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成超级计算机最高产国,建造速度远超美国

去年12月,神威·太湖之光在中国无锡面世。它当时是全世界最快的计算机。

美国现在拥有全球最快的超级计算机。但新出炉的全球超级电脑500强榜单突显出中国建造超级计算机的速度远超美国。

周一发布的榜单显示,中国企业和政府制造的超级计算机在500强榜单中占206台,逐渐成为最高产的超级计算机制造者。上榜的超级计算机中124台由美国企业和政府设计与制造。

美国多年主导超级计算机市场。但两年前,中国在500强榜单中追平美国。中国去年秋天果断继续推进,在最新榜单中扩大了与美国的差距。

制造最强大的超级计算机被视为衡量一国技术实力的一个标准,尽管它们是一种少见的小众技术。国家和企业越来越多地在医药、新材料和能源技术等领域的广泛任务中部署超级计算机。

超级计算是中国在技术领域迅速崛起的步骤之一,引发了美国对中国的宏伟计划和策略——以及这些进步的潜在经济和地缘政治影响的担忧。

在去年秋天的一次评估中,国会的两党咨询机构美中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United State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指出,超级计算是中国“政府齐心协力,实现主导先进技术的宏伟计划”的一部分。

中国真正开始发展超级计算是十年前。最初吸收外国技术,然后逐步发展自己的技术。
“中国的起步很慢,但现在在稳步推进,”俄勒冈大学(University of Oregon)研究中国科学政策的专家理查德·萨特迈耶(Richard Suttmeier)说。

政策专家称,高性能计算项目为中国最近在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等关乎赢得或失去经济优势的下一代技术领域开始的行动提供了蓝图。相关行动涉及的资金投入以十亿美元计。

超级计算机技术偶尔会成为美国与中国之间的贸易问题。比如2015年,华盛顿拒绝向英特尔颁发许可证,致使其无法向中国的四个超级计算机实验室出售微处理器芯片。华盛顿称这四家超级计算机中心是在为中国军方研发技术。

超级计算机专家称,这项出口禁令促使中国加快了自己的发展速度。

“中国吸取的教训是,不能依靠美国,”田纳西大学(University of Tennessee)的超级计算机专家、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的联合制定者杰克·唐加拉(Jack Dongarra)说。“他们正在尝试用中国自己的技术取代所有西方技术。”

超级计算机一度几乎全部位于国家实验室里,用于模拟核爆和天气模式建模等政府项目。但现在,全世界最快的500台超级计算机中超过一半正服务于企业。

据研究公司Hyperion Research预计,从2017年到2022年,全球超级计算机市场将翻一番,增至逾95亿美元(约合590亿元人民币)。该公司将超级计算机定义为每台成本超过50万美元的计算机。

在500强榜单中排名前五的制造商中,中国公司占三家。联想第一、浪潮第三、中科曙光第五。慧与(Hewlett-Packard Enterprise)和克雷(Cray)这两家美国公司分列第二和第四。

新榜单证实,目前最快的超级计算机在美国。本月,美国能源部(Department of Energy)宣布其新建成的超级计算机Summit实现的计算速度,远超上一台全球最快的超级计算机,即中国无锡一个超级计算中心的神威·太湖之光。Summit由IBM和Nvidia联合建造,现在田纳西州的橡树岭国家实验室。

中国顶级的超级计算机研究人员钱德沛对中国过去十年取得的进展惊叹不已。“超出了我们的预期,”他说。

特别值得骄傲的一点是,神威·太湖之光使用的是国产微处理器。“过去这是一个弱势,”同时在中山大学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任教的计算机科学教授钱德沛说。

尽管中国取得了惊人的进步,但钱德沛说,在某些先进的硬件技术,尤其是软件方面,中国依然落后。“软件对我们来说是个棘手的问题,”他说。“需要的时间更长。”

总的来说,软件是超级计算工程师面临的一个挑战。超级计算机越来越被设计成利用人工智能软件处理海量数据。因此,软件应用程序的数据处理速度,往往比原始计算速度更重要。后者是超级计算机性能的传统衡量标准。

500强榜单是根据超级计算机的数学计算速度制定的。但由田纳西大学的唐加拉参与制定的另一项基准,衡量的是应用程序的数据处理速度。在那份榜单中,Summit也名列榜首,神威·太湖之光位列第六。

但超级计算机专家表示,中国在软件研发方面也在迎头赶上。“如今中国的重点中心与我们的惊人地相似,”伊利诺伊州阿贡国家实验室(Argonne National Laboratory)副主任里克·史蒂文斯(Rick Stevens)说。

斯蒂文斯说,中国总的政策是“在技术领域打持久战,超级计算机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网络热点 还原5G投票门背后:联想究竟遭遇了什么?

不单是联想员工,就连柳传志自己都未能料到,2016年在3GPP的投票会议,会在一年半后在社交平台突然被曝光发酵,将联想推进了舆论漩涡,甚至扣上“卖国贼”的帽子。5月17日上午的北京,阴云密布,飘着雨。在中关村南路的融科大厦B座联想控股大楼前,赫然立着一块蓝色LED大屏,上面是联想控股董事长、联想集团创始人柳传志,联想集团董事长兼CEO杨元庆和联想控股总裁朱立南的公开信:“行动起来,誓死打赢联想荣誉保卫战!”

公开信的内容不停地在屏幕上来回滚动,蓝底衬着白字,在黑云压城的环境里,显得格外醒目。

此时,在海淀区上地信息产业基地创业路6号联想集团的一间会议室里,联想某部门正就该事件举行员工的动员大会。“挺憋屈。”说起对这件事的看法,一名联想员工告诉记者。一个半小时的动员大会上,部门领导牵头,梳理当年3GPP会议上的投票经过,也对联想集团的业务发展做了反思。

领导们情绪激动,老员工们义愤填膺,“我在工作岗位上认真工作,兢兢业业,被这么抹黑成‘卖国贼’,实在接受不了”。“联想这几年在产品上的战略有需要反思的地方,但上升到卖国的高度,这绝对是我不接受的。”该员工说。

不单是联想员工,就连柳传志自己都未能料到,2016年在3GPP的投票会议,会在一年半后在社交平台突然被曝光发酵,将联想推进了舆论漩涡,甚至扣上“卖国贼”的帽子。记者从联想总部打车离开时,快车司机都在念叨,“听说这事儿扯上卖国了,柳传志很生气。”

“我们一开始都没在意,这纯粹是一个技术性问题。”5月18日,在位于上地的联想北研大厦B座,联想研究院202会议室里,联想集团副总裁、联想研究院技术战略与创新平台总经理王茜莺告诉记者。

“投票门”

5月初开始,在水木BBS、知乎、百度贴吧等网络社交平台上流出了有关“5G标准投票,联想长码投给高通,短码弃权不投华为”的相关文章,文章中,作者罗列了当年3GPP会议上的记录,称在2016年3GPP会议上,“5G信道数据码投票,国内厂商集体站华为(L+P,用两套方案,高通的L加华为的P),联想带着收购的摩托罗拉一起站高通(只要高通一套方案)”最后,华为没有拿下数据码的投票,文中称“联想的两票功不可没”。

3GPP会议(3rd Generation Partnership Project),是一个成立于1998年12月的标准化组织,作为全球影响最大的通讯标准化机构,3GPP能够将全世界通信产业链上下游厂商聚集到一起,对通信标准进行讨论并达成共识,“各式各样的厂家都会参加,通信企业、终端企业等等,会议以达成共识为目标。”当年跟进表决全过程的黄莹告诉记者,“3GPP的决策是基于共识机制,而非投票机制。”黄莹是联想集团副总裁、联想研究院企业服务云计算研究室、无线研究实验室负责人。

