拿不出钱来交割,这个交易有可能终结,嘉能可和KIA也会追要罚款。”上述知情人士认为,俄此前大张旗鼓宣传,把这个交易当作是突破美国封锁的案例,但适当其反,“现在是骑虎难下”。

叶建明、叶洪鸣、叶简明、叶油明

在诸多关于叶简明的猜测中,最引人联想是一份目前已经从华信官网上抹去的中英文声明。

“中国华信(CEFC)叶简明正式声明:

由于出现关于我个人的不实揣测,特此声明,我并不是叶选宁少将儿子,也不是叶剑英元帅孙子。

2002年6月11日,香港。”

叶简明解释自己为何发声:“周围很好的朋友,都说你是叶家的,我众口难辨。”

这份落款于15年前的声明带来了更多的疑问:它所有的要素都发生在不该发生的年代:2002年,中国华信尚未创立,这家公司采用英文缩写CEFC更在八年之后;2002年的叶简明尚叫叶建明,是一名25岁的闽北山区青年,彼时应无需澄清跟叶家的关系。

叶简明曾在各个场合只言片语地透露过自己的过去。早年他曾就读于南平市的建瓯一中。跟叶接触过的人士称,那是所很好的中学,但他在其中属于差生。

2002年时的“叶建明”,在建瓯县与人一起合作成立了五家以“新叶”命名的小公司,业务范围涵盖卫生用品、生化微肥、木竹业加工和消防器材经营部。

“建瓯是农业大县,最多就是木材和竹材,肯定是靠山吃山。”叶简明曾经的创业伙伴、华信早期董事局“常委”张奇称。

华信强调,叶简明1999年就定居香港,后以招商引资的身份回到内地投资。对于上述“新叶”公司,华信执行董事李勇的助理李帅解释称,“不是几个人开了几个小店,是叶主席家族的代持,很快就转让了。”

从公开材料看,当时即便在地方商界,“叶建明”也称不上瞩目。2004年,“叶建明”参加了首届“南平市十大青年杰出企业家”评选。《福建之窗》的“县市报导”一栏中转载了此条消息,介绍背景时称叶建明“大专文化,高级经济师,现任福建省巨力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 。

27岁的“叶建明”最终未能获得这个商业上的虚荣。关于他当时到底在从事何种事业,张奇语焉不详,“小地方的池子太小了,容不下他。他也经历了一些苦难,然后就离开了。”

所谓“苦难”,张奇解释,是实业上遇到的困难。“光做实业傻乎乎的。”张称,实业吃了亏以后,叶简明就领悟出来怎么做了。

引领“叶建明”的事业走向省城的,并非地方特色产业。“他最早在建瓯走的是武警消防那条线,做些武警消防车上的配件,当地领导调来调去,他的关系也跟着延伸。”华信一位早期高管称。

2005年9月,福建华信控股公司在福州成立。简陋的分类广告显示,它位于福建省防控指挥中心7层,主营业务为“金融”,联系人为“叶洪鸣”。这是他的第二个名字。

等到2009年左右到上海发展时,第三个名字叶简明出现了。上海华信早期员工回忆称,“是取‘大道至简’之意”。财新记者获悉,叶简明还有个“叶油明”的化名。

叶简明解释,在其1999年去香港之前,叶建明和叶洪鸣一为真名,一为别名,到港后一直称叶简明,从未叫过叶油明,“到香港之后,国内的户口就没了,只有身份证”。

华信官网显示,叶简明的国籍为中国香港。他还拥有上海、湖南吉首两个户籍,相关文件显示,他生于1977年2月23日,而非华信官方公告的1977年6月5日。

不仅名字、户籍、出生年月多变,叶简明涉足能源行业的起源也模糊不清。在接受《财富》中文版杂志采访时,叶简明称自己接手了涉及“远华案”的厦门华航石油公司(下称华航石油)的牌照。叶简明早期的创业伙伴则透露,华信不仅成功接手了华航石油的牌照,而且还接收了包括物业在内的附带资产。福建省产权交易网显示,华航石油有限公司100%股权于2006年6月30日被拍卖,去向不详。

跟财新记者第一次见面时,叶简明的介绍有所不同:“这个拍卖是有复杂性的,拍下来之后对方反水了,并没有卖给我们,我们跟华航底下的人交流石油这个行业怎么做,他们就投奔我们了。”

到第二次见面时,叶简明的说法又有了修正,称拍卖虽未成功,“但华航石油被取缔后,厦门多了块石油牌照,我们就去省里谈,希望把牌照给我们,因为我们下面一批人是华航出来的。当时商务部就来考察,把牌照给了我们,华航是不可能给我们牌照的。”

目前华信高层中有两名来自华航石油:原华航石油总经理助理陈秋途现为中国华信能源有限公司的执行董事,原华航石油的副总经理庄苗忠现为香港华信国际控股有限公司总经理。

“盟主”与“常委”

直到2009年将总部迁往上海,华信的生意还是以大宗商品贸易为主。在进入上海前,叶简明的资产到底有多大规模?一位华信早期高管称:“那时经常发不出工资。早期跟着叶简明从福建来沪的老板是带钱过来的,借了大量的高利贷。常委就是要带钱、带资源进来,交投名状。”

这种类似于山寨绿林结盟的集资入股形式,或许就是华信自称集体民营企业的来由。在2011年内刊《华信新视野》中,叶简明称:“上百个老板在我们华信有出钱的,有出资产的,人家拿几十万出来,这都是心头肉,但为了华信的事业,包括我在内都是这么奉献的。”

出资较多的,除了“盟主”叶简明,就数张奇和周林,两人也因此在早期名列华信董事会“常委”。

1979年出生的周林来自以钢贸闻名的闽东北山区宁德市周宁县,1981年出生的张奇较叶简明和周林更为年轻,和叶简明是建瓯同乡。综合各方说法,当时闯荡上海滩的这三位年轻福建老板很大程度上是同一种人:他们都没有获得过高中以上的学历,都野心勃勃充满欲望,经常出入KTV,能喝酒——在一场喝酒引发的健康事故中,叶简明的胃部被部分切除。

尽管学历不高,在对人性的洞察方面,叶简明堪称博士后。早期高管称,华信在上海徐汇苑买了数十套房子,每位董事局成员配置一套房一辆车,“去见地方领导,都是奔驰560以上的车队,那时没多少钱,多是二手车。这既能造势,老板的虚荣心也得到了满足。”

“常委”张奇曾经负责华信的“外交”事务,频繁交游于高级干部,他回顾称:“主席给了我一个梦想,一个愿景。厉害的人就是把自己的思维装到别人的脑袋里,把别人的钱装到自己的口袋里。正好他的目标也是我要去的,他只是告诉我怎么去。”

关于何时进入上海,华信提供的材料称,2008年,由陈秋途、臧建军、庄苗忠设立上海华信能源控股公司,之后组建中国华信。不过工商系统里查无这家上海华信能源控股公司。在叶简明2012年的一份简历上,他跟上海的渊源又往前拨了五年,简历显示其于2003-2005年担任上海国际友联会副秘书长。

工商资料显示,2009年4月底,上海航昱物资有限公司成立,由原华信董事、山东华信负责人苏卫忠担任法人代表。这是华信登录上海的前奏。2010年1月,航昱物资更名为上海华信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后更名为上海华信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下称上海华信)。2009年11月,中国华信在北京成立另一家子公司北京华信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后先后更名为北京华信国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华信国际能源有限公司,下称北京华信)。

“李光金给了叶简明很多指点。”华信早期一位核心成员透露,华信进入上海跟李光金调沪保持同步。李光金2006年起任福建省委常委、省军区政委,2009年5月调任上海警备区政委,并于次年7月退休,“华信刚到上海时,搞了很多将军书画展,都是李光金的作用。”

叶简明表示,跟李光金只是志趣和价值观相近的朋友,李光金在华信“等于是没拿工资,搞搞公益”。

在诸多连带关系中,由中央军委办公厅管理局负责财务营后建设的原副局长王宏源介绍,华信跟央企珠海振戎公司杨庆龙建立了联系。现已去世的杨庆龙人称“石油李云龙”,其一手创建的珠海振戎公司是伊朗原油的全球最大买家。财新记者也从不同渠道听说了当年华信高管们陪杨庆龙喝酒的各种情节。

叶简明的英文简历还显示,他于2007年至2008年担任上海振戎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不过这个公司两年后才成立。2010年3月,华信与厦门韬略投资有限公司(下称厦门韬略)、珠海振戎及其子公司广东振戎能源有限公司合作成立了上海市振戎石油有限公司(下称上海振戎)。珠海振戎及其子公司广东振戎共占股50%,厦门韬略占股12%,华信占38%。厦门韬略的实际控制人为台湾竹联帮元老、绰号“白狼”的张安乐。

“华信做了很多公关工作,上海振戎实际由华信运作。”相关人士称,作为央企的珠海振戎在银行拥有较高的综合授信额度,这是振戎为华信做出的贡献。

为了服务于“贸易带动金融”的定位,早期华信开发了“经济共同体”的概念。据内刊《华信新视野》的阐释,共同体内部核心是个相对集权的体制,外围企业则是分权的“联邦”,其独特的组织架构服从“五个统一”:统一领导、统一方略、统一号令、统一行动、统一步调。

其时“经济共同体”除华信外,还包括中能、大生、世平、巨力、五洲、益电等系列,即为各位常委和委员名下的企业,它们虽为外围企业,但对华信举足轻重。“为了获得金融市场的支持,外围必须要有一些企业作为上下游支撑,这些企业之间互相参股和担保,也互为贸易上下游。”上述华信早期高管称。

共同体充分体现了民企的灵活特性,“老总”可以带着公司加入华信,或者带着资源过来,华信助其成立卫星公司,并据其资金或资源获得“常委”、“委员”的职务,享受对应的待遇,分管相应的企业。

人力资源的配置其时也刚起步。一位董事局委员曾是福建省外贸领域的处级干部,他坦率地表示“周林和张奇都不懂业务”。包括陈秋途在内的数位高管毕业于福建地方院校的财会专业,担任职业经理人的角色。从2010年起,原中石化地方企业的一些员工逐渐加入华信。

信用证里借来的时间

选择上海作为总部,因为这里让华信看到了玫瑰色的资本未来。张奇称,上海的人才资源、金融视野都比福建优越,可以带来更多可能性,“福建的银行行长只有10亿元的放贷权限,上海的行长有50亿元的权限”。

进入上海的华信,既带有它的既有基因,也在不断更新。“世平”系做钢贸,商业地产和橡胶也在叶简明的视野之中。他最为看重的、每个体系也都涉及的,还是贸易。

所谓“贸易带动金融”,华信相关人士介绍,初期就是通过信用证套现,获取比高利贷成本低的短期融资,套现资金用于贸易和房地产,除了给高管们在上海的徐汇苑买房,华信还在香港购置物业,“当时林鸿辉做橡胶,有段时间赚了一笔,日子还不错。”林鸿辉曾任华信外围公司上海大华国化石油有限公司(已更名为上海亚旭石油有限公司)的法人代表。

上述人士介绍:“一个信用证融资周期通常为90天,更理想的是180天。下游企业在银行开立信用证,交20%以下的保证金甚至免交,银行先放款给上游,下游经过数月的销售期后回款给银行。华信的做法是通过关联公司循环套现,放大融资杠杆。”

对于利用信用证循环套现进行贸易融资,叶简明解释,“国内设计了3个月、6个月的信用证,这套设计是存在问题的。从订货、到销售到回款,至少要一年,这就导致回款赶不上信用证的刚性到期,而2009年无论大宗商品还是房地产都在不断上涨,很多公司都把贸易当成了融资工具。”

“民企最困难的是融资,起初大家没别的办法。”叶简明提了几个房地产商的名字,称他们最早也是通过这种方式,“当然有些企业家更高尚,有远大目标,逐步完善管理,把这些问题停掉了。”

上海华信是中国华信旗下融资的主体,也是其门面,叶简明称,“上海华信就是中国华信”。上海华信业务以贸易为主,品种包括芳烃(调油的化工原料)、PX、燃料油等,2012前芳烃约占贸易量六成,2012年后油品的比重不断上升,到2015年第一季度已占贸易量的八成。

华信的信用证贸易融资,其贸易对手大多是自己的关联公司和经济共同体企业,通过不断左手倒右手的做流水。这种做法常隐藏着虚假贸易、虚开增值税发票的操作。“很多时候,这种做法只是贸易单据的旅行,货物空转甚至根本没有实际货物。也就是说很可能一船货物停在港口一年都可以不动,但已经在关联公司间转手了几十上百次。”一位业内人士说。