集邦拓墣产业研究院研究协理谢雨珊称,3GPP 定义三大场景:eM-BB(如3D/超高清影像等大流量行动宽带业务)、mMTC(如大规模物联网业务)和URLLC(如无人驾驶、工业自动化等需要低时延高可靠连接的业务),后续还将决定URLLC 场景下的频道编码方案,最后再决定mMTC场景。

“更像是古希腊雅典的民主制度,投票是一种误解。”王茜莺补充。因此,并非对于某一议案投赞同票多的企业就获胜,也并非按照企业权重分配投票比重,如果决策中间有某一方强烈反对,就需要再度进行商议讨论,直到达成共识。而在会议上,亦无弃权票之说。

时间倒回两年前,回溯该事件的导火索是2016年3GPP关于5G技术未来标准规范的三次会议,分别是86次、86b次和87次会议。

记者从3GPP的官网上找到了2016年8月的会议记录,在瑞典举办的3GPP会议是5G编码技术方案的提案会议。会议期间,共有三个方案被提出。方案一是LDPC,高通、三星、中兴、小米等都支持这一方案;方案二是Polar,支持者有华为、海思、中国联通、展讯、德国电信、沃达丰等;方案三是Turbo方案。该阶段,联想及摩托罗拉未表态。

集邦拓墣产业研究院研究协理谢雨珊称,5G网络技术包括网络切片、行动边缘计算 (Mobile Edge Computing,MEC)、控制承载分离与网络功能重构等技术,针对无线传输关键技术,包括大规模天线(Multi-in-put Multi-output,MIMO)、毫米波技术(Millimeter Wave)、新多址技术、载波聚合(Carrier Aggregation)、高密度网络(Ultra-Dense Network)与高级编码技术等。其中高级编码技术为针对5G空口编码调制技术,包括LDPC码、Polar码、调制方式等(Turbo码第一轮竞赛输了,基本上大势已去,即5G 编码之争最终演变为Polar码和LDPC码之争)。

LDPC(数据频道编码)码为美国企业(如高通等)主导,Polar(信令频道编码)码为华为等中国企业主导,目前Polar码在5G核心标准上成为5G eMBB场景的控制频道编码方案。

在86b次会议上,第一次出现了联想的身影。此次会议上,三星、高通、诺基亚、联想等29家企业投票,支持LDPC作为单独的编码方案。华为、海思、中国联通、Vivo、中兴、小米等27家企业投票,支持Polar码为5G数据信道的编码标准。不同企业也就自身的编码提案作出了解释。例如索尼提出,LDPC编码方式更加成熟,尤其是在高吞吐量上,而Polar码的成熟度不高。同样,华为、海思也对自身坚持的Polar码进行解释。

和86次会议不同的是,86b次会议出现三轮博弈。黄莹回忆,第一轮,高通、三星、联想、上海贝尔等29家企业支持LDPC方案,华为、小米等27家企业支持Polar方案。由于无法达成共识,会议进入第二轮。

在里斯本会议第二轮,妥协提出四种方案:仅LDPC、仅Polar、LD-PC+Polar、LDPC+Turbo。其中联想选择了仅LDPC方案,华为选择仅Polar,华为子公司、小米等大多数中国公司选择LDPC+Polar,少数公司选了LDPC+Turbo。然而,分歧仍存在,进入第三轮讨论。

第三轮中,出现长短码方案,即仅LDPC、仅Polar、LDPC长码+Po-lar短码、LDPC长码+Turbo短码四种方案。会议主席要求成员公司反向表达意见,投出不赞成方案,而这种投票方式,也是为了更有效率地达成共识。参与投票公司均没有不赞成长码采用LDPC方案的,但短码上各有坚持。此时,时针已经指向凌晨3点。会议主席宣布,那就先把长码定下来。下次再讨论数据信道短码和控制信道,但他强调,下次必须一次确定。

故事继续发展,到了2016年11月87次会议,此次会议必须决定短码和控制信道上采用的编码方案。根据会议记录,在其中一个提案中,支持将Polar码作为短码的编码方案的有包括华为、海思、阿里巴巴、联想、摩托罗拉、小米、Vivo等57家公司,而爱立信、高通、诺基亚、三星等14家则反对该项提案。至于为何最终仍坚持短码和长码皆采用LDPC的原因是,这14家企业反对声音十分强烈,而3GPP又是一个基于共识机制而进行决策的会议,故而,在多方妥协沟通下,所有公司最终都同意在数据信道短码上采用LDPC的编码方案,同时,所有公司也同意在控制信道上采用Polar码。“这也可以看成是一种策略,数据信道上我们退让,在控制信道上他们就不会反对Polar。”王茜莺表示。

因此,在一篇来自知乎用户范星。xfanplus的文章《5G标准投票,联想长码投给高通,短码弃权不投华为》里表述并不符合事实。

这个文章称,“5G信道数据码投票,国内厂商集体站华为(L+P,用两套方案,高通的L加华为的P),联想带着收购的摩托罗拉一起站高通(只要高通一套方案)。华为的竞争对手中兴带头投给华为,友商OPPO小米vi-vo等等,甚至台湾企业都全部投票给华为”。事实上,在86b会议上,只有华为一家支持以Polar码作为唯一的数据信道编码方案,即使没有联想参与投票,LDPC作为其中一种编码方案也是毫无争议的,获得除了华为一家之外其他企业的支持,而且经过妥协,最终所有公司都同意LDPC作为数据信道编码的长码方案。其次,文中所说数据信道的短码以及控制码投票上,即87次会议上,根据记录,联想和摩托罗拉的确投了Polar码,并非文中所说的弃权。至于在86b和87次会议上,最终让LDPC拿下了数据信道,原因并非联想和摩托罗拉的两票之差,而是基于共识机制沟通妥协的结果。

“在里斯本#86bis会议上,联想和摩托罗拉移动出于自身技术和专利储备的考虑,支持三星(而非网传的高通)牵头采用LDPC作为eMBB数据信道的唯一编码方案。但联想的表态并没有对会议结果起到决定性作用,联想和摩托罗拉移动的两票对Polar码在数据信道长码上失利没有实质影响。”联想在5月16日其官方微博上发布了关于3GPP会议上对5G标准的投票经过中如是说。

对于声明中所说,“联想和摩托罗拉移动出于自身技术和专利储备的考虑,支持三星(而非网传的高通)牵头采用LDPC作为eMBB数据信道的唯一编码方案”,付亮告诉记者,不同的标准,或者不同的方案,实际上是对各种资源的使用情况是不一样的,不同的企业投入研发的方向可能也不一样。不同编码方案的适应环境可能也不一样,还有专利费的不同。付亮从事通信行业研究多年,是知名的独立TMT分析师。

这次的事件上升到民族主义的高度更是令他费解,“投资标准跟爱国不爱国没关系。”付亮称,5G投票是一个反复辩论的过程,最终的目的是形成一个全球统一的标准,这个标准既不是中国的,也不是美国或哪个国家的,更不会是华为或者高通的。LDPC和Polar都是早已就提出来的,即使是被称为两个阵营代表厂家的高通和华为,也是既支持LDPC,也支持Polar。由于技术的不同,实际上在数据信道长码上,很快就对采纳LD-PC没有异议,这也是全球形成统一的5G标准的一个重大突破。

至于为何联想在第二次投票中,选择了Polar码作为短码和控制信道的编码方案,黄莹解释,这确实是基于大局,并且尽管联想在Polar码上的技术专利储备不足,但同样也会在将来对Polar码的技术进行研发和布局,“这是一个新的编码方案,也就意味着更多机会。”黄莹说。

“eMBB场景之通道编码技术方案采用Polar码作为控制通道方案,对于中国业者说,唯有当选采用方案后,才能为自己在产业发展上占有关键角色,未来对于投入芯片、零组件、设备也更加有优势,即产品研发更具先发影响力。以华为为例,未来将突破核心芯片、高频器件等关键环节(逐步掌握5G终端、芯片、元器件等),目前华为是全球第三大手机业者与通讯设备龙头,有利于支援5G技术发展与产业生态链建立。”集邦拓墣产业研究院研究协理谢雨珊表示,5G技术对频道编码提出更高要求,需支援更广泛的码块长度和更多的编码率。随着Polar码在eMBB场景胜出,代表中国通讯产业崛起,国际地位明显提升。

“灭火效应”

5月初,这个两年前的事件被莫名翻出,联想就被卷入舆论漩涡中。在慧拓思大舆情分析平台中,搜索“联想+卖国”关键词,发现最早的文章是5月10日水木社区上的一个帖子,“5G标准表决中,联想卖国的证据已经坐实了!”。而记者在慧拓思的舆情平台上用“5G标准+联想”搜出的最早的帖子,是5月5日在“龙的天空”的论坛上的一篇帖子,其中称“来弄我(网民戏指联想)在5G长码投了高通两票,短码弃权。中兴在短码带头投了华为两票,高通和华为是主要两个竞争方案”,但这两篇帖子均未详述投票原因,直到5月10日,知乎上一篇名为《5g标准投票,联想长码投给高通,短码弃权不投华为》的文章出现,该文章目前已被删除,但仍能在转载的网站中看见。文中展示了3GPP会议上的投票记录,称华为以微弱劣势输了,没有成功拿下,联想的两票功不可没。

这篇文章在舆论对舆论的助推的确“功不可没”,而联想的确在此后的5天时间里“没什么解释”,其反应速度甚至不如华为。5月11日,联想官方微博转了华为支持联想的声明,华为在官方微博中称,感谢联想集团及其旗下的摩托罗拉移动在3GPP举办的有关5G标准的表决会议上投票支持Polar码方案。直到5月16日,柳传志、杨元庆和朱立南的一封内部信,再次将舆论推向高潮,信中称,在整个投票过程中,联想集团代表遵循两个原则:一个是基本的,要维护自己企业的利益;还有一个更高的原则就是要注重大局。什么是大局?大局就是国家和行业发展的整体利益。

联想的领导者们在信中愤慨不已,“兄弟姐妹们,到了我们挺身站出来的时候了,朗朗乾坤,如果几万名员工都不能让正气自保,我们还办什么企业,我们就是一群窝囊废!联想的干部要积极行动起来,全体同仁要积极献计献策,万众一心,同仇敌忾,誓死打赢这场联想荣誉保卫战!”甚至联想集团也在动员自己的员工,到网络上自发发帖进行澄清。在公开信发出不到10个小时,柳传志又录了一段音频谈及此事。

5月16日至17日,联想官方微博连发声明对当年的投票事件进行澄清,但就慧拓思舆情监测平台统计的数据,这两天光是网络传播的事件相关文章是前几天加起来的近1倍。

“外界传播压力就像高压锅一样,娱乐信息都承受了不同的压力,但是某一些信息的压力特别大,就容易把它冲开。”南开大学传播学系系主任陈鹏告诉记者,“技术核心芯片问题还有贸易问题成为一个非常大的舆论焦点,承受的舆论环境的压力很大,所以但凡跟这个关的都会激发起我们的联想或者好奇。特别是在涉及到这种民族感情上。这些都构筑了压力所在,一旦触碰到了这样两个点,一个是技术核心是否掌握,一个是民族感情是否受到伤害,外部环境的一些压力很容易触发痛点。”陈鹏表示,除此之外舆论有自己内部特点,这次事件就是把我国两个非常著名的品牌放在一起。这两个品牌具有一定的号召力,比如说华为的手机、联想的电脑都是我们经常用的。所以特别容易拉近消费者和这个信息本人之间感情。信息内容本身会制造一些矛盾,就激发这两家在舆论场上的压力。

根据舆情平台发现,就在联想开始澄清时,16日和17日,关于该事件负面的报道开始增多。“华为联想都发澄清说明,可能引发二次热潮,反而是不利的。这在传播学上叫‘灭火效应’,就是刮一阵风,风停了,火苗摇摆,还有可能越来越大。人们看到澄清反而觉得这里面是有问题的。”陈鹏告诉记者,当有这种假消息假新闻的时候,不仅是企业面对这个问题,社会一定要参与治理,这样才能让信息负面效应或者是伤害。

对于联想的此次危机公关,付亮说,“我一直认为,误解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宣传机会。在5G标准投票上,联想没有抓住,软弱的、回避质疑的回应,导致舆情发酵。联想全面发力,确实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传播,但并不能真正消除质疑。”

联想的5G布局

不管是否有阴谋论,联想此次确实到了一个坎儿,这与整个行业的环境变化有关。根据联想2017和2018财年中期业绩发布的记录显示,针对中国区的个人电脑和智能设备,公司在2017财年第二季业绩发布会上称,尽管市场放缓,但是希望通过更多创新的产品、推出和拓展销售渠道的方式,回复业务势头。

今年5月,这家公司成立智能设备集团,将个人电脑PCSD和移动手机MBG两大业务合并。其实行业环境的变化从2015年开始显现,根据ZDC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度中国笔记本市场上,联想以3成左右的市场关注度领跑品牌榜(来自互联网消费调研中心ZDC报告),但就整体市场,市场调研机构Gartner报告显示,当年第三季全球PC出货量按年减少7.7%,根据该机构数据,在2016年全球pc厂商单位出货量估算值上,联想仍然位居市占率第一名的位置,但相比2015年下降了2.4%。

与此同时,联想在5G上早有布局。黄莹表示:“联想在5G的布局还是很全球化的,在技术上也是很深入的,除了专利以外,在产品上我们也有布局。联想实际上是业界应该说是跟消费者社会联系最多、最全的一家公司,不仅有电脑手机平板,还有现在还有穿戴式,5G时代希望能够有更多各种智能设备。”

在联想研究院官网一篇文章里,详述了联想在5G上的布局。文中称联想研究院将深入研究5G及未来移动通信核心技术,主要包含增强型移动宽带通信(eMBB),大规模机器通信(mMTC)和超可靠低时延通信 (URLLC) 三种应用场景,生成高性能的算法和系统。积极参与3GPP LTE/5G技术规范制定,建立联想5G自主知识产权。未来联想将在智能物联网时代,掌握5G关键技术,形成具有竞争力的核心专利池,在更多的垂直行业为用户创造出更丰富的体验和服务。

中国将临人口坍塌 生育率已远低于世代更替水平

孟庆伟

2018年毕业季在即,大城市“人才争夺战”也愈演愈烈,送钱、送房、送户口,吸引人才落户的政策优惠力度空前。

有经济学家和人口学家认为,“抢人才”的背后,实则是“抢人口”。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充足的劳动力一直是中国经济的核心竞争优势之一。但随着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长期低生育率、老龄化加速等问题,中国的人口规模和结构也发生了巨变。

仅从劳动力的变化来看,劳动年龄人口在持续了相当长时期的增长后,在2012年开始进入下行拐点并延续至今,6年来累计减少劳动力超2300万人。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研究教授、携程旅行网联合创始人兼董事局主席梁建章通过研究认为,当一个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人口成为影响创新力的根本因素,也就成为影响经济发展动力的根本因素。