上海华信的募资说明书为其贸易融资方式提供了注脚:上海华信自2011年以来上下游的主要交易对手,都属于关联的“华信经济共同体”,包括中能、大生、世平、巨力、盛洲、益电等外围公司,以及名为一家名为China Ocean Fuel (Hong Kong)Co. Limited 的离岸公司。以2011年上海华信PX 产品第二大供应商“厦门南湖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已改名厦门益电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为例,该公司的法人代表潘恺蓉同时兼任上海世平投资有限公司、上海益电能源有限公司(下称上海益电)的法人代表,而后者于2013年以12.2亿元、2014年26.6亿元的交易额分别成为当年度上海华信芳烃产品第二和最大的供货商 。

募资说明书只列出了上海华信PX、芳烃和油品单项前五名主要供应商和销售商,约占上海华信整体业务量的40%-60%,因此无法描绘出全貌。交易是如此关联交错,而业务总量又巨大到以千百亿计,就连华信早期高管也认为,如果有一个上帝能准确掌握细节的话,那就是银行的流水。

“在华信,这叫把业务串一串。”早期高管称, 2011年前后华信所有的授信额度也就几个亿,只能依靠不断融资来覆盖旧债,高利贷还在进行,银行的授信也在推进,通过做大流水、扩大授信额度,不断开立信用证,靠借来的时间生存。

虽然华信将主

要油企列为其下游,但它们从未进入它的主要销售商名单。“举例来说,摩科瑞(Mercuria)是全球有名的大宗商品交易商,油企能直接与之对接,华信要是插一杠,贸易链通常也会复杂化:上游(如摩科瑞)→ A→B→C→ 下游(油企),A、B、C都是华信或者外围公司,这样它们的流水都会做大,下游反正以市价或者略低些的价格拿到货,他们也不关心整个贸易的走向和流程。”上述高管称。

这也意味着,贸易是做大营业收入的最短路径。“贸易的营业收入是进出项都算,审计署也是允许的。”张奇称,一批货物在到达真正的终点之前,中间可能有上百次的转手机会,之所以通过高频次的交易做流水,是因为营业收入事关行业排名、企业品牌、 授信许可、谈判条件。对于这种做法是否涉及虚开增值税发票问题,张奇未予明确答复。

叶简明解释,作为共同体的经济模式,“都是兄弟们在一起,当时的财务不像现在管理那么严格,流水都会让他们走一走,等于帮他们做了些业绩,我们没意识到走流水会有问题,当时对这个认识不够,包括我自己。”

但这种支持并非单向,而是互相的,华信本身的流水也因之快速剧增。以上海华信为例,其2009-2016年的营业收入分别为3.35亿元、38.07亿元、126.91亿元、303.5亿元、1026.59亿元、1771亿元、2065.89亿元、2472.55亿元,七年内增长了700多倍,占整个华信营收的比例也从2012年的22.4%持续跃升至2015年的78.5%。叶简明介绍了华信营收的计算方法:“基本上算上游的进项,后来为了冲刺世界500强,其实下游也算进去了一部分。”这些上下游,就包括了“兄弟们”配合的流水。

2012-2013年,上海华信披露的关联交易额为81.87亿元和151.9亿元,占当年营业收入的27.0%和14.8%,关联方包括北京华信,以及参股公司福建大生控股有限公司,其它由华信实际控制的交易对手,如上海承砚实业有限公司、上海振戎、镇江润得

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等,它们与华信的关联关系并未在上海华信的融资券募集说明书中得到充分披露。

早期高管透露,华信有的贸易甚至没有实际货权、纯粹虚构出来从银行套钱,这是比串流水更严重的虚假贸易问题。在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叶简明对此矢口否认。

小鲁安帮,一个讣告牵动多少心弦?山雨欲来风满楼!

乱花渐欲迷人眼  讣告才能没马蹄

“我们最挚爱的亲人陈小鲁因急性大面积心肌梗死,在海南三亚301医院抢救无效,于2018年2月28日不幸辞世 妻子粟惠宁携子正国儿媳李斐妍泣告。”

这是粟裕大将的女儿,陈小鲁妻子粟惠宁向亲朋好友发出的信息。

据时事前沿了解,陈小鲁昨天白天都很好,上午夫妻俩一起从海口开车返回亚龙湾,中午在万宁朋友家吃饭。陈小鲁中间还躺下休息到两点多才动身。五点钟回到球会,没吃晚饭,夫妻俩一起去对面的喜来登酒店走了一趟。晚上21:20,陈小鲁准备洗澡睡觉,解大便很用力。然后就说了一句:小惠,我不好!就倒下了。粟惠宁叫120急救车把陈小鲁送海棠湾301医院路上,他就没有心跳呼吸了,到医院瞳孔都散了……

陈小鲁,1946年7月生于山东,文革前为北京第八中学1966届高中毕业生。196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解放军第39军244团政治处主任。现为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江西长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陈小鲁,陈毅元帅之子。文革初,他曾任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因不同意血统论的对联,没有参加红卫兵。后为维护社会秩序,倡议并组建了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西纠”),成为文革中第一个跨校际的红卫兵组织。文革中有关他的谣言四起,难辨真伪,甚至影响到了他的父亲,于是1968年4月被[1]  周恩来送到部队监护锻炼。一年半后,因表现优异被准予入伍。1976年调入总参二部,后任驻英武官助理、副武官。1985年任北京国际战略问题研究学会副秘书长。1986年参加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翌年10月任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社会改革局局长。1992年以上校军衔转业,以后,任(海南)亚龙湾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标准国际投资管理公司董事长。

起底陈小鲁

安邦羽翼之丰满,已到了无坚不催的程度!依托权力暴富的陈小鲁总担心“文革暴徒”什么时候又会回来劫富济贫。

看了《南方周末》的相关报道,才知道在2014年风头无两的资本巨鳄——安邦保险集团,其实际控制人原来就是著名的“红二代”陈小鲁。以安邦集团高达万亿的资产,陈小鲁实际控制的财富,应已远非马云、王健林之流可比。事实上,可能他才是无名有实的真正“中国首富”——怪不得坊间流传,“因为种种原因”,中国真正的巨富都是隐形的;浮在面上的那些“首富”什么,只是笑话而已。要知道,安邦还只是陈小鲁手上实际控制的众多产业之一。

在此之前,陈小鲁名闻于公众的,是其于2013年,以前红卫兵著名领袖的身份,公开向文革中受伤害者道歉。当时就有人觉得奇怪:文革都过去这么多年了,为什么陈小鲁早不出来、晚不出来、偏偏在这个时候跳出来,他早干什么去了?看了《南方周末》的相关报道,了解陈小鲁的发家史,才明白陈公子突然站出来“道歉”的动机所在。

陈小鲁的“第一桶金”,最具象征意义,充分演绎了他的发家之路。在“文革道歉”名声大噪后,陈公子曾一时昏了头,在中国金融博物馆书院主办、搜狐财经合作的“江湖”沙龙第十五期上,公开讲述了自己的发迹史:“下海以后就赚钱养家,我们主要帮助企业上市。我当年办了一件事,广深铁路要上市,后来因为铁道部内部矛盾没上得了,这个事就推迟了。推迟以后,他们就把自己的一笔应收款给卖了,卖了8千万美金自己花了,后来又要准备上市,这个时候把8千万美金回购回来,回购回来就有问题了,因为外币进来的时候,没有经过外管局(领导是吴晓玲),外管局就不干了,他们说怎么能这样。我去找吴晓玲,我说,你批了5亿美金,我们当时国外最大的融资就进来了,你不批就没了。后来她想半天,那好吧,罚,罚8万美金。整个项目做完,还有一个价格,当时是计委物价局定价,我们争取了价格浮动,给个定价,上浮下浮20%,等于是打破铁道价格垄断开了个口子。这两件事做完,整个项目做完以后,我们拿了多少?30万人民币,企业 给我们多发了30万,说奖励。”——上下嘴皮一碰,陈公子60万元就轻松到手。这可是1992年时的60万呵,怪不得官员亲属发财容易,“红二代”“官二代”中的富豪多不胜数。然而,陈公子对此却很不满意,而且颇有怨念,他抱怨说:“后来所有人听到说,你这个钱光8千万就不是这个市场价,你根本不是搞市场经济,8千万拿1%是80万美金,当时600多万人民币。”——如果按照陈公子的这一“市场价”算法,“红二代”“官二代”们聚集财富的速度就更快了,比直接印钞票还快——这还只是陈小鲁向媒体公开披露的版本,在这种公开“漂白式”的讲法背后,底下的色彩和精彩必然更多。

第一次是没有经验,价值被严重“低估”。第一次以后,陈公子就致力于按“市场价”发展业务了,其事业也进入“标准国际投资管理公司”时代。陈公子在全国各地成立了多个“标准国际投资管理公司”,主要业务是“**关系及政策咨询、战略发展咨询、收购与兼并、企业上市财务顾问、投资管理和直接投资”。实际上,这一时期陈公子的主打产品是修高速公路和基础设施建设。众所周知,这两项业务都是权力主导的产业;没有深厚的权力背景,想都不要想进来。陈公子当然不缺关系和背景,以高速公路当时一公里修筑指标,转手即可获利千万的“市场价”计算,陈公子当然赚得盆满钵满,其个人财富获得“超常规发展”。

虽然事业越做越大,但钱越多越感觉不安全,总担心“文革暴徒”什么时候又会回来劫富济贫。一方面是财富“超常规发展”达到一定程度后的高处不胜寒,另一方面是欲图谋更大、更超常规的发展,陈公子开始考虑“安全加固”问题。作为将门之子,陈小鲁似乎是从作为古代战争经验结晶的“36计”中得到了启发,他让其公司里的小弟,被《南方周末》描述为“长相颇为英俊,1米73左右的个头在南方人中算高的,加上能说会道,所以容易讨人喜欢”的吴小晖,巧妙地“邂逅”了“一位原国家领导人的外孙女”。按照财新《新世纪》的最新报道,这场“邂逅”应是发生在安邦保险成立之前。而当双方的关系趋于确定(也意味着陈小鲁的关系网、保护网进一步扩展,已经牢不可破),“北京来人,到平阳县调查吴小晖的背景”之前后,陈小鲁旗下最重要的事业——安邦保险就正式挂牌成立了。

成立于2004年的安邦保险,其起步和发展均深刻体现了陈小鲁式的“智慧”。刚成立时,大股东是上汽、中石化等巨型国企,陈小鲁的个人股份则分散隐蔽在其余几个私企股东之中。那时的安邦保险,按现在的划分标准,称之为国企毫不为过。当时的国企投资是实,私企投资是虚,显然陈小鲁早就设计好了:如果安邦保险情况不妙,自己就安全撤退,让国企顶缸;而如果发展良好,就进行“民进国退”的市场化改革,叫国有股滚蛋。有着权力护航,又是在杠杆最给力的金融领域,安邦保险的发展速度很可能超出预期。于是,在前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局长陈小鲁主导的“改革”下,国企的股份越来越虚,个人的股权越来越实,安邦保险越是业绩惊人地发展,国企的身影越发淡出,最后,安邦终于蜕变成了毫无疑义的私有企业。2011年5月30日,安邦保险进行第五次增资扩股,注册资本增加至120亿元,陈小鲁掌控的上海标基、浙江标基、嘉兴公路等3家公司,合计持有安邦保险集团51.36%的股权。陈小鲁在法律上,也真正成为了安邦的“实际控制人”——一个偌大的桃子,就在时机恰到好处时,被轻巧地摘走了。

在陈公子的“实际控制”下,安邦保险多有“超常规发展”的惊人之举,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2011年11月11日被《南方周末》称之为“蛇吞象”的交易:以56亿元收购了总资产超过1600亿元的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35%的股权,成为其第一大股东。在陈公子治下,按照《南方周末》的报道,监管部门多次专门配合了安邦,或出台新政策,或修改老政策,总之务必要让安邦实现“超常规发展”。有着如此给力的“隐形翅膀”,安邦又如何能不“展翅高飞”?只是不知道陈公子有没有按照他自己所信奉的“市场价”,为此支付相关费用?