“未来大国之间的竞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大国之间人口政策的竞争。”梁建章说。

人口结构承压

“随着两孩政策全面放开,生育高峰本该出现却没有,说明实际上中国的生育率已经到了一个非常低的水平。”梁建章向《中国经营报》记者坦言。

我国于2013年底开始启动实施“单独两孩”“全面两孩”政策。但调整后,新出生人口并未达预期。

2017年,我国新出生人口为1723万,2016年则为1786万人,实际出生人口较此前原国家卫计委的预测低了三四百万。

今年以来,各地以落户优惠为主导的“人才争夺战”备受关注,南京、武汉、西安等20多个城市接连出台人才引进政策,送钱、送房、送户口,甚至零门槛落户,吸引人才力度前所未有。

在专家看来,这表面是抢人才,实际是抢人口。

另有消息称,菲律宾和中国签署了一项协议,取消中国对菲律宾籍劳工的限制,30万名菲律宾人将到中国就业,其中包括10万名英语教师。

“上述几种情况实际上反映了我国人口形势并不乐观。”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李建新认为。

记者注意到,上述“人才争夺战”的主战场中,不少城市都面临人口结构压力。比如南京的“十三五”人口发展规划提出,南京的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在缓慢下降,但老年抚养比和少儿抚养比却攀升;杭州的老龄化问题同样值得担忧,有预测称,2020年杭州老龄化率将超24%。也就是说,这一水平高于2017年全国老龄化平均水平6个多百分点。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林宝认为,“人才争夺战”与人口形势的变化关系密切。

普遍的共识是,我国正面临超低生育率和严重老龄化问题。

数据显示,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自2013年超过2亿人以来,每年增加1000万人,2017年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17.3%,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而1982年,这一数字仅为7.63%。

中国的老龄化是伴随全球人口老龄化的大趋势的,但速度更快一些。

美国人口老龄化调查报告指出,2015年,全世界老年人口(大于60岁)占世界总人口的8.5%;到2030年,预计这一数字将达到12%;到2050年,这一比例将超过15%。2050年,日本和韩国将成为世界上最老的国家,国民的平均年龄为53岁;中国国民的平均年龄为46岁,比现在的平均年龄大9岁。

不仅如此,近30年来,我国一直居于低生育水平国家行列。目前,按照原国家卫计委的官方说法,2016年我国总和生育率在1.7以上,低于更替水平。而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时,我国总和生育率为1.18。

所谓更替生育率,是指为了让一代人的规模大致相仿,需要达到每名妇女平均生育2.1个孩子的生育率。

梁建章认为,随着新出生人口的减少,意味着20~30年后中国的劳动者将大幅降低。在他看来,目前我国总和生育率只有1.4,在接下来的20年里,中国将出现人口的负增长和急速的老龄化。

也有学者对未来人口问题持更悲观的态度。人口学者黄文政认为,中国生育率已远低于世代更替水平,七八年后,人口总量即将负增长;即便全面放开生育,生育率仍将低迷,中国将面临人口坍塌风险。

 生育难题

随着2012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在持续了相当长时期的增长后开始下行,中国的人口红利和抚养比开始迅速逆转。

官方数据显示,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在2011年达到峰值,为9.25亿人,2012年首次锐减345万后逐年减少。到2017年底,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总量为9.02亿人,累计比2011年减少超2300万人。

很多人口学家也据此判断,中国的人口红利已经消失。

人口红利通常由抚养比来衡量。抚养比是指,在一个社会的人口当中,非劳动年龄人口(小于15岁的儿童以及64岁以上的老人)所对应的劳动年龄(大于15岁且小于64岁)人口的数量。

“抚养比越低,每个劳动者所需要负担的儿童和老年人口数量就越少,因此人均收入就越高,从而导致所谓的人口红利。”梁建章认为,低生育率可以产生人口红利,但只能在短期内产生。中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独生子女政策导致中国的生育率与抚养比在过去30年中产生了剧烈的变化。1985年~2015年,由于独生子女政策,儿童数目大幅减少,抚养比由44%下降到37%。公开数据显示,从1982年到2000年,再到2015年,中国0~14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从33.6%,降到22.9%,再降到16.5%。

“未来我国育龄妇女会以每年百分之几的速度减少,而更严峻的是,随着生育成本居高不下,育龄妇女的生育欲望也会快速地减少。” 梁建章说,一些高收入国家以及中国的生育率水平低于1.5,这是一个超低的水平。1.5的生育率意味着每一代人比上一代人减少25%。

在李建新看来,人口作为基础和长远的变量,要求决策者制定政策时必须有宏大的格局和眼光。他建议,应该尽快全面放开生育政策。

记者注意到,十九大报告提出,“促进生育政策和相关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加强人口发展战略研究”。这为我国生育政策进一步调整留出了想象空间。

“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最重要的,是尽快全面放开生育,政府补贴鼓励生育。”对此,梁建章还比较了世界各国政府补贴与生育率之间的关系,他发现,政府补贴与生育率之间呈正相关。

数据显示,一般的国家拿出GDP的1%到5%鼓励生育,生育率比较高的国家,生育补贴会占到GDP的4%~5%。

“中国是不是有这个准备或者有能力去花这么多钱鼓励生育,这是非常值得大家关注的一个话题。”梁建章坦言。

 人口结构影响创新力

“2015年到2040年,中国的抚养比将从37%上升到60%。”梁建章说,抚养比的上升,特别是老年抚养比的上升,将会给养老金和医疗支出带来沉重负担,而这必然又导致更高的税收或更高的退休年龄,从而耗费政府大量资金,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不仅如此,他通过研究发现,当一个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人口成为影响创新力的根本因素,也就成为经济发展动力的根本因素。

“一国人口结构的年轻化对推动创新非常重要,老龄化指数越高的国家,创新指数越低。”梁建章认为,创新力取决于很多因素,但人口因素是最重要的。

梁建章认为,未来的国家竞争,将主要在激烈竞争的创新领域展开。相比而言,人口大国更易获得规模庞大的市场和人才储备,从而在创新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对此,梁建章进一步解释称:首先,人口具有规模效应,即人口越多市场越大,创新力越强,主要体现在制造业、服务业和创新产业上;其次是聚集效应,人口分布越集中,人际交流就越密切、相互学习越方便,因此,城市越大,创新力越强;再次是年龄结构效应。人口日趋老龄化将导致劳动力短缺、经济活力下降,从而抑制创新。

不仅如此,具体到企业层面,梁建章认为,老龄化导致企业创新活力下降,以及新的创业公司的减少。

研究发现,在上世纪80年代末,日本有数量较多的新注册企业,但是到了90年代,新注册企业减少,创业活力下降。

日本是世界上最早进入老龄化的国家。二战以后,日本的生育率快速下降,目前生育率为1.3、1.4,即每个妇女只生1.3、1.4个小孩,远低于更替水平。

以色列特工一夜搬走半吨重伊朗核武器档案

劳动节前夜,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亲自主讲的一次报告会引起了各国轰动:以色列已经掌握了伊朗的秘密核武计划,囊括了核武器设计、仿真、试验、集成等所有阶段,最终将能生产出可用于弹道导弹、威力与广岛原子弹相当的小型核弹头。

以色列这次公开的十万份伊朗绝密档案重达五百公斤,为了从德黑兰盗取这些绝密文件,以色列情报人员不动声色地监视等待长达两年之久,动手时则疾如闪电只用一夜就搬空了伊朗核能机构的秘密档案室,整个过程堪称谍战史上的经典。