从2011年5月到2014年1月,陈小鲁一直是安邦保险集团法律上的“实际控制人”,通过实际控制的三家公司——上海标基、嘉兴公路、标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现更名为美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控制着安邦保险集团51.36%的股权。但在陈小鲁以“文革道歉”高调出名后,在安邦保险即将实施更高调、更华丽的激进战略前夕,陈小鲁明智选择了退居幕后,将前台交给自己的小弟吴小晖打理。2014年1月、9月,安邦保险集团进行了两次增资扩股,总计引入31位新股东,注册资本扩充到619亿元。而原有的8大股东,除上汽、中石化外,基本也都进行了复杂多变的股权变更。这些新旧股东公司与安邦集团之间,充满了互相咬合、疑窦重重的交易,有的股权架构竟高达六层之多,以至于安邦内部人士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说:“我觉得老板是不想让外界搞清楚安邦的股权结构。但我们的直觉是,股权再分散,实际上还是老板的。至少‘大格局’,没有改变。”——也就是说,安邦的“实际控制人”仍然是陈小鲁。

据《南方周末》介绍,整个2014年,安邦集团在国内外资本市场上纵横捭阖,掀起一次次的收购骇浪,不断刷新各大媒体的头条。在国内,安邦不仅大比例增持招商银行、金融街等上市公司股票,还与生命人寿公开争夺金地集团的控股权;更是连续增持,成为民生银行第一大股东;在国外,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安邦接连收购了美国纽约的华尔道夫酒店,比利时保险公司FIDEA100%的股权,比利时金融德尔塔·劳埃德银行100%的股权……其中,安邦收购民生银行的攻防战最具戏剧性,也最有象征意味。虽然时处国家鼓励发展民间金融的特殊时期,也即意味着民营银行最好的发展、赢利时机,但当安邦保险表示自己已盯上民生银行这家市值三千多亿、总资产4万亿的公司时,无论是民生银行原第一大股东刘永好,还是大股东郭广昌等国内顶级的民间富豪,选择的都是拱手相让,毫不抵抗。但是,以毛晓峰为代表的实际控制着民生银行运营的管理团队似乎并不甘心,于是,《南方周末》时机很巧妙地抛出了揭黑安邦内幕的重磅炸弹。而正当安邦被舆论轰炸搞得焦头烂额之际,民生银行行长毛晓峰又适时被中纪委带走,攻守再次移势——要劳动执政党的纪律部门,把一家百分百民营企业的高管带走,可见安邦羽翼之丰满,已到了无坚不催的程度!

故事至此告一段落,在事实考证之后,不妨来一些“理论研究”,比较比较陈公子与赖昌星的发家史。不难发现,此二人的“生意经”其实是一致的,核心都是依托权力。只不过,赖昌星多了层黑道的底色,而陈公子的权力背景却更为深厚。或许正因如此,赖昌星已“进宫”多时,而陈公子却还在外面逍遥,而且事业越做越大。

如此就不难理解,陈公子为什么会如此警惕“目前社会上出现了一股为文革翻案的思潮”了——坐拥万亿,而且是以“非常规手段”攫取,当然要时刻提放他人有想法。眼看着新一届领导人确有推动“共同富裕”的苗头,陈公子急了,于是赶紧用出“36计”中的另一计,祭起文革大棒,甚至不惜赤膊上阵,闹了一出“道歉秀”——陈公子确实应该道歉,但不是为了文革,而是为了改革。文革中,按照陈公子自己“漂白”后的说法,他只是没有保护好自己的老师和同学而已,那你还道个鸡毛歉呵?而在改革中,以改革之名化公为私,侵吞民众和国家亿万财富,“安邦”其实“窃邦”,陈公子确实应该道歉。

但从陈小鲁的“道歉秀”看,真正需要他道的歉,他是决不会道的。不仅不道歉,还要反其道而行,不惜挥舞文革大棒,决不容许中国走向“共同富裕”。或者说,“共同富裕”是只能说不能做;要做也可以,你不能动到我这一块——但是,蛋糕就只有这么大,而仅占人口0.0001%的陈公子那一小撮人,就以“非常规手段”攫取了那么大一块,如果他们的这一块不准动,谁动谁就是“文革余孽”,那么其他占人口0.001%、0.01%的那些人,也会找各种借口说自己的也不能动,如此一来,中国搞“共同富裕”还有希望吗?

陈老总不理解为什么资产阶级愿意跳楼而不肯坦白

一九五二年三月下旬,上海市举行了规模空前的“五反”动员大会,会场设在天蟾舞台,广播电台转播了大会实况,各商店、临街的住户把收音机置于窗口收听。陈毅市长作动员报告时,会场内肃静无声,会场外连马路上的行人都驻足倾听。上海的资本家都感觉到一股寒气由四面八方袭来,都感受到新政权强大的震慑力。

“五反”并不是一场单纯的经济运动,而是新政权对资产阶级展开的一场殊死的政治斗争。我家一位邻居的亲戚是上海某大纱厂“五反”工作队的队长,他多次向我们讲述了上海“五反”运动中许多鲜为人知的残酷景象。

上海市政府抽调国家干部和工人、职员中积极分子,组成一千多个“五反”工作队,经短期培训后,进驻私营工厂、商店。工作队进驻后,进行调查情况,搜集材料,对私营工商业户分类排队,确定重点。

运动一开始,工作队发动工人、职员,对资本家进行揭发,控诉不法资本家的罪行。上海沪江纱厂的老工人秦妈妈,这样控诉总经理徐义德:“我们工人劳动一个月,只拿那么一点点工佃(钱),住的是草棚棚,穿的是破布衣,饥一顿饱一顿。可是徐义德这个资本家呢?住的是花园洋房,吃的是山珍海味,自己不劳动,还整天动脑筋剥削我们。资本家和工人,到底啥人养活啥人!”在工作队的启发下,几乎所有的工人都认为,资产阶级是一帮专吸工人血汗的剥削者、寄生虫。

经排查,上海有各类工商企业十六万户,列入“五反”运动的资方对象多达六十余万人,列为犯有“五毒”行为而被整治的工商户比例高达八成五以上。

“五反”运动期间宣布了“十大纪律”:私营工商企业的资方必须彻底坦白交代其“五毒”罪行,不得借故停工、停业、停薪、停伙,不得威胁工人、店员,不得借故抽逃资金、隐藏物资、烧毁账簿,搞攻守同盟。

工作队与职工代表一起,通过清查财务账目,查缴“五毒”证据;又成立了检举联络站,发动员工检举揭发资本家的罪行;在声势浩大的群众攻势下,大多数资本家不得不坦白交待了自己的“五毒”行为。同时,工作队也召集同行的资本家一起开会,让资本家互助互评、互相检举揭发。

对于有问题的人,还要采取隔离审查。有一位金城银行沪行经理,在金城大楼七楼穿着单薄的衣衫裤,在初春的严寒日子里,被审问和拷打了五天五夜,也在地上跪了五天五夜,精神上和肉体上受到了极大的折磨。

运动进入到高潮,政府逮捕和法办了一批拒不坦白交代的资本家;当工作队采用抄家、吊打、连续审问等过激行动后,一些资本家吓破了胆,在工作队员面前全身发抖。很多人实在受不了凶残的斗争,在运动中走上绝路。

这一年的三、四月,上海出现了资本家喝硫酸、饮毒药、跳楼、投江、上吊等自杀高潮,也出现了资本家中风、发神经病的高潮。这是因为除了“五反”以外,还要催逼交纳一九五一年度所得税,跑马厅七层楼公寓,有一对夫妇同时跳楼自杀,就是为着交不清欠税。所谓“反偷税漏税”是从光绪年间上海开埠算起,资本家倾家荡产也交不起“税”。

在那恐怖的几个月里,老百姓天天都在传说着上海资本家自杀身亡的消息。

南京路上的冠生园食品店,原是上海几十年的老店,老板冼冠生是爱国资本家,他因受不了“五反”运动的折磨,就从该店楼上跳下,毙命在南京路上。还有一位绸缎庄老板,自知难逃法网,就在上海国际饭店享用了最后一餐,从二十四层的屋顶花园上跳了下来,以图一死了之;但是,当他跳下来时,不偏不倚,正好跌落到一辆在等客的三轮车的软垫上,这位从天而降的胖子,其冲击力把三轮车夫弹了起来,撞上国际饭店大理石墙面,立时脑袋开花,一命呜呼;而这位要自杀的老板却并没有死掉。据说当时上海高楼两侧无人敢行走,怕突然被上面跳下来的人压死。

面对如此情景,上海市长陈毅有一次在广播里不解地说:“我搞不懂,为什么许多资产阶级,愿意跳楼自杀而不肯坦白?!”当时,陈毅经常询问:“今天又有多少空降兵?”指今天又有多少资本家跳楼自杀。

短短几个月,被逼自杀的上海资本家竟然多达好几千人,几个火葬场来不及烧化自杀者的尸体,整个上海滩一片恐慌。为防止自杀蔓延,政府采取了紧急措施:马路两侧的高楼顶上均派人站岗;在公园及僻静处,均派兵巡逻;黄浦江岸口偏僻之处,均有解放军防守,黄昏之后即不准行人走近江边。

仅仅用了不到四个月的时间,上海的“五反”运动就取得了全胜。十一月,人民政府在私营企业中分批建立了工人监督,并且开展了民主改革、生产改革和工时改革。

“五反”运动中,全上海的资本家甚至包括一些小店主,几乎是人人过关,个个挨整。“五反”运动后,所有的资产阶级都被整得“灰溜溜、臭哄哄”,“有钱人”、“私有财产”、“资本主义”,已成了罪恶的代名词,变得遭人唾弃。资本家不得不由反抗、惧怕转变为服从、认命,不得不由抵触、抵制转变为接受改造,资本家的地位也变为低人一等,由此开始了其漫长而苦难的岁月,他们凄凉地说:“国家前途光芒万丈,个人前途暗淡无光”。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从此一蹶不振,走向了衰落。

妙无言评:“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一个刚刚被查有罪,一个就翘辫子了,死的及时,但未必就死的其所。安邦公司被托管一年,现在看来不是一年这么简单了。钱来的快,去的也快。前两天还愤怒在那个什么修*的事(据说这事没成,看来没有集中成功),今天就死人了,令人浮想联翩。看来宫廷里刀光剑影的动作仍将持续,跑的快的安享晚年,来不及跑的,只能跪地求饶。好久不见莹莹下楼了,看来也是凶多吉少,大概也只能跪地囚牢了。

山雨欲来风满楼,黑云压城城欲摧。消息一个比一个诡异,人死还没升天,人民币就尝试要与美元脱勾,转向“双向波动”。看来人民币是强到了无边,所以想脱离美元这个不靠谱的东西,想要自己独立走路了。这个消息听起来很耳熟,好像委内瑞拉也这样了,难怪百度上移民指数会一夜飙升那么多,原来你们是早有预谋,存心想害朕啊。

 

资中筠先生致老友信, 某些主流言论直逼文革论调

XX老友:

一年容易,又见寒鸦绕枯枝。前些时发表了一篇关于读书人与道统的文章,承蒙诸好友关注。本想歇息一阵,躲进斗室,效古人“如今但欲关门睡,一任梅花做雪飞”。但是本性难移,仍免不了忧思不断。所忧何来?年来脑中常浮起贾谊《治安策》开头的一段话:

“臣窃惟今之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伤道者,难遍以疏举。进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独以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则谀,皆非事实知治乱之体者也。夫抱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燃,因谓之安,方今之势,何以异此?本末舛逆,首尾衡决,国制抢攘,非甚有纪,胡可谓治!”

我对“才调更无伦”的贾生并非特别崇拜,《治安策》所谈到的具体内容与今天也关系不大。但是这段话就其抽象意义而言,竟可以一字不改适用于今天。贾谊所处的是汉文帝时,正当“文景之治”“盛世”之初,可以说“形势一片大好”。那么他忧的是什么呢?从皇朝的角度来说,西汉初期最大的问题是宗室诸王的坐大与争权,对大一统的帝国造成威胁。所以贾谊以及后来的晁错之辈都是力主削藩的。这是贾谊为汉室中央集权着想,为之痛哭的最大的隐患。但是当时朝臣或看不到这一点,或不敢说,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文帝、景帝都不曾果断地采取措施。贾谊提出这篇奏折是文帝前元四年(公元前176年),到景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54年),就发生了有名的“七国之乱”,相隔仅20年。景帝急忙把晁错作为牺牲品,“衣朝衣,斩东市”,也未能起安抚作用,终于免不了一场流血杀戮,平定之后还是用他们的意见而维持稳定。而此时,贾谊已经英年早逝,事实证明他的担忧有很大的预见性。

今天中国所面临的问题与刘氏一姓的天下当然完全不同,只是表面形式十分相似。方今“盛世”之颂不绝于耳,在不少国家挣扎于经济低迷的阴影中时,似乎“风景这边独好”,连洋人都艳羡。倚仗“举国体制”无节制地耗国库,奥运之后是“60大庆”,“大庆”之后是世博,世博之后是亚运。身处京、沪、穗这些大城市,只见一片流光溢彩,真个是“烈火烹油之势,锦绣繁华之乡”。然而在主流媒体一片颂歌之外,长叹息之声绝非出自我一人。官方宣传与民间的感触 反差之大,似乎说的不是一个社会。那么,是宣称“天下已治已安”者非愚则谀,还是我辈杞人忧天,危言耸听?