2015年,在美俄中英法德六国的努力下,伊朗签署著名的《核问题框架协议》,通过走和平利用核能的路线,换取国际社会终止制裁。与此同时,摩萨德特工发现伊朗原子能机构正在紧锣密鼓将大量军用核技术密档转移,以便回避国际检查。

就在几周后,潜伏在德黑兰的摩萨德特工得到线索,有部分核武密档藏在在伊朗首都德黑兰的绍拉巴德区一座库房,只有极少数伊朗负责人知情。由于奥巴马政府力主与伊朗和解,以色列可能的行动受阻。

2016年2月起,以色列特工开始对这座外观如同危房、丝毫不引人注目的档案室进行监视。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特工没有被德黑兰的反谍报机关识破,对于这段监视经过,摩萨德负责人口风很紧,透露的细节甚少。在谈及最终从德黑兰偷回这批密档时,以色列情报部长卡兹表示他一开始认为完全不可行,从未有人能将半吨的实物偷运出伊朗。

十万密档一夜失窃

2018年1月,时值伊朗大力在叙利亚扩张势力陈兵七万之际,摩萨德决定冒险下手盗取密档。一夜间,这批密档被特工全部盗取移出,在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眼皮底下,转移到德黑兰另外一处地方,并通过秘密渠道运回以色列。

这批密档信息量巨大,包括五万多页波斯文撰写的纸质档案和183张数据光盘,涵盖大量文档、报表、试验数据、图片和视频文件,完整勾勒出伊朗Amad核武计划的全貌。按照以色列与美英等国的P5+1协议,这些密档马上分享给了相关核大国,并将秘密报送给IAEA国际原子能机构。

令人惊讶的是,在以色列谍报机关加班翻译和分析这批波斯文密档时,德黑兰却仍旧蒙在鼓里,时隔一两个月后才觉察密档早已不翼而飞。4月30日晚,以色列总理在讲台上掀开幕布将大批伊核密档公诸于众后,伊朗外长穆罕默德气恼地反驳:以色列人又在喊狼来了!而曾明确表态将修改《伊核问题框架协议》的川普则第一时间回应:我又说对了!

ICE搜捕33名人权侵害者 4名中国人将被驱逐

本周,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抓捕了33名侵害人权的外国人逃犯,其中包括4名中国人,他们将被驱逐出境。当局还鼓励各国民众举报那些试图藏匿身分,继续潜藏在美国的人权侵害者。

本周,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在全美15个城市,展开为期3天的执法和驱逐作业,逮捕了33名有侵害人权罪行,并且都有驱逐令在身的外国人,其中包括4名执行中共计划生育政策、强制他人堕胎的中国人。他们都将被驱逐出美国。

《美国移民国籍法》212条规定下面的各款,规定和(中国)课题相关的2种人,不准转化成为美国的永久居民。一种是共产党和它的从属组织比如共青团、少先队的成员。当然有些豁免,比如他退出共产党了,或者入党是被强迫的。第二是迫害者,你如果充当打手执行迫害政策,移民法中规定禁止进入美国,也禁止在美国调整身分,一旦发现是要被美国遣送出境的。

〝计划生育的工作人员、医生护士,全部不允许入籍美国,这是第一个限制;第二个限制,参与组织、宣传等等迫害他人,就因为人家的政治观点、宗教信仰不同,迫害他人,比方说帮助人抓捕法轮功。这样的人,明确的法律禁止。〞

目前,美国国土安全部还在调查130多人,并正追查涉及95个国家民众的1750多个线索和驱逐案。自2003年以来,ICE已发布超过7万4000件有关通告,并阻止234名嫌犯进入美国。

ICE表示,有些人可能使用了虚假身分,或伪造纪录进入了美国、企图混入美国社区。敦促知情民众透过电话、电子邮箱等方式,向ICE通报相关信息。

律师表示,一些曾参与中共人权侵害,但如今决心弃暗投明的人,可寻找资深律师协助,有可能申请到〝联邦证人〞签证。

美国华府人权律师叶宁:〝如果他们自己是罪恶的,参与了的话,但是如果他们对美国调查取证又重大贡献的,那么经过联邦政府的认证,他们可以得到另一种签证叫S签证,是联邦政府的证人签证。以前有一个,他是找我补救的,他曾经猎取婴儿器官,主要是打胎出来的七个月八个月的孩子可以存活的,(器官用于)一个是移植,一个是用来做科学研究。然后呢(还有)刑场上盗取成人器官等等。他承认他参与了这种活动,所以他作为一个目击者,他出来揭发这件事情,做联邦的证人。他们应该起来揭发中共的罪恶。应该勇敢站到自由人类这一边,而不是继续和中共勾结在一起。〞

自2003年以来,ICE已逮捕至少395名违反人权的外国人,驱逐835人,并促使另外112人离开美国。

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堕落无耻的十大表现,一针见血!

1、举国都是著名学者,却少了学术

如果做一个粗略的统计,中国大概拥有人类社会最庞大的学者团队,在公开场合基本上都要冠以著名的标志,即便很少有人知道他们到底是卖葱的还是卖蒜的。这些象牙塔里和象牙塔外的著名学者除了学术,几乎什么都不缺。

按照物以稀为贵的逻辑,在当下的知识界,最值钱的是什么,当然是冷板凳。虽然冷板凳坐多了会得痔疮,大便也未必通畅,但不坐冷板凳,学术将从何而来。所谓“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绝非妄言。招摇过市,虽然名士的派头十足,但毕竟不是做学问的好方法。

古人皓首穷经、孜孜不倦,出类拔粹者不过耳耳,坐几分钟冷板凳就屁股发痒的所谓学者,除了著名,还能有什么?在这方面,余秋雨先生倒值得赞赏,他就不认为自己是个学者,而是文化行者。行者是什么东西,谁也说不清楚,也许是齐天大圣吧,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至于做不做学问,不得而知。

2、满纸都是道德良心,却少了良知

知识分子号称是社会的良知,知识分子的良知是什么,就是学问扎实、说话公正。老百姓掏钱养活你就是让你做学问的,这是你的工作,做好是你的本分,做不好或不好好做你就没良心。饱食终日,无所事事,浪费公帑,不也小人乎。至于“为生民立命”,为老百姓发言,保持公平公正,也是知识分子的天职。怎么可以满纸仁义道德,私下里却蝇营狗苟,帮着少数人掏空大伙的腰包,自己也赚得脑满肠肥。

某先生公开讲“天下事关我屁事”,就算你心里就是这么想的,咱别这样大言不惭的讲出来好不好,出风头也有个度吧,难道连脸都不要了。老百姓用血汗钱给你修象牙塔,你躲在里边连句公道话都不说,你的良心不是让狗吃了吗?如果知识分子连基本的良知都没有,那大家用卖象牙的钱,干点别的不行吗?

3、遍地都是天才鬼才,却少了人才

 

中国人讲天、地、人三才,比如有唐一世,李白被称作天才、杜甫为地才、王维是人才。现在时代进步了,人才基本上被消灭,被称为天才、鬼才的满地都是。天才是什么,人类几千年了,所谓天才总共没有几个,全部加起来再乘以10000也没有现在多。

看来广袤宇宙智慧的阳光,主要是普照今日之中国。可能太白先生会有牢骚,老子弄个天才的帽子容易吗?