贾谊年少气盛,恃才傲物,我不敢像他那样斥他人为“愚”或“谀”,特别是外国某些评论者未必都是低智商,更无理由讨好我们。我只能说,认为“已治已安”者,看的是表面和当下,而忧心忡忡者看的是本质和长远。这长远有多远?贾谊所担忧的乱局在他上书之后20年发作。当前“盛世”之下的忧患能等20年才发作吗?

所忧何来?

首先是改革形势的倒退。改革开放30年取得成绩有目共睹。同时已经到了社会转型的拐点,进一步制度的改革已经滞后,刻不容缓,也是普遍的认知。然而在经济上只见国进民退,国家垄断日益加强,权钱勾结日益加剧。在体制上,前一阵朝野皆言“政改”,公众翘首以待,不但没有盼到,却忽见权威喉舌重弹 “姓资”、“姓社”的老调,甚至有现行制度是“核心利益”之说,实际上完全否定了政改的需要。当年因决策者明智地摒弃“姓资、姓社”之说而迈出了改革的步伐,如今从某些主流言论来看,似乎忽然倒退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直逼“文革”中的论调。言论不但没有放宽,反而“敏感”话题越来越多,难道这是“盛世”的气度?

然则,坚持不改是否可行?“中国模式”是否可恃?

经济发展模式之不可持续早已有多位专家从理论到实践予以充分论证,不必赘言。一般人只从常识观察:资源浪费、环境破坏、低工资、低人权、上下交相追求的GDP中,不但含水分泡沫,且含血量极高;社会财富总量越增而贫富悬殊、社会不公越严重……凡此种种,何以为继?还有为求城市表面光鲜而野蛮拆迁中之各种家破人亡悲剧。在人命关天面前,执政官竟发出“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的骇人之论。如此“新中国”是谁的中国?

当前出现新的一轮财富与人才外流潮,普通人没有安全感,用脚投票。既得利益集团的巨富、权贵们在高歌形势一片大好的同时,有几人不汲汲于把财富与子女送到国外?甚至孕妇出国生产以使后代取得外国国籍,以至于促成一种利润丰厚的畸形产业。人之趋利如水之就下,果真“风景这边独好?”唱颂歌者自己相信吗?

更有一种悖论:当提到政治改革,则搬出“社会主义”,以拒斥普世价值,拒斥所谓“资本主义民主”,理由是社会主义民主更加公平,人民享有更广泛的权利(从理论上讲,本该如此);但是面对严酷的现实——弥漫性的腐败、贫富差距 (基尼系数)扩大、社会保障大面积缺失、生产安全条件恶劣造成灾难频发,党政机关的豪华办公楼和大小官员的豪宅与百姓的陋室成鲜明对比,以及其他种种众所周知的严重不公,在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国家中也实属罕见。有人却又搬出早期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残酷剥削作辩护,说是‘初级阶段’不可避免。面对国内人权状况遭外人批评,熟读外国文学的外交官竟抬出150年前狄更斯小说中描述的社会来应对。社会主义乎?资本主义乎?身处19世纪,还是21世纪?需要不需要改?

至于对外关系,话题更为 “敏感”。不宜多言。只是我记忆犹新,上个世纪曾经有一度我国与几乎所有国家为敌,只以意识形态为基础,剩下的“友邦”只有两三个喂不饱本国人民、赖我国“无私援助”而维持“战斗友谊”的小国。赖中美解冻以及随之而来的30年开放改革之力,我国打开了融入国际社会、良性互动的大好局面。即使在1989年的风波之后,当时在位的国家领导人也一再公开表示,我们不以意识形态为国际关系的基础,国家关系不受社会制度的影响(大意)。这一明智的决策,在当时情况下没有使我们的国际处境进一步恶化。我只能衷心希望,当前的对外关系理念至少能从中华民族利益的现实出发,守住这条线,而不倒退到上世纪60年代。

老夫(妇)耄矣,无能为矣。不论人们怎样津津乐道今日中国出现耄耋老人勇于直言的风景线,一个民族的希望只能寄托于年富力强、朝气蓬勃的中青年。所以我每见到好学深思的年轻人,读到有见地的文章著作,特别是在方今熙熙攘攘之世仍有人有所追求,有所坚守,不计利害、安危,执着地为百姓的权益鼓与呼,破谎言、求真理,为社会正义、民族振兴脚踏实地、见缝插针地做着有益的事,都感到欣慰,升起希望,乃至肃然起敬。而这样的人却往往不见容于权势,屡遭横逆迫害,令我扼腕。

一个好的国家,好的社会应该做好事易,做坏事难;好人得好报与恶人得恶报的概率高。如此则人心向善,正义公平得以发扬。从近期看,政府公信力强,社会得以稳定;从远期看,足以振兴民族精神,优化民族素质,这才是长治久安之道,特别是在当前矛盾迭出的转型期可望避免大动乱,实现和平过渡。

而现实情况却不容乐观:做好事难,做坏事易。即便当前官民共同大力提倡的“慈善事业”,有善心做善事为弱势群体雪中送炭者,往往遇到重重阻力,甚至也因行善而遭整肃。青年人入社会,要保持清白,守住道德底线,不但难以生存,且须随时准备作出牺牲。而与贪腐同流合污、向黑暗势力低头妥协则顺风顺水。以这样的社会矛盾和 “被和谐”的民怨,一旦经济发生动荡,恐怕难有今日我们所讥笑的他国民众的承受力。则我辈衷心企盼的和平过渡恐怕又一次失去机会。比之于厝积薪而卧其上,岂不恰当?

何况,今日之中国已非昔日封闭的老大帝国,而是身处21世纪,不可能自外于浩浩荡荡之世界潮流。现在流行的最简便的说辞是一切归咎于“境外敌对势力”。我想借用一句论语:“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

呜呼!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我个人温饱无虑,别无他求。所求者惟国泰民安,善用百年来国力最强盛的时机,力求以和平方式越过这一不可避免的门槛。正因为如此,每见种种悖理伤道之事,忧思难解,悲愤不已。我宁愿不做贾谊式的预言家,我宁愿落杞忧之讥。

中国白领一族99%面临破产,但绝非危言耸听!

近日,香港著名经济学家郎咸平说,在中国99%的白领以及他们的家庭即将面临破产。而且是必然破产,无路可逃!这件事可能是发生在未来2-10年。

郎咸平说,你可以尽量去怀疑这个数字。但它必然发生,绝非危言耸听。

就如他预言中国国营企业职工必然失业一样,在当时来说没人信。但确实会发生。因为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其必然以不断的以通货膨胀和改革手段来换取经济的发展。而每一次改革所带来的阵痛都是由百姓来承担的。

郎咸平说,无论是上山下乡时迷茫的知青们还是改革开放带来的大量国企纷纷倒闭时大量下岗职工,如果他们能有一定的前瞻性的话,那么他们也许会为自己留一点后路。但是由于过分相信文件以及过分相信生活不会突变,所以才导致了他们的人生悲剧。

有人说政府不会坐视不理白领破产,其实政府当然不愿意。可有的事情,怎么说呢,想想当年的下岗职工吧。引起了那么大的社会震动,又能怎样呢?!

今天的白领明天破产的时候,也就那样而已。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快速腾飞。但旧的体制并没有完全更改。各种重要行业依然施行的是政府垄断机制在运转。如:银行,金融,冶金,能源,信息,运输,医疗,教育,土地。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不可能对这些东西进行全方面的改革开放。但到了今天,垄断经营所带来的矛盾日益突出。

首当其冲的就是房地产。由于中国的法制不健全,尤其是金融以及改革领域里出现了各种失误导致房地产节节攀升。随着房地产的增加以及外来人口向大城市集中。所以城市新民工也就是所谓的“白领”收入表面上也在提升,以北京为例3000-15000元人民币的月薪处处可见。但收入主要用于支付租房或还贷。

为什么99%的白领家庭会破产,就必须先了解房价为什么会这么高?高在哪里?资金是运转的?以及发展趋势带来的相关效应。

1:导致房价爆涨的第一个因素:银行竞争下的贷款开放。

房价的爆涨的因素主要是因为百姓在替政府所犯下的错误买单。比如以前一个开发商通过某银行贷款了1000万开发了一个房子。如果还不起那他就倒霉了,因为所有的银行都是一个体系,你欠了钱没还就再也没有翻身的机会。但是中国在银行改革的基础上开了一条口子,为了各银行之间的竞争所以把工行,农行,建设银行等等全部独立运营。这本来是好事。但问题是这些银行都不是私有的,而是国家的。不难想象,当一个开发商从工行贷款1000万的后果。他只需要用500万来开发房子,然后把售价提升,再把这个开发中的房子按他的售价标准抵押从农行再贷款2000万,然后再用这2000万中的1000万开发一套售价更高的房子来找建设银行抵押贷款4000万。就是这样一个滚雪球的疯狂贷款模式。

房子卖不卖得出去不重要,关键是房价要高,不得降价。反正银行的钱不是私人的,所以稍微疏通一下行长加之又有“合法的”高零售价的楼盘做抵押,自然就越来越好从银行贷款。

这样造成的结果就是,房子价格只攀不跌!因为不能跌!!

一跌银行贷出去的款就再也回不来了。这可是政府的银行,政府的钱!

所以,为了堵住这个资金黑洞,一些被收买的专家、媒介便开始疯狂制造舆论,用各种舆论手段威逼利诱人买房子。

土地资源严重紧张,再不买房将来就只能住在郊区呀之类的,导致人们不得不去买房。其实住不了市中心这种情况这根本不可能发生,城市居民是一个新老替换的过程,要上班的住城里,老人退休喜欢住郊区。只要人口不爆炸就不会出现上班族住不了市中心的情况。虽然这些舆论造成了很多人买房子,但是仅仅是这样,房价还没有高到现在这样的离谱。紧接着,政府又犯了第二个错误。

2:导致房价爆涨的第二个错误:中国特色的按揭。

按揭本来是一种西方很流行的制度,也很合适。但这个制度一旦运用到中国就有点问题了。因为从大的体制上来说,所有银行都是国家的,而不是私人的。所以贷款这个关口就不可能控制得住。只要文件上说得过去,人们就能贷到款。

政府开始实行个人按揭制度来售房。还经常举什么美国来太太和中国老太太的例子来诱惑人们去按揭。确实有人按揭了,而且是疯狂的按揭。只要和银行有点“路子”的人。他们先按揭一套80万的房子,自己出10万首付然后再从银行贷出70万。之后再把这个房子抬高价格到180万出售。这个时候他们的亲戚或者老爸老妈再去买下,也用按揭的方式自己出首付30万再从银行贷出150万。然后就不管了。他们不还贷款怎么办?银行爱收不收。反正根据合同我还不上钱你可以收走房子,我们两不相欠。转了一圈,抬高了几倍价格的房子又回到了政府回到了银行手里。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很多新楼盘刚开始修就被“炒房团”买走了。他们炒的不是赌房子会升值,而是拿了房子去收拾银行。

银行拿到这个房子怎么办?更不敢降价了。只好再加点价接着卖。所以普通老百姓现在根本别想买到真正合理价格的房子。即使你直接从开发商手里买来的房子都说不定已经转了好几次手又回到银行以及开发商手里的了。说句不好听的,现在8000/平的房子里,有只有2500才是房价,有5500都是以为决策错误带来的资金黑洞。也就是说,你正在替人任劳任怨地擦屁股。

3:第三个问题:白领家庭何时破产??

研究了房子价格为什么会涨,再来研究中国城市白领家庭破产的必然性。

国外白领收入确实是高,但是高得有价值。而中国所谓的白领则普遍素质较差。中国企业内耗严重,人人相轻,人人顽固。所以难怪外资企业一进入中国大陆市场就开始惊呼:“在中国办企业招不到人!”有人会说:“既然现在的白领不值这个身价,你说说为什么他们还能拿到这样的薪水呢?”其实,这由于房地产的火爆造成的一个量子效应。银行损失的资金大量的经过少数人之手流向了市场。这些人开始在中国的其他领域疯狂投资。因为他们自己也知道房地产就快要崩盘了。他们这样一轮又一轮的投资热潮正在快速消化这些资金,他们投资互联网,投资高新技术,投资娱乐,投资很多很多,但起码付出的工资要够员工付房子月租或者月供。所以正是因为房价的高涨所以造就了中国城市人口工资水平的相对提升。不相信你自己算算你所在的城市白领阶级平均收入,一旦交完每月的房钱,手上还能剩多少钱,相信大家都心里有数。

所以,一旦房地产崩盘,紧接着崩溃的就是你的工资。

很多白领都购了房。他们的算盘很简单:“两口子除开各种税收保险每月纯收入还12000。交3000房钱算什么?我还能再买一套呢!”是的,不算什么。但因为房子贵所以什么东西都贵。吃的贵,交通贵,学费贵,医疗费用更贵!!

所以,交了房钱你再除开生活费用,就基本上一分钱存不下来,就算存点也赶不上正常的通货膨胀率。问题是如果能一直保持这个现状的话,理论上说应该没事。你这二十年赚来的钱正好可以弥补政府的两个错误带来的亏损。

但问题也出在这里。随着WTO五年缓冲期的结束,大量外资通讯,银行,医疗,保险等等公司都会陆续进入中国。到时候没有人能阻止你把钱存入花旗,存入汇丰。请问一下到那个时候谁愿意把钱存在呆帐坏帐如此之多的中国国有银行呢?即使政府再怎么采取措施,也可能挤兑,所以到时候会发生什么现在还很难说。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到时中国国有这些银行的压力将变得非常巨大。贷款就会难上加上,因为银行根本无钱可贷。同时大量具备高素质人材的外资企业进入中国,必定带来市场的强烈冲击和大量现有企业的倒闭以及白领失业。

也就是说,一旦外资企业加入竞争,中国现有的99%的白领都将面临大环境下的就业压力。

外资银行一旦积累了资金开始投资房地产,那么由于它们是正常的操作流程,所以造出来的房子就会便宜,其必然拉动全国房地产大幅下跌。

房价一跌,紧跟着跌的就是你所在的企业的工资收入。

可你之前买的房子还贷价格并不会降低或者减少,所以你将无力支付高昂的贷款。那么你的的房子会被银行收走,你的存款会被直接冻结。

所以,未来中国城市中的白领们最大的可能是和几十年前的中国国有企业职工一样。辛辛苦苦二十年,到头来竹篮打水一场空。

看到这里,你应该明白,不要买房是一个避免破产的好办法。

不过还要提醒你,为了托住楼市不跌,他们还有个办法,那就是鼓吹老百姓不买房就不是个爷们儿。这还真有点效果。现在的人一张口第一句就是:“你有房吗。”似乎你没房就是个太监一样。

还有人发帖说:“不买房子你住哪里?”这就奇怪了,住和买有必然联系吗?在中国一个土地都不属于你的房子,卖给你和租给你有什么区别?!更别提土匪一样的物业和把人不当人的强制拆迁!这不纯粹是“皇帝的新装”吗?!

不过,既然WTO中已经说明出版业和传媒业中国还是不对外开放的,那么舆论救市就会成为政府和开发商手中的最后一张王牌。

我们在面对很多花言巧语的时候还是自己多动动脑子。以后我们听到的房产的鬼话会越来越多,越来越令人发指。

比如最近就有砖家在鼓吹房价不贵时都说:“即使年薪5万,两口子也是一年10万,5年就50万。所以房价当然不贵。”奇怪的是居然有人点头称是。

也许对于这种或者此类已经进化到了不吃不喝不病不穿不动、且爹娘早已死绝不用赡养的砖家来说,也许还真是那么回事。所以大家注意提高警惕。

买房或者准备买房的白领一族必定随着房价的崩溃而崩溃,那会是一个缓慢发生的过程。短则两年,长则十年。但这是不可逆转的趋势。

所以中国99%城市白领一族已经面临破产,绝非危言耸听!

今天你往银行交的每一分房钱都是替政府替炒房者补洞,只有一小部分是真正的房钱。明天大环境一变,你没有那么多资金来补洞的时候,就会被市场和银行一脚踢回老家,换一批新人来接着补。不信?走着瞧呗!

为什么说99%这个数,是因为99%的人一旦月薪过5000就开始买房,甚至3000,4000都买。小俩口什么都不明白这样买下去人生一定会很惨。

当然如果你是那1%的智者,多劝救他们吧。

陈丹青新加坡演讲《母语与母国》全文实录

大家好,我第一次来到新加坡,飞机飞过来时,往下看,以为会遇到几架搜救(注:马航MH370)的飞机。海面波浪非常细腻,远远看下去像皮肤一样,上面一小朵、一小朵云。然后就降落了。降落以后呢,非常快我就发现,太好看的一个岛,一个城市。

我不会讲演,每次都请邀请方给题目,看看能不能说。彭导就说新加坡华人对华语的教育,华语的前途,有各种担忧——我的无知和轻率就上来了:我想,好啊,我也在海外待过,我也说华语,跟母国有种种纠缠的关系,那就讲“母语和母国”。多么轻率啊,直到来了新加坡才被警告:“你踩了雷区,要慎重对待,要不然你会伤人,也伤你自己。”

此前我成个老油子了,这回有点紧张,新加坡是个让人紧张的地方。(众笑)刚才等在后台,看视频,看到诸位的大会开始了,好严重,像是开十八大的样子,一套一套介绍……但这也是新加坡的好,有点儿像日本,干什么事都如临大敌,结果来了个傻逼,不知轻重,谈什么“母语和母国”。

(众笑)

昨天差不多没敢出去走,宅在宾馆房间写发言稿。前天倒是参观了孙中山待过的小房子,当年孙先生在那儿聚众谋反——现在的说法是“dian fu国家#罪”(众笑)——照片里他跟一帮本地老华侨坐着,都长得很有样子,在那儿合计谋#反。

我是广东台山人,我的父亲这次也一起来看看新加坡。我们非常服气,没话说。早听说新加坡多么干净、多么现代化,眼见为实。我走了几圈,找不到一个地方让我觉得这里没弄好,那里又不对。没有——我来自一个丑陋的疯狂的城市,就是北京;我又生在曾被过度赞美的,但现在也非常丑陋的城市,上海,所以我有对比。每次到日本,很沮丧,我想,什么时候中国也有个城市能够跟日本比比——随便日本的哪个城市——想来想去,想不出。

二战前的东京,没法子跟上海比,很土,从前的东京人要飞到上海才能赶上应时的好莱坞电影。诸位一定知道现在的东京,也去过东京。这次在新加坡,我发现终于有座城市,住着很多中国人的城市,可以对日本说:“我们也很好,还比你大!”

可是父亲告诉我,半个多世纪前,或者更早,台山老家的人,最好是到美国,到旧金山,比较穷的,会跑到南洋,其中包括新加坡。我们祖村里有个人从新加坡回乡,穿的衣服跟他走的时候一样。他老婆气死了,就在门口打他:“你怎么混成这个样子?!”

南洋华侨曾经很苦的。我相信在座各位的祖上肯定很早过来,天翻地覆。二战以来,1965年以来,70年代以来,在座很多跟我同辈的人,一定目击了这个国家怎么变成今天的样子。

接下来试着谈谈我的不知轻重的题目:“母语和母国”。

我先要说,当我想到这个题目时,有个低级错误:我自己曾经是海外华人,要来新加坡,就把这里的听众也想成海外华人。我很谢谢这两天当地朋友警告我:这里是“新加坡华人”,不是“海外华人”,完全两个概念。

所以我先退回自己在纽约的身份。我在大陆被称为“海归”,所有仍在国外的华人羣体,被称为“海外华侨”。大陆还有个“侨办”,我们都是侨办的工作对象。所有海外华侨,说母语,或者不说母语,用母语批评母国,或者赞美母国,都会牵扯到剧烈的感情问题、情绪问题,有时候会打起来。因为母语问题,就是语言问题,语言问题,就是政治问题。在所有国家,在所有历史阶段,语言问题从来不会超越政治。

我1982年出国。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新世纪,海外华人的变化非常大。我刚去时,很少很少大陆人,主要是广东人,其次是台湾人。今天完全不一样了。大家去过纽约就知道,华人小区再也不是从前的广东台山帮,中原大陆各省份的人都有。大家知道“FL功”。FL功要是在纽约街上示威,骂中国,就有东北大汉,女大汉,上去就打,暴打,警察都扯不住。

这是今天的“海外华侨”。可是换在30多年前,我亲眼看见唐人街的广东青年过春节时,舞龙灯、耍狮子,舞到大陆开办的店面,会用狮子头伸进去拱几下子,同时戏谑地说:“打#倒#中#共!打#倒#中#共!”现在呢,每到十月一日,唐人街挂出许多五星红旗。

所以三十年来中国大陆的变化,直接影响海外华侨的变化。此下我要非常审慎地区分,这么一大群海外华侨——北美南美的,西欧东欧的,日本的——不包括新加坡华人。

我来试试看会不会说走嘴。大家知道,大-陆是个不能随便说话的地方。在这儿不知道能不能稍微随便一点。如果不能,大家当场告诉,我赶紧打掉几个牙齿,讲完后,再装回去。(众笑)

刚才说了,语言问题是政治问题。著名的文学作品,都德的《最后一课》,大家知道。大家也知道,英国人在所有殖民地推行英语教育,德国人在占领区推行德语教育,绝对是政治问题。像早期东正教俄国和希腊语的关系,西班牙和整个南美国家的语言关系,也都是政治关系。中国就早一点了,中国的语言政治开始得很早,可能是全世界最早的,两千多年前,秦始皇就实行“车同轨,书同文”。此后有五四运动、白话文运动,乃至今天在蒙、藏、新疆推行汉语教育,全都是政治。

我起先不知道这些。我生在大陆,只会说国语。我的第一语言其实是上海话,之后在江湖上混,会说几个省的方言。直到出国前,我没有母语意识,也没有母国问题,一切都理所当然。可是一出去,就发现我从小讲的普通话,在不同区域的华人圈,上演不同的剧情,这些剧情,就是母语和母国的不断错位。

我先到旧金山,见了一堆从未见过的亲戚。糟糕,几天内不能交流,他们生在那里,全说英文和台山话,可我只会说国语,最让我着急的是,我无法告诉他们,这几十年,一家人在大陆经历了什么,他们也无法让我懂他们在外面经历了什么。

救星来了,是我一位表舅妈。表舅妈是缅甸华侨,小时候曾经拿着花去欢迎过周恩来总理,她能说国语——这倒有点儿像新加坡华人,说的是普通话——那几天我跟在她后面,所有讲话的场合,靠她翻译:中国人替中国人翻译。

结果我要飞去纽约了,语言靠山没了,我很慌。1982年,大家想想看,中国大陆还土得要死,完全是第三国家,我蓬头垢面,穿了条自己做的牛仔裤,排在机场的队伍里,表舅妈知道我慌了,就在人羣里找,一找,找到一对台湾夫妇。哎呦!新救星来了,说国语。一路上五个钟头,我们聊到纽约。

可是这么一交谈,语言错位又来了:他们说的是“国语”,我说的是“普通话”,我很感慨:国语、京剧,国术、国医、国画,都是民国语言,我头一次当面听一位中国人很坦然地说,他讲得是“国语”,在大陆,没人说自己讲“国语”的。

到纽约后,我除了少数大陆朋友,此外的交际便是台湾华人,理由很简单,就是彼此懂国语,说国语。

可我很快又发现“国语”的错位。有一次在饭店看到一位壮姑娘给我们端菜,随口问“您从哪儿来呀”,她背过身去,高声回答:“自-由-中*国!”这句话,80年代初很多台湾人会对大陆过去的人说,口头语是:“你们大-陆”,“你们中#共”,我们的口头语呢,是“你们台湾”。跟台湾朋友初次见面,我们会说“解放后”,他们立即纠正,说,那是“沦陷后”(众笑)。我说“北京”如何,他们会说“No,对不起,陈先生,我们只说‘北平’,不说‘北京’”。我的祖父是国民党军官,黄埔七期的学生。1989年我终于去台湾见到爷爷了。我随口说起他曾经参加过的“淮海战役”,爷爷在那里被俘过,他说,那是“徐蚌会战”。1992年,祖父终于被我父亲拉回大陆定居了,父亲带着爷爷参观黄埔军校,参观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园,也是随口提到旁边的“广州烈士纪念馆”要不要去看看。爷爷大怒:“什么广州起义,那是广州暴动!”(众笑)。

那时爷爷很年轻,在广州当宪兵队长。张太雷先生,不知道大家听说过没有,共产党早期的地方领袖,三十多岁年纪,在广州暴#动,死了不少人,以后有个“广州烈士纪念馆”。

所以,明明祖孙之间,明明两张中国脸,明明说的是普通话,但是,不断错位。

我有一位作家朋友,名叫阿城,他有个非常精辟的,朴素的结论。他说,大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是,中华民国;香港是,清朝。(众笑)