 

现在写几句歪诗、抄几篇论文就可以了,天理何在!至于那些被称为鬼才的,就更让人匪夷所思,就算是才,做鬼有什么可得意的,做人不行吗,就算是不成才!他们相互吹捧为天才鬼才,却没有勇气承认自己是个人才。如《列子》所言,“天生万物,惟人为贵”,既然做不了人,只好做鬼罢了。

4、满街都是专家教授,却少了成果

我没有统计过,但想都想得出来,中国现在拥有世界上数量最多的专家教授,这还不包括那些括弧相当于教授或研究员的。满街都是专家教授虽然有点夸张,但规模确实不小。

问题是这么多专家教授,到底有多成果呢。

解放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到底对人类的思想创新、科学发展做出了多大的贡献,说出来大家都害臊吧!

我们不过是跟在别人的屁股后边复制、复制而已。当代科学领域的重大发现,有几个是中国的专家教授搞出来的,大家可以板着指头算算。动不动完全自主研发,完全是中国人创造的,说出来不怕别人笑话,有这么扯淡的吗?如果刘志军不被关进去,我们到现在还以为所谓动车是百分之百的中国货呢。

5、到处都是文化巨匠,却少了文化

文化巨匠们张口文化闭口文化,可到底文化是什么玩意,从来就说不出个所以然。无论是文化苦旅还是文化心得,到底也不过是文化的虚无。很多人还动不动扬言要用中国文化去拯救全人类,可你自己搞清楚了吗?我半辈子听过的笑话里,最可笑的就是用儒家的思想去解决西方的问题。儒家的思想搞了几千年,连中国的问题都没解决,还去解决别人的问题,难道不好笑吗?

毫不客气的说,那些准备拿着儒家、道家、黄帝内经准备拯救全人类的,不是脑子有病,就是彻头彻尾的骗子。有一天,我在电视上看见哈佛的杜维明教授大讲如何用儒家的思想治理环境问题,全身都起鸡皮疙瘩。

自大到了极端,就必然变成蠢货,变成闹剧。想想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我们自己都快饿死了,还天天惦记着去拯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美国人、英国人,等等,回头想想,既可怜、又可耻。

6、天天都是探求真相,却少了真诚

很多知识分子都说自己在寻找历史或现实的真相,也以为自己找到了真相。但以我的判断,要探求真相,前提必须是应该有起码的真诚。

季羡林先生生前说他一生不讲假话,只讲真话。我们没理由怀疑季老,问题是假话没说,说的都是不痛不痒的真话,跟讲假话又有多大区别呢?富兰克林讲:“真话说一半常常是弥天大谎。”

诚哉斯言。真诚至少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不讲假话,二是该说的真话就要说,现在的情况似乎正好相反。在这一点上,季先生比他的老师要差得多。但我们没资格谴责老先生,起码人家一直在讲不痛不痒的真话,而我们很多人是假话和瞎话连篇。没有真诚,能找到真相吗。

7、人人都是道德标杆,却少了公德

改革之初,知识分子个个自号先锋,主张砸破铁饭碗,建设新社会。看着别人丢了饭碗,就义正严词地讲,这是国家进步必须付出的成本,我们应该光荣地做出牺牲。可到了让他们付出成本,光荣一回的时候,就死活不干了。

改革开放30年,改革效果最差的就是知识界,时至今日大锅饭依然吃得不亦乐乎!原来他们所主张的改革,不过是为了砸掉别人的饭碗,真是情何以堪!正面宣讲,逆向操作,这就是当下伪知识界的真实嘴脸。“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夫子的这一番大道理,原来只是讲给我们普通老百姓听的。

8、满地都是国学大师,却少了国学

到今天都没搞明白,国学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因为没法给国学一个确切的定义,所以阿猫阿狗都可以给自己戴个国学大师的帽子。大家上网看看,中国到底有多少国学大师,我想北师大就有很多吧。

现在会胡诌几句古文、翻过几页四书五经黄帝内经的,不管是养猪的、耍猴的、玩蛐蛐的、给女人看手相的,都满嘴的天人合一、阴阳五行,就可以堂而皇之给自己戴上国学大师的帽子。

比如说在各个机场书店的电视上,总有些所谓的国学大师在大讲所谓国学、成功学,根本就是胡说八道,骗子而已。可悲的是这种人竟然吃得开,总有人捧场,以为碰见了孔夫子

最火的一个,据说连自己读的《论语》都要加上拼音,否则不识字,也就是小学三年级的水平。就这种货色,竟然自命是应用国学大师,应用个屁。难道这也算是中国特色?

毫不谦虚地说,如果这种货色都算国学大学,那我算什么呢,国学祖宗吗?不谦虚地说,那些国学经典我可是弄过好几遍的,就那些算命的所谓经典,我大学时还做了好几本读书笔记呢,《心经》、《金刚经》我学生时代就倒背如流!

这能算什么,什么都不是,跟前辈相比,就我这点水平屁也不是。可那些字都不识的混混,竟然把自己当大师了!如果就此而论,这真是个可耻的时代。

如果说国学的含义就是中国的学术,可那些东西又算是中国的学术呢。比如被中国引进的学术思想,哪些算国学,哪些又不算呢。我个人的观点是,国学就是个伪概念。满大街的国学大师、国学院、国学班,不过是生意而已。

听说季先生准备提出大国学的概念,只可惜壮志未酬身先死。我倒以为季先生没来得及提出所谓大国学,实在是他老人家的幸运,否则不知道又要闹出怎样的笑话。

国学大门紧闭,院内人可罗雀,荒草萋萋,门口却人声鼎沸,到处在叫卖国学大师的高帽子,这就是当下所谓国学界最逼真的写照。

9、个个都是心灵大厨,却少了灵魂

千百年来,知识分子自命是人类心灵的守护者,所谓“为天地立心”者。李敖先生跑到北京来,大发感慨,说现在是“形势大好,人心大坏”,似乎跟“礼崩乐毁”差不多了。跟李天王持同样观点的人,为数不少。看来我中华民族的心灵的确出了问题。为收拾世道人心,各种心灵大厨也就应运而生,制作出各种口味的所谓心灵鸡汤。

说是鸡汤,实际上就是把孔孟等先贤的朽骨随意扔进锅里,加上各种佐料、色素、激素熬成汤给我们喝。不过从临床上看,心灵鸡汤的治疗效果实在有限。为何?因为心灵鸡汤和心灵大橱们尽管弄得色彩缤纷,但却少了一种最重要的东西,那就是灵魂。

比如于丹教授的所谓论语心得,读来读去不知道她要讲什么,很多跟孔夫子的本义无关,乱七八糟一大锅,其营养价值可知!

天生神明如神农氏者,也要亲尝百草方可入药,我辈凡夫俗子,至少也应该明白自己扔到锅里的是什么东西。

原来心灵厨子们做的只是生意,拿鸡汤、驴汤、蚂蚁汤赚大家的银子,至于到底有没有营养,那不是他们真正关心的问题。

10、时时都是思想先锋,却少了思想

当下的知识界总是主张要思想解放,而且要大解放,人人争做思想解放的先锋。可除了一堆莫名其妙的概念,到底又解放了什么呢,连有点新意的想法都少之又少。动不动就是什么后现代、后文化、后国际化、后婚姻、后主义、后王八蛋等等。

 

前后XX当然是可以的,但不能只是抄袭一些别人的概念,硬套在中国的头上,就觉着自己是思想先锋,自命不凡、洋洋得意。起码应该告诉大家,这些前XX、后XX的东西,到底是什么东西,或者说到底要表达什么。

既如此,他们为什么动不动要弄出一堆是是而非的概念呢,原因有二,一是不学无术,对自己研究的问题根本搞不清楚,所以用一些空洞的概念来瞒天过海、欺世盗名;二是为了赶潮流,显得自己多么高明,多么时髦,多么现代,多么与众不同。

“一个人不可能既时髦又出类拔萃”,这是俄罗斯人的观点,我们可以不同意。但要既时髦又出类拔萃,总得拿出些干货才行。不能如鲁迅在〈阿Q正传〉中所描述的那样,剪掉了辫子,就以为很革命了,不但要耍革命党的威风,还要摸吴妈的大胸部。

在《斯文扫地》里,曹老因为说了这些话,彻底被知识界边缘化。我很清楚,说这些话会得罪人,有人会拍我的板砖,或者让我彻底在一边凉快。但不说又不是我的秉性。之所以这样,我想告诉诸位一个跟鲁迅先生有关的故事。

有位日本有人曾问他:周先生,你天天批判中国人,是不是因为你很讨厌他们。鲁迅先生低着头,沉思很久,突然抬起头,眼含泪光地说:不,我爱他们!

我想,尽管我没有鲁迅先生的高度与学识,但至少在为什么要骂人这一点上,我们的理由是一样的。

澄清妖魔化西方民主的十个反智洗脑谎言

澄清妖魔化西方民主的十个反智洗脑谎言
文/感悟生活

希特勒和纳粹党曾经受到被洗脑的德国民众的衷心拥护
(郑重声明:正如官方媒体所言,中国作为一个现今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民众拥有最广泛的民主权利,因此,本文所提及的专制国家、专制制度均不针对中国,而仅作社会学的一般概念来使用。)
一个民族,如果大多数民众被官方媒体的洗脑宣传丧失了对常识的判断,很难想像这个民族会有卓越的创新和长久的发展。如果不认清官方媒体反智宣传的危害,大部分民众缺乏起码的独立思考能力,像几十年前官方鼓吹的那种亩产十万斤、百万斤的神话,把讲真话的知识分子作为牛鬼蛇神加以大规模屠杀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再次发生。
常识一:西方民主制度真的是虚伪骗人的么?
一个社会制度是否虚伪、骗人,关键是看这个制度在实际运行中,是否做到了它标榜的那样言行一致,表里如一。
世界各国制度形式上千差万别,本质上只有两种制度,即要么是民主制度,要么是专制制度。民主就是民主,专制就是专制,没有所谓的西方民主或东方民主之分,当然也没有南方专制与北方专制之别。民主制度的共同特征是:多党竞争,公开选举,新闻自由,司法独立,军队国家化;核心是多党平等竞争。专制制度的共同特征则是: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以党领政,以党领军;核心是一党专政。因此,一个国家是民主国家还是专制国家,核心是一党专政还是多党平等竞争。
如果一个自称为民主的国家,却实行一党专政,那必定是虚伪的;同样地,一个被称为专制的国家,实行的却是多党平等竞争的制度,那同样是虚伪的谎言。一个天天说谎的国家,却总说世界上其他国家都在说谎,而且绝大多数民众对此深信不疑,这就决定了这些人及其子孙的悲剧性命运。
常识二:民主制度和专制制度真的没有好坏之分么?
这个问题五毛们一直不敢正面回答。官方的说法是,只有适合自己国情的才是好制度,中国人民已经享有广泛的民主权利,西方那套民主制度不适合中国。
毛 泽东在40年代就对谢伟思说:“每一个在中国的美国士兵都应当成为民主的活广告。他应当对他遇到的每一个中国人谈论民主。美国官员应当对中国官员谈论民主。”毛泽东1943年7月4日为《新华日报》所写的社论中说:“美国是自由世界的核心,民主的保护神,人民的朋友,专制者的敌人。所有的封建专制统治者及其既得利益的官僚集团都把美国当眼中钉,都是极端的反美、反民主、反人类文明的垃圾。美国是人类社会的成功模式的榜样。”毛泽东的这些话,很好地回答了五毛们刻意回避的上面这个常识问题。
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是,世界上近200个国家和地区,整体而言,民主国家在经济、科技、文化、教育、医疗水平等各方面远高于专制国家;一些原本历史、文化、民众素质和资源十分相近的国家,由于选择了不同的社会制度,比如南北朝鲜和东西德国,几十年来的发展差异有目共睹。
更重要的是,民主国家的民众享有思想与言论的自由,免受恐惧的自由;而专制国家的民众,却经常因言获罪,甚至被有组织地大规模屠杀。只要是人而非畜生,都能看清两种制度的巨大差别。
常识三:泰国和埃及的民主倒退能证明民主制度靠不住吗?
民主国家的失败和专制国家的成功无疑都是小概率事件。不能用小概率事件否定规律这是常识。这就好比人都吃饭,但有吃撑死的,你能说吃饭会死人吗?还有个别的精神病人吃屎,你能证明所有人都喜欢吃屎吗?个别专制国家短时间内的经济成功,不能证明专制制度优越,同样地,个别民主国家的暂时困难和倒退,也不能证明民主制度的失败。
实际上,辛亥革命时,全世界只有约20%的国家是民主国家,二战后民主国家占到了40%左右,到苏东解体后5年时间,全世界超过70%的国家成了民主国家,最近几年来的颜色革命,又让全世界更多的集权国家实现了民主转型,即使有泰国、埃及这样的民主倒退,目前全世界的专制国家数量已经剩下不到10%,而共产主义国家则剩下区区4家,其中越南还义无反顾地朝邪路飞奔而去。这才是人类文明进步发展的大方向,是任何力量也无法阻挡的历史潮流。
泰国和埃及民主转型的失败或暂时倒退,有其自身的特殊国情和历史,但相信同样无法抗拒人类文明进步的步伐。
常识四:新加坡和日本的执政党长期执政能证明专制制度的成功吗?
首先,新加坡是一个面积比北京还小的小岛。地理环境、领导人素质等都有不可复制性,因此也不具有代表性。同时,新加坡是一个主要受西方文化影响的国家,其民主形式与法制都很健全。新加坡有反对党,有竞选,并非一党制。随着强人时代的结束,它将会迅速成为一个更民主的国家。大约5年前,新加坡驻北京大使馆就以中文官方专稿形式严正辟谣,详细介绍了新加坡是一个多党平等竞争的民主国家,绝非一党统治的专制国家。
同样地,日本在战后长期由自民党执政,也不能说明日本是一个专制国家,而是人民长时期认同自民党的执政理念和执政能力,后来民众不认同了,自民党只好交权下台。民众看看反对党上台后不行,又选了自民党上台执政。
一些御用文人和官方媒体拿新加坡和日本的执政党长期执政,带来经济的繁荣发达,以此证明专制制度优越,不仅犯了以小概率事件推定普遍性规律的逻辑错误,而且根本就是拜错了祖宗、烧错了香。
常识五:印度的经济落后能证明民主制度的失败吗?
印度有错综复杂的宗教矛盾和种姓制度,而且没有推行强制计划生育,人口自然增长率现在是中国的3倍,总人口很快就会超越中国。民主确保了它的多样性。尽管它的GDP总量和国民人均收入现在都远不如中国,但它实现了全民公费医疗和义务教育。官方媒体更不敢报道的事实是,最近3年来,印度的经济增长速度已经超过了中国!印度人不用担心国家政治体制有大的动荡,个人也不会因言论而失踪。如果不民主,以印度的历史和文化,很可能经济上更加落后。
从来没有人说过民主制度十全十美,更没有人说过民主制度能让所有国家迅速富裕起来。实际上,民主制度也有其缺点,比如因为决策透明且效率低下,民主政府玩阴招就玩不过专制国家;又比如,民主国家无法以随意牺牲个人利益来进行公共建设,因为不能大规模强制拆迁,就无法做许多面子工程。
相对于古老的封建专制制度,从大英帝国的“光荣革命”算起,现代民主制度仅仅建立了三百余年,而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的民主制度才建立了不到百年,就整体而言,民主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文明程度,远超过专制国家。最近30多年来,更有大量经济落后的专制国家,在成功实现民主转型之后,快速步入发达国家行列,成就了这个时代人类最动人心弦、最激动人心的伟大社会变革!