非常准确。想想看,香港,没有被国民党统治过,目前回归了,我不想说她被共产党统治,好像开了五十年的支票,不会变,但至少我们说这句话时,香港真的是清朝。证据呢,据说直到七十年代,香港九龙街区的告示,头一句话,叫做“尔等臣民”,还是朝廷口气。如果这是讹传,那么香港电影大家都看,《无间道》看过没有?两张超英俊的脸,一个是刘德华,一个是梁朝伟,拿枪盯着脑袋,说“我是当差的”(粤语发音)。

“当差”,是清朝话,不是民国话,更不是共和国话。共和国说“我是人民警察”,民国话怎么说,我不知道,“老子警察局的”,或怎么样,但不会说:“我是当差的”。香港直到新世纪,还在讲:“我是当差的”。

台湾呢,是另一套说法。“本党同志”,“庄敬自强”,等等等等,大家要是熟悉台湾语言,就知道那是国民党败走台湾带过去的语言。九十年代我在台北中国时报报社走廊,还看到员工奖惩名单,跟电影里民国时期的格式一模一样。

大陆不必说了。凡是大陆出来的我这一辈,都记得各种口号标语,共*产*党是个语言党,非常会创造语言。五十年代,我小时候,百货公司顶层巨大的标语,“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六十年代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七十年代是“造反有理”;八十年代呢,是“摸着石头过河”;九十年代变成“三个代表”;到了新世纪,“和谐社会”;现在呢,“中国梦”……

所以语言会变成人羣互相辨识互相认同的符号,不可替代。

八十年代,散在各国的大陆人很少,我听英国留学的朋友说,有一次他看完电影,忽然有个女孩冲过来说“你们是北京来的?”“是。”女孩当场嚎啕大哭,说是太久没听北京话了。我在纽约时,1983年左右,有一次和我表兄下了地铁往回走,发现跟随的影子,有个人远远跟着我们,听我们说话。我就回头跟他聊。他说“你们是上海来的?”,我说“是”,他说:“哎呦,二十年没听过上海话了”。我说为什么,他承认他是1972年中共最早到联合国的时候,他叛逃留下来,隐名埋姓。但毕竟忍不住思乡,夜里听到两个人在街头说上海话,就跟着我们。

这是方言认同,还不是母语认同。我相信伦敦的北京女孩如果听到云南话,不会嚎啕大哭,上海的叛逃者听到贵州话或者宁夏话,不会跟着我们走。所以在大陆,港台,海外,上百年形成了三套话语。三套话语之间,彼此很难沟通,有时甚至听不懂。

自古以来,中国是个宗法文化,宗族文化,认同乡,认同姓,认同宗,但未必认母语,认国家。“国家”概念传进来,只有一百多年,是洋人弄出来的名号。法国,英国,最早创立现代国家,有了“国家”这个词,这个概念。此后,各国跟上来了,爱国主义啊,叛国啊,敌国啊,友国啊,等等。你到东晋去问陶渊明,他不会说“我是中国人”,他会说“我是东晋人”。《桃花源记》说:“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你去问苏东坡,他会说“我是北宋人”不会说“我是中国人”。你去问董其昌,他会说“我是(某一代皇帝的)明朝人”,我忘了他的一生经历了几个皇帝。他的画,那个时候也不叫“中国画”,甚至不叫“水墨画”。

所以,中国,国家,母语,母国,都是外来词的翻译。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中华民国——台湾,清朝——香港,还可以延伸,延伸到越南华人,缅甸华人,马来西亚华人,印度尼西亚华人,都没有经历民国和共和国,那里的人说广东话,闽南话,大致是清朝语言,是传统的母语。

问题来了,这两天我开始受教育,就是,新加坡一地的华人华语,讲的是普通话,写的是简体字,是共和国版本——据说贵国的李光耀会六种语言。我听说,他到台湾,跟蒋经国一块儿下农村,他忽然直接用闽南语和台湾农民沟通,小蒋看在旁边,不舒服,“他可以直接和我的民众沟通,我无法跟本岛人沟通”。我相信小蒋的政治思路,以后改变了。同样是这位李总理跑到中国讲演,听说是杨澜用英文主持,李总理就说:“No,今天我要说普通话”,这可不得了,底下人服,这家伙会说中国话!然后呢,他是剑桥毕业的,他用流利的英语跟西人辩论,他是位语言政治家。

据说,他启动了当时的华语运动,也据说,他持久抑制华语教育。我不知道在座对李总理的意见,但我想要说一个更大的历史背景,更大的政治背景。

以下是非常粗略的介绍——我读过一本书,也在其他一些书里得到印证,就是,整个亚洲地区落后国家为什么会在这两百年,一百年,经历剧烈的文化震撼和政治动荡。原因,一切的一切,差不多要追溯到启蒙运动以后。十七八世纪,英国、法国,建立了现代共和国,建立了现代国家概念。现代国家起来后,同文同种的人群在一个划定的区域,结合为共同体,很多小公国,封建主,小皇帝,变成共同体,便于调动资源和军队,抵御外敌,也便于侵略外国,使自己的共同体空前强大,这种共同体,被叫做国家。

最早受刺激的,是欧洲日耳曼民族和区域。那里是欧洲后起的国家,受刺激时还是上百个小公国,是普鲁士人的农业区域,相比法国、英国,很落后。他必须急起直追。急起直追,立刻遇到两个尖锐的问题:就是,我要是把你的新观念,新结构,新器物,学过来,本国的文化怎么办?我的民族记忆怎么办?所以最早,是德国人提出了文明和文化这两个概念——浪漫主义运动也是德国人弄起来的。大家如果去听华格纳的音乐剧,大部分是德国古代神话——用中国话概括,就是,德国人在他们的现代化过程中,在转型为现代“国家”的催逼之下,开始了中国人叫做“整理国故”的这么一个文化运动。

从此,不得安宁的是什么?就是所有后进区域都要转型为先进国家,都处于以上两难,非常屈辱,痛苦,但非常切迫,必须作出选择——如果保全自己古老的原有的文化、传统、习俗,你很可能亡国;如果学来先进国家的器物、观念、思想、技术,你,第一步可能丧失自己的传统,然后一步一步丧失自己的记忆。

这是很难调和的事情。很难调和。

日耳曼地区当时对法国做出了回应。不久,德意志民族慢慢强大了,也变成现代国家,变成所谓帝国主义。而这股现代国家的风,慢慢往东,吹到斯拉夫地区。斯拉夫地区也布满小国,往东,往北,还有一个庞大的帝国,就是俄罗斯。

俄罗斯在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虽然此前有过彼得大帝强行推进西化运动,但被法兰西共和国的现代概念一冲击——自由,平等,博爱——俄罗斯也发生了跟德国一样的运动。什么运动呢?就是,到底保持自尊,我俄罗斯人最好,最优秀,我俄罗斯文化最美,最善——还是,我要西化,我要学西方?

托尔斯泰那代人,车尔尼雪夫斯基(Chernyshevsky)那代人,别林斯基(V.G. Belinskiy),还有更早的果戈里(Gogol-Yanovski),都经历过同样的启蒙和挣扎。俄罗斯艺术家,包括更多的政治家,大致分成两派,有偏西方的,有偏东正教的,两种意见,两股势力。我最近的新书《无知的游历》,就是谈俄罗斯印象:我举出六个伟大的艺术家。作家是托尔斯泰(Tolstoy)和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yevsky)对应,音乐家是柴可夫斯基(Tchaikovsky)和莫索尔斯基(Mussorgsky)对应,画家是列宾(Repin)和苏里柯夫(Surikov)对应。前者,托尔斯泰、柴可夫斯基、列宾,相对代表倾向西化的经验;后者,陀思妥耶夫斯基,莫索尔斯基,苏里柯夫,相对代表俄罗斯本土的经验。虽然后者的艺术语言全部学的是西方,是从法国、意大利、奥地利、德国学过去的,但是他们的主题,他们的情绪,他们的精神性,偏向东正教的旧俄——俄罗斯。

这样一种自卑的,骄傲的,纠结的,同时必须有所选择的情况,到了19世纪中期,开始从欧洲大陆,从斯拉夫地区,从俄罗斯,转到亚洲。一个是印度,一个是中国,一个是日本。

这三个亚洲国家对西化的态度,西化的步骤,尤其是西化过程中的剧情,非常不一样。但无一例外经历了共同的痛苦、自卑、骄傲、挣扎——我们到底要全盘西化,还是保留传统文化?这种纠葛,比欧洲人,比俄罗斯人,更尖锐。亚洲文化,东亚文化,跟西欧文化差异太大了。中国和印度那么古老……此后的故事,大家耳熟能详。清末,从朝廷,直到士子,直到老百姓,对西洋人的怨恨,恐惧,然后慢慢了解,慢慢想要学习,这么一个过程,流了很多血,做了很多噩梦。但是,一百多年来,我们最后的选择还是西化,强国,不然你就被灭掉,至少,总是挨揍,受欺负。在日本,这条路曾经引发持续的政*变和谋*杀。

这本书的作者,是美国人艾凯(Guy S. Alitto)(注: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论文化守成主义,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艾凯,中文写作),他例举了一大堆名字,把每个国家的文化守成主义者和反现代化、反西方的伟大人物,作了排列:

在印度,是泰戈尔,甘地。

在中国,是辜鸿铭,梁启超,梁漱溟,张君劢。

在日本,那堆名字我无法复述。

他举出一个有趣的现象,几乎是通例:这些人早年受的全是西方教育,甚至直接在西方大学毕业,甘地、泰戈尔都是这样——辜鸿铭根本就是外国人,二十几岁才回到中国——可是在青年和中年时期,忽然由于某种原因,一种内在的自尊,他们回向文化保守主义,对西方和西化的过程,持续抨击,希望唤起民众对本国文化的注意。这个庞大的历史叙述,今天只能粗略地介绍到这个样子。

略微了解中国近代史的人,都知道,鸦片战争、甲午战争之后,庞大腐朽的朝廷,最后,不得不屈服,不得不采取开放政策,西化政策。第一步,就是派留学生,留学的第一步,就是学外语。

所以,强国,西化,现代化,项目非常多。

一百多年过去了,几代人奋斗、牺牲,从硬件上说,目前可见的器物指标——机器的“器”,物质的“物”——中国几乎全部达到了。可是在文化层面,对不起,改变是改变了,根子里,很难改变。要从文化深处现代化,第一恐怕还是语言,因为语言影响思维,思维渐渐改变现实。英语,可能是实现现代化和西化最有效、最通用的语言。香港是个例子,它根本就是殖民地。但这几天我才知道,跟新加坡比,香港英语普及程度,似乎还没新加坡彻底。

印度是另一个例子,我无能回答。很多印度人会说英语,受英语教育,为什么还是脏、乱、差?为甚么印度不会出现一个新加坡——我无法回答。

我只能说,中国人太聪明了。中国人的制度,太早熟。什么意思呢?古代的例子,总要说到秦始皇,车同轨,书同文。那是全世界最早的语言统一的先例,语言统一,直接影响中国建立全世界最早的文官制度,最早的科考取士制度。英国后来的科考受益于中国的启示,虽然他们到中国来,已过了明朝。直到今天,欧洲大陆的语言,不统一。

语言的统一,不统一,各有利弊,这里无法谈论。但是贵国的李总理是个语言政治家。他可能想在小国家,小族羣,率先高效地西化。语言必定是第一步。所以在这里,马来语是母语(注:新加坡国语);英语是实际上的“国语”;华语呢,成为辅助语言,对外,方便跟中国作生意,对内,可以成全族羣认同,族羣和谐——是这样吗?我希望大家反驳我,给我指教。族羣的母语不影响国家语言,官方语言,族羣假使落后,暂时也不影响国家的现代化——李总理有他的算盘。

总之,全世界各国华侨,没有一国像新加坡华人这样,能说双语。美国六七成以上的中老年华侨,大家清楚,一辈子因为不会说英文而受苦。各种法律纠纷,各种歧视事件,各种日常生活,包括代与代之间的情感,因为语言问题,带来很多悲剧。

三、四年前,贵国《联合早报》曾邀请我来讲演,说,“你来,这儿有你的读者”。我很惊讶,但粗暴地回答,“我不喜欢李光耀,也不喜欢新加坡,太干净了。”(众笑)就没有来。现在想想,真是个狼羔子,非常无知,非常粗暴。

为什么我不喜欢李?因为八十年代纽约有很多关于他和新加坡崛起的报导。一方面,我觉得他是对的,另一方面,我很纠葛,因为我讨厌权威主义,讨厌儒家式的道德统治。我生长在毛时代,毛试图用极端的道德统治。我从小目击威权和道德统治,荒谬到什么程度,付出多大代价。所以看到任何人想用权威主义,想用变了形的儒家道德统治,都会反感——所以,我刚才说的话,并没有资格,也没有意图,为这里的语言政策辩护。诸位生活在这个语言场域,你们的痛感,你们的心理,跟我不一样。我需要诸位指教。

母语,讲还是不讲?讲多少?讲到什么程度?永远牵扯到两个问题,一是自尊心,一是安全感。例子,几乎举不完。在语言问题上,我们非常容易受伤:对外容易受伤,对内也容易受伤。

大家一定听说太多华语家庭,我指的是华侨——这里的情况,请诸位告诉我——就是,我所见过在欧洲的温州人,在美国的福建人、广东人,很多很多悲剧,来自家庭两代之间语言无法沟通。对外,事情就更多了:你开个罚单,来张传票,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我亲眼在纽约海关口见过很多台山乡亲,大嫂、老太太、乡下小孩,站在官员面前,什么话都说不出来,必须临时请人帮忙,才能过关,双方都困扰。

我女儿在美国长大,不会读中文,也不会写。她会说,但词语有限。我在大陆有不少年轻读者,比我女儿还年轻,但女儿从未读过我一本书,一行字。

此外就是安全感。语言的安全感,推至极端,历史上许多国族要征服另一个国族,第一件事,灭你的语言。人杀不光,灭你的语言。

昨天这里的客人问我,目前此地实行这种双语教育,弄得英文没那么好,汉语也一般,我怎么看?我想,其实很简单。各种统#治术里,最聪明的统#治术,就是愚*民教育——让你大约知道一点,但不很深。(众笑,鼓掌)

(你看,动到诸位这根筋了。)

中国从先秦开始,孔孟开始,就知道愚*民教育。“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我不懂国学,但我知道孔孟这帮聪明人,很早很早就告诉君王,你怎么统治老百姓,怎么耍他,他还不知道。愚#民统治的最高境界,以我所知,是最近六十多年。为什么是最高境界呢?就是人民差不多已经不知道,也不在乎被愚,简直出神入化,就是,民开始自愚(众笑)。今天大陆的太多现象,一句话,就是“民自愚”。

那么,母语在国内的情形怎么呢——啊,除了新加坡!我现在一讲到新加坡就紧张(众笑)——我要告诉大家,大陆的中文教育,中文水平,也是江河日下。

大家可能知道我十年前提出辞职。我完全疯掉了,四年招不到一个研究生。为甚么?英语差一分,政治差一分,绝对不可以。我对政治、英语的统一考试,深恶痛绝,最后决定不干了。可是呢,另一面,我发现所谓报考研究生博士生的孩子,十之六七,一篇清通的文章,写不下来,一张字条,写不清楚。我回国后,在南北各地大学有过讲演,所有学生的提问、错别字、笔误,所有的文句不通,几乎一模一样。无论清华、北大,还是别的大学,一模一样。

这种状况不仅仅是年轻人,太多小学中学老师、大学教授,甚至作家,都逃不了。大家可能听说有位德国汉学家顾彬(Wolfgang Kubin)前些年扔了炸弹,伤了中国作家的心。他说,中国当代写作,中国当代文学,致命伤,是“语言不好”。这太荒谬了。你可以说俄罗斯作家、法国作家,哪篇不好,哪位是二流,但你批评俄罗斯或者法国作家,说他“语言不好”,那是断命根子。在所有国家和时代,一国的语言,总归是诗人和作家(包括哲学家、思想家)语言最好,结果中国作家全体性“语言不好“?这是剧烈的批评,致命的批评。

他的理由是什么呢?他说,中国当代作家,从80年代到现在,很少,或者,几乎没有一个人通双语。不通双语,对世界文学,世界讯息的大参考,大思维,本身的知识结构,文化眼光,不可能好到哪里去。他举了民国的例子,他说,鲁迅、郁达夫通日文;胡适、林语堂通英文,张爱玲用英文写作……好不容易,这么多年过去了,有个高行健用法语写作,得了诺贝尔奖,可是中国政府不认。我记得朱镕基说,“他是法国作家吧!”。这句话厉害,一句给你挡回去。美国还有一位用英语写作的中国作家,大家听说过,名叫哈金,我见过他,很尊重他,是个憨厚的人。他的文学立场非常清楚。他也得过美国文学大奖,中国政府也不提,国内的写作圈提起他,好几位作家嗤之以鼻,不放在眼里。

母语在母国的状况,尚且如此,海外华人,海外华语,情何以堪?

可是另一讯息又彷佛极乐观。台湾诗人痖弦先生告诉我,他说,华语写作是全世界各语种罕见的现象。西班牙有流亡作家,俄罗斯有流亡作家,其他国家也有,但从来不会在外国组成自己的俄罗斯写作圈,西班牙写作圈。没有。全世界只有华人,用华语写作,到任何地方,温哥华、旧金山,更别说纽约、华盛顿,一定会有个小小的华人作家协会——我相信新加坡一定有。但赶紧停住,少谈新加坡。(众笑)

我听了后,不知道这是语言的讯息,还是民族性讯息。不知道该高兴呢,还是不高兴。为什么?刚才说了,中国是个庞大悠久的宗族传统,人类学术语叫做“熟人社会”,个人服从家族,为了家族,可以牺牲个人。中国现代化了,可是骨子里还是宗法传统,熟人观念一点没变化。中国人是一流的羣居动物,海外作家圈,作家协会,不一定是文学讯息,而是羣居抱团吧。非常抱歉,可能在座就有新加坡作协成员。我又慌了。我自己不是作协,我是单干户。

不管怎样,我想,没人能够否定,母语,不管哪国的母语——我不想强调中文——都是人的“庇护所”,是人的“存在感”。语言的困境,不管是文学的,社会的,心理的,精神的,情感的,和每个国家的所有人休戚相关。

我热爱中文,但我不是国家主义者。语言问题,我的体会不是诉诸羣体,诉诸国家,诉诸政治,而是诉诸我自己。在自己的手中,珍惜母语,提炼她,无论说话还是写作,把母语弄得更有意思,一个一个的个人,母语说得好,写得好,未必影响整体,但会是母语的光荣,母语的骄傲。

这里我要说到我的老师木心先生。不知道在座多少朋友听说过这个名字。(台下举手零星)谢谢大家。不是很多,国内也一样,每次请听众举手,大约就是百分之一,二。

木心先生前年去世了。他几乎一辈子没有名声,也没有组织,没有任何背景,不属于任何作家协会,就是一个人。他毕生只有一件武器,护身符,就是他的母语写作。

文革前,木心先生私下写了二十二本书,有哲学书,有诗,有散文,有小说,有论文,等等,不能发表,也无意发表,文革初,全部抄没了。文革中,他被关进监狱,就在狱中——其实是非#法#囚#禁,不是正式监狱,把他关在地下室,有水渗进来——继续偷偷写作。大家想想看,那样的年代,你狱中写作如果被发现,罪加三等。我亲眼见到那些手稿,密密麻麻,正反面写满。写完后,缝在棉裤内层,日后带出来。他为谁而写?不为谁写,更不可能发表,不可能被看见——他为自己写。他写的不是政治论文,也不是政治抗议,而是诗、散文和随笔。他只为写作而写作。在绝望的环境中,他让母语陪他一起玩。当他失去尊严,失去安全,几乎失去一切,他靠母语写作活下来,他说,他是“一个字一个字把自己救出来”。

出国后,他的著作在台湾出版,一时引起轰动,刚才说的那位诗人痖弦面对许多台湾作家,亲自击鼓,念他的散文。他被称为“文学不明飞行物”,因为你去查1949年以后所有作家名单,没有“木心”。

木心先生七十九岁时,2006年,终于等到了他的著作在大陆出版。不明飞行物飞到大陆了,引起小范围惊讶。没想到的是,很多“80后”,“90后”,喜欢阅读他的书。他过世之前,病重之际,上百位完全不认识的小孩从各地赶来,守护他,为他送葬,这是我亲眼看见的。我很奇怪,问:“你们为什么喜欢木心?”好几位青年说,“我们不懂他,但是愿意读,因为他,我们才知道汉语可以写得这么美。”

木心曾经说,他对翻译是绝望的,屈原无法译成英文,陶渊明无法译成法文。他说,“我活在方块字里,死在方块字里,想想能够和屈原、陶渊明、老子共存亡,心也就渐渐平了。”

他对文字是这样一种态度。这是一个中国人对母语的态度,这种态度是文学的,美学的,内心的,精神的,和诸位在新加坡遭遇到的语言困境,不太一样,但他指向中文,指向汉语,指向我们所有人的母语。

我想说,一个言说母语的人,可能不在母国,可能恐惧他的母国,被他的母国迫*害,但他的生命却是母语,他靠母语自救,甚至拯救没落的母语。木心先生,是一个例子。他用母语调整和母国的关系,可能正是凭了母语,在内心和母国分离。在木心的个案中,母语的力量,大于母国,高于母国。他说,“我是翻了脸的爱国主义者”。他回国后,临死前,偷偷写道——我在他的遗稿里面发现的——他说:“向世界出发,流亡,千山万水,天涯海角,一直流亡到祖国、故乡。”

这段话,是我见过对母国问题的最高见解,非常决绝,非常潇洒。他把母国、故乡、老家、祖宅,统统看成流亡之地,而陪他流亡的,是他的母语。

这不是一个中国人的思维,而是西方“人权高于主权”的思维,是尼采“艺术高于一切”的思维。自古以来,故乡、故国、故园,是中国古典诗人的终极乡愁,可是木心把故国、故园视为流亡之地。他用古老、优美、简练的母语——譬如“千山万水”,譬如“天涯海角”——实践了他的世界主义和个人主义。他用母语推开母国,他背离母国的乡愁,对母语表达敬意。

不管新加坡华人面对华语是怎样的情结,但大家愿意同意:一个现代中国人,不会说母语,是屈辱和尴尬;一个现代中国人,不会说英语,另是一种屈辱和尴尬。诸位能说母语,又能说英语,比起海外千千万万不懂英语,只说母语和方言的华侨,我想,新加坡华人免除了双重的屈辱和尴尬。

我说错了吗?

再者,千千万万海外华侨,说着母语,或无法回到母国,或不肯回到母国,或回到母国感到失落……我相信,在座诸位大部分,可能也免除了无法回去,不肯回去,回去失落的苦境。我当过十八年侨民,我羡慕在座各位,为诸位骄傲。我羡慕,因为大家又会华语,又会英语。我骄傲,是因为大家仍然在为免除更深层面的屈辱,而争夺华语在更高层面的尊严。

今天就这样子,可以吗?

(全体热烈鼓掌)

中国为何没有真正的朋友

作者:没有尽头20129

来源/中华论坛

中国如此举全力到处撒钱甚至用生命为他国,却换不来几个忠心朋友,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笔者认为,出现这样的情况主要有几下方面的原因:

一是中国的援助没有条件,世界各国都想吃唐僧肉。

世界所有国家的援助都是有条件的,尤其是美国等欧美国家,但他们能够成为朋友,在任何重大事件发生时都是空前的团结,而中国的援助是没有附带条件的,正是如此,都以为中国是傻瓜,是唐僧肉,都想捞点好处,不得白不得,但中国的财力毕竟有限,也不可能做到平衡撒钱,这样,得到援助的国家因为得到的援助不一致,反而认为中国对他们的关系有别,所以,一旦有要求达不到时,就以关系为威胁来挟持中国,阿尔巴尼亚就是鲜明例子!如此国家,怎能会成为中国的朋友。

二是中国没有明确的核心利益,尤其观点不明确。

中国到底有哪些核心利益,笔者从来没有看到过,如中国在世界各地应该牺牲什么,应该得到什么,从来没有明确的观点,也没有明确的文件来指引,其实,有许多国家还是愿意和中国做朋友的,如伊朗、如委内瑞拉等国家。但当欧美等国要制裁他们时,中国做不到挺身而出,尤其是现在的中国,每次要么是弃权,要么说些似是而非、不痛不痒的话,你叫这些国家如何把你当忠心朋友,而反观美国,他们在世界各地需要什么,要作出怎样的牺牲,有明确的理论支撑,而且在以后的实际运作中,对于他的朋友,无论对方是对还是错,都站在他们一边,竭尽全力力挺,即使是双重标准也在所不惜,如此次的中东之变,同样是发生内乱,美国的立场是截然不同。这一切都是因为坚持其核心利益。没有明确自己核心的中国,就无法取舍自己的朋友,总想都成为朋友,最后谁也不愿意成为你的朋友。

三是周边关系都不会处理的国家,怎能在世界各地有朋友。

打开地图,恐怕只有中国这样的大国的周边环境如此恶劣,北边中俄关系表里不一;东边中日关系是水火不容;东南是小国都敢小视你,南边中印关系日趋紧张,西边各国是战火连天,而且中国与许多周边国家有陆地、海洋的纠纷,尤其对于一些领土,如钓鱼岛、南海岛屿,竟然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对于主权的东西怎能提出如此观点,还自以为很聪明。

现在同周边国家出现的领土纠纷,就是中国对于主权不明确造成的,造成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现象,如此不会处理周边关系的中国,怎能与世界各国交朋友?而反观美国、俄罗斯等世界大国,对于主权从来没有模糊的理念,而且善于处理周边关系,如美国的北边同样是大国加拿大,但他们的关系就亲如兄弟,对于其南边的那么多岛国,也没有出现任何领土纠纷,即使俄罗斯,虽然与邻国有矛盾,但并没有主权纠纷。

所以,要想在世界有朋友,首先得处理好周边关系,对于主权必须明确,不得含糊,这样,才知道自己要什么,可以放弃什么,这样才能有朋友,如果与周边国家都不能成为朋友,不可能指望在世界各地有朋友。

四是不以国民利益为重的国家,世界各国都瞧不起你。

虽然中国在世界各国面前是慷慨大方,但对于国民利益却不是那么重视,中国是个大国,而且也是多灾多难的国家,更是发展不平衡的国家,虽然经济总量雄居世界第二,但中国仍有有上亿的贫困人口,而且中国对老百姓的各种保障制度是相当差的,尤其是这几年,中国的灾难不断,汶川地震、冰雪灾害、西南旱灾、玉树地震、泥石流……

根据相关数据,玉树地震,国家财政拨款5亿元。西南大旱灾,国家拨款1.26亿元……拿这点钱与捐款和无偿援助世界各国相比,这恐怕可以忽略不计,看到有许多孩子上不起学,穿不暖衣;许多老百姓无钱治病;许多老百姓老无所依;尤其是老百姓没有话语权……这些,本应该是中国政府必须解决的第一要务,然而,政府却往往视而不见,而去支援他国。

如此不以国民利益为重的国家,世界各国会和你做朋友吗?会瞧得起你吗?所以,笔者认为,一个国家要想有真正的朋友,首先要急民之所急,想民之所想,这样,才有老百姓好的口碑,这好的口碑才会带到世界各国,才会影响世界各国,才会让世界各国尊重你,世界各国才会和你做真正的朋友。

五是中国历史遗留问题较多。

现在的中国,依然没有统一,而且和印度等国有领土纠纷(但中国与日本及东南亚各国的领土纠纷是建国后造成的),还有意识形态、民族团结等问题,都给世界各国带来各种口实,而这些国家又与世界各国的关系不同,造成了中国必须要失去一些朋友,这也是中国在世界各国缺少朋友的一大原因所以,笔者认为,以后的中国要想有向个真正的朋友,不是光用钱才能换来,其实钱是不可能换来真正的朋友的,即使能够换来朋友,那不是贴心朋友,是想沾你便宜的朋友。真正的朋友是要有自己的主见,有自己的核心利益,而且必须明确,不能含糊,尤其任何时候要为核心利益挺身而出,尤其要以国民利益为根本,这样的国家才有可能有真正的朋友,而且才会有越来越多的朋友。

中国人都有这样的感慨,为什么我们在国力并不雄厚,人民并不富裕的情况下,宁可自己受穷,倾尽国力去支援一些国家,却并没有得到友谊。中国人勒紧裤带,把最好的物质奉献给我们的朋友,结果往往是反目为仇。

当年在我们国家粮食非常紧张的时候,我们用宝贵的外汇购买粮食支援阿尔巴尼亚,但最后两国反目为仇;我们无偿支援越南,最后却兵戎相见;我们支援朝鲜石油、粮食,却发现那是个填不满的无底洞;我们支援外蒙古建设,他们却把中国工人关进监狱;我们支持非洲国家建立工厂,他们却责怪中国设备落后。

这些受援国家的政府和平民并没有对中国有好感,中国的牺牲和奉献得不到友谊,难道中国人是天底下最大最大的傻瓜?白岩松告诉了我们为什么。白岩松说,他到美国参观了一家报纸博物馆,这里珍藏了世界主要国家的报纸。

美国9·11恐怖袭击后,世界几乎所有9月12号的报纸头条都是关于9·11的报道,唯一只有中国的报纸头条是领导人的接见活动。白岩松感慨道,中国与世界脱节最大的是普世价值,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没有共同的价值观,所以得不到朋友。​​​

 

俞敏洪北大劲爆演讲完整版:我特别害怕中国出现“一刀切”的各种模式

12月17日,第十九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在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举行。新东方董事长兼总裁俞敏洪出席论坛并发言。

以下为演讲精编:

亲爱的各位朋友们,今天讲的都是大话题,前面国企的老总还有陈东升这样境界如此之高的人,都是看芸芸众生的感觉,我自己也准备了几个小话题,从教育来说。

“没有改革开放,我不可能出来做新东方”

第一个是改革开放40年来我本人是非常好的受益者,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我不可能进北大,也不可能出来做新东方。

中国的改革开放到今天为止有很多的成就,但是很不充分。我们现在从制度建设层面,到思想建设层面,到企业发展建设层面都可以说做了一半。中国未来的30年的繁荣,我们要把后一半做下去。

有三件事情要做。第一个是思想进一步解放。第二个是因思想而光华,还有是新时代,新思想。但是我心目中一直认为,思想无所谓新旧,只要是国家繁荣,文明富强,人民昌盛就是好的思想。马克思主义帮助中国走向了繁荣富强,摆脱了半殖民的统治,使我们有了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

面向未来我们有什么样的思想解放来引导中国继续前行?我相信这件事情可以更加开放的来进行讨论。尤其是在企业发展领域,尤其是在企业和制度结合领域,我觉得我们的讨论还应该更加大胆一点。

双轨制保障体制不解决,

社会创新机制依然不能完成

我认为中国的体制还没有完全鼓励真正的人才流动。中国一大批人才在政府部门,很多人原来是从政府部门出来的,王石等等也都是出来的,任正非也是因为种种原因下海。现在要鼓励一个政府的领导人,像“92派”那样下海创业,这件事情变得越来越难。当然另外一个原因是,小年轻新时代的新创业者出现了。

在很多领域,特权的参与现象愈演愈烈。比如说教育领域,民办教育和公办教育的领域是两个领域,公办教育退休的人,民办加一倍的工资都不愿意来,原因是这些老师在公办学校退休之后享受的福利待遇,比民办大学和中小学的老师待遇好很多。这样导致了真正的教育资源流动也变得不可能。

再比如说双轨制的社保体制,让无数人待在公务员机制中不动。这样的双轨制保障体制或者是福利体制不解决,中国的社会创新机制依然不能完成。到最后我们其实就是一帮年轻人喊着创新创业,大部分人创新创业失败了,大部分资本投入创新创业都打水漂了,背后是有某种深层次的原因的。

中国的创新创业的发展已经比原来好很多,这个我完全承认,我们那一代的创新创业的时候既没资本也没人脉,天天求着居委会老太太和办公室主任。

仍然存在官僚主义问题,

需要深度改革

另外一个现象导致了未来中国整个发展还是需要深度改革的,仍然存在官僚主义问题,每一个人都在想上面的领导在想什么,这样的机制蔓延到了民间力量和企业中。

比如说新东方的很多人,都在揣摩俞敏洪心里到底在想什么。他们想的是:万一得罪了俞敏洪,饭碗就不保了。

开放的民间领域都这样的话,中国的每一个人都是在为保住饭碗而努力,尤其是政府体制的人,而不是怎么为社会做贡献而努力。

04.

政府应该给民间探索余地,

激发市场新活力

另外我们讲到市场新活力,两件事情做对了。

第一是中国的改革开放之后的大部分的政策指向了民间力量的开放。

第二件事情对的就是中国政府允许民间的老百姓尝试和探索了。只要能够调动民间的所有力量为中国的繁荣做努力,给予制度上的保障,安全上的保障以及发展上的保障就够了,剩下的事情交给老百姓干。

中国赶上了世界上几千年的好时代,我们中国经济之所以这么发展,还有另外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高科技的发展。随着现代的AI科技给中国带来了无穷无尽的发展机会,加上人口基数,就出现了马云和马化腾这样的人才和天才。虽然要感谢世界高科技,但是中国只是应用。

第二个就是因为WTO所带来的中国跟世界经济的结合。这一结合到今天为止处在了拐点,我们在利用WTO的红利已经用完了,“一带一路”是不是能带来中国跟世界经济后面10年、20年的融合,需要大量的经济学家和企业家家进一步的合作探讨。

我特别害怕中国出现一刀切的各种各样的模式。最近北京发生了三件事情,我相信从上面的领导本意是好的,希望北京更安全,希望蓝天更美,也希望北京的天际线更美,但是从下往上的管理模式直接导致了下面执行的时候既没有考虑到现实情况,也没有考虑到对老百姓情感上的关注。

我们的很多企业政策和未来发展政策也是这样。我有一个建议,政府应该给民间逐步的探索的余地。

新东方到美国上市的时候,我跑到很多部门,说我们没有这个先例,教育培训机构在中国不能上市。我最后到美国拜访了很多的政府领导,有一个领导说别拜访我了,你去吧,你出事你承担责任,你不出事是你运气。

新东方到美国上市了,带来中国民办教育的繁荣,以及中国的教育和信息产业的结合以及和人工智能结合的繁荣,所以这种探索其实应该允许民间去做。政府只要明确大方向就行,我们心中都有大方向,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四项原则,坚持科学和规划的发展。

放手让民间力量探索,有的时候民间力量其实更加能形成和政府的合力。有的时候政府允许一段时间的混乱存在,中国有古话:乱中取胜。这个不要颠覆社会发展的基础,我觉得背后隐藏的其实就是某种活力。

刚才陈东升已经讲了中国改革开放最初的老一代企业家完全是在一片混乱中走出来的,没有任正非,柳传志在混乱中焦头烂额,怎么会有今天如此美好的一个跟世界接轨的企业发展布局。

所以我觉得政府要大度一点,允许混乱的出现,允许突破的道路,一旦有突破和创新提高,最后惠及的不是个人,而是整个中国大众和中国的社会。

05.

给企业家吃定心丸,

鼓励高科技创新研发投入

最后,我觉得今天在讲高科技,讲AI,背后的一个要素就是只有把高科技和制度结合,才能使我们真正高科技为中国社会的突出稳定做贡献。

我讲三点:

第一是企业家的心态决定高科技的研发投入。今天大量的企业家,这个钱都是要不就是存起来,要不就是投入到短期领域。大量的企业没有把钱投入到长期的研发中去,理由非常简单,因为这些企业缺乏一种长久安全感。

在几个月以前,中央发布了支持企业家创新的这样的文件,让所有的企业家吃了一颗定心丸,这样的文件一个月发一次都不为过。

第二是在企业支持包括政府支持高科技的时候,一定要确定伪高科技和真正的高科技创新研发。

我发现我周围不少的人打了高科技的牌子到地方圈地,让地方高科技产业园荒废三到五年,甚至十到八年,有很多企业没有高科技研究,打着云计算的牌子,税收会减免,最后做的是房地产倒卖的生意。

如果国家的力量不投入到真正支持高科技的发展中去,我们中国未来几十年依然会是不断的拷贝国外的高科技拿过来用,还感觉我们在高科技的领域的感觉,要拿出推动中国航天发展的力度来支持民间科技力量的发展。

另外我觉得政府要做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我觉得美国都降税了,中国对企业的税收也应该降一降了。这个中国非常重要,让企业喘口气,让中国的企业有更多的钱投入高科技发展。

第二是我觉得对于企业的劳资关系,我提到了真的是要进行重新一个政府的界定,让我们跟我们的员工和雇员能混得更好,而不是一天到晚把精力放在跟员工打官司上面或者是员工一离开就打官司。

我调查一下新东方这样的官司还是很少的,但平均每年花费的精力太多了,既要保护员工也要保护企业长久的发展。

06.

建议创业者做自己真正喜欢做的事情

最后对创业者提一个建议。找出自己真正喜欢做的事情。这件事情对你自己有好处,对你的发展有好处。至于说是不是对社会有好处,只要保证不违法就是对社会有好处。

做真正自己喜欢的事情。把时间花在你所做的事情的未来的发展的布局和你所做的产业领域的世界最前沿的发展的研究上,而不要天天把时间花在一散会出去就拉着陈东升和俞敏洪照相上面,对你们没有任何意义。

我就讲这么多,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