常识六:民主必然导致社会动荡,国家四分五裂吗?
经常听到反对民主的自干五五毛说:中国不能民主,因为中国内有56个民族,外有趁火打劫的外敌。一旦民主,中国就会社会动荡,国家会四分五裂。 这种观点看似有一点道理,但是却没涉及到本质,究竟什么原因才导致国家分裂呢?
首先从中国历史上看。中国古代都是专制集权的国家政体,重复着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循环。每个朝代都经历了“建立发展强盛衰弱解体”的过程,由强而衰都是统治集团无法自我完成革新,导致社会失去活力。最后不是农民起义,群雄并起,就是内部腐败堕落导致被外族入侵灭国。外族入侵与内乱只是表面直接原因,内里深层原因是统治阶层利益固化,无法完成革新,最终灭亡。
再从世界其他各国的情况来看。现在世界分裂的国家很多,比如南斯拉夫联盟,苏联,印度一分为三等。这几个国家都是多民族国家,外族占比比我国高得多。专制集权虽然能表面维持一统局面,但当专制制度无法保持活力,走到穷途末路时,一旦专制制度崩溃,国家自然就分裂了。因为专制没有不灭的,而强大的分裂势力就会借机而起,这不关民主什么事。
更重要的是,国家存在的惟一目的是保障民众的幸福,并非国家越大越好。实际上,一些民主国家总是通过全民投票来决定国家统一或分裂,印尼与东帝汶的和平分手,英国北爱尔兰、苏格兰地区的独立投票,加拿大魁北克独立公投等都是最好的例子。民主国家的统一和分裂,完全是民众的自由选择,并不会发生社会动荡,也不存在所谓国家四分五裂的担忧。
常识七:民主带来了伊拉克的战乱和倒退,证明所谓民主是最大的祸害?
中国官方媒体对伊拉克的报道,给人的印象是萨达姆倒台后,没有了强势政府,导致社会管理失控,天天炸弹爆炸,民不聊生。中国官方媒体整天夸大伊拉克民主转型带来的混乱,却无视这样的事实:1988,萨达姆对库尔德人聚居的哈拉巴贾用飞机投下化学武器轰炸,造成了约5000平民死亡。与此同时,萨达姆政府在北部地区实行了旨在种族灭绝库尔德人的“安法尔行动”。伊拉克军队将库尔德村庄整村屠灭。据估计,有大约4000个村庄被伊拉克军队毁灭,18万人死亡,150万人流离失所,萨达姆政权垮台后发现无数的万人坑。萨达姆政权就是靠这样的残酷统治,维持了伊拉克所谓社会安定、人民安居乐业的假象。
今天的伊拉克,不但建立了运转正常的民主制度,并成功举行了多次大选,而且由于医疗水平的提高和全民福利的改善,人均寿命有明显增长;虽不时有恐怖分子滥杀无辜,但因为民主制度的建立,库尔德人也放弃了武力反抗,每年不再有成千上万的政治异己分子被政府秘密警察和军队处死,现在每年非正常死亡的人数比萨达姆时期下降了95%以上!
为了说明民主给伊拉克带来的混乱,每到伊拉克大选,中国官方媒体总是卖力宣传伊拉克到处都是爆炸和暗杀,各路专家更解说由于恐怖分子威胁将血洗各地投票站,预测伊拉克的投票率将会不到30%,选举结果无法反应真实的民意。事实是,每次伊拉克选举都让中国官方媒体和各路专家们大跌眼镜——民众踊跃投票,每次投票率都高达70%左右,这在民主国家中属于非常高的投票率。这既说明伊拉克根本没有中国官方媒体宣传的那么混乱,同时又说明伊拉克民众对自由民主的渴望远比中国御用文人想像的强烈。
尽管现在IS恐怖组织仍然活动猖獗,但伊拉克推翻萨达姆独裁政权之后,社会、经济仍然得到了全面发展。让我们看两组最有价值的社会经济发展的数据:2002年萨达姆倒台时,伊拉克人口是2558万,人均GDP仅有625美元;在萨达姆倒台后,到2014年底,伊拉克人口增长到3600万人,人均GDP增加到7639美元,排名超过了中国。事实上,近年来伊拉克尽管有恐怖组织IS作乱,然而无论是人口还是9%以上的GDP增长率均远远超过中国。这是中国官方媒体从不告诉民众的客观事实。
事实上,不仅伊拉克,曾经被中国媒体用来恐吓民众的民主化混乱国家,仅仅过了20多年,现在许多已经成为国际公认的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如韩国、台湾、斯洛文尼亚、捷克、斯洛伐克、爱沙尼亚、智利、赤道几内亚、乌拉圭、拉脱维亚、克罗地亚、匈牙利、立陶宛、波兰等。许多中国人印象中穷得要死的非洲国家,大多数在民主转型之后,短短20多年人均GDP已经超过中国,其中一些更已经挤身发达国家之列。只有那些井底之蛙才会认为只有中国才是最近20多年来发展最快的国家。
常识八:美国总统选举是假的,是富人操纵的烧钱游戏?
美国总统大选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期间要经历党内初选、两党全国代表大会确定候选人、全面投票、选举人投票等多个环节,历时一年左右。由于竞选活动需要雇用工作人员,制作竞选标语和招贴画,布置演讲场地,发布广播和电视广告等,因此花费高昂。估计希拉里和特朗普投入2016年美国总统的全部选举费用,最后总计在10亿美元左右。
特朗普本身是大富豪,自称花自己的钱搞选举,当然实际上也接受他人捐款;希拉里夫妇虽然两个都是名律师,一个还是前总统,一个是前国务卿,但因为投身政治,经济上一直负债累累。不管是有钱的特朗普还是还是穷光蛋希拉里,巨额选举费用当然不可能由自己掏腰包,大部分来自支持者的捐赠。那么,美国总统选举真是富人操纵的烧钱游戏么?
首先,美国总统选举真的很烧钱么?4年一次的美国总统选举,即使烧掉10亿美元选举费用,大部分也用来做了电视、报纸的广告,以及支付临时雇员的工资,即使纯粹从经济利益效益上讲,不能简单说成是浪费。况且,美国总统选举并不花政府一分钱,完全由民众自愿捐款埋单,与中国政府每年花巨资开“两会”,养无数官僚机构和官办协会相比,区区10亿美元,可谓九牛一毛!
其次,美国总统选举富人可以操纵么?美国法律对美国总统选举的筹款活动有严格的限制。直接捐给候选人的钱,被称为“硬钱”,其使用要接受严格的监管,而且不是每个人、每个机构都有资格捐款。早在1907年,国会就立法禁止国有公司和国家银行向联邦选举捐钱;到了1947年,所有工会、商业公司和银行向联邦竞选捐款更是被永久禁止。而个人的捐款金额要受到严格限制,任何个人在一年中向某位候选人的捐款限额为1000美元,个人每年各项政治捐款的总限额为25000美元。这些规定的目的就是为了限制巨额捐款者和大企业通过曾受惠于自己的当选者影响公共政策。
当然,对“硬钱”的严格限制,客观上导致了“软钱”的泛滥:不准我捐款给某人,那我成立一机构,专门帮某人吆喝。于是就出现了政治行动委员会,这些组织专门为特定候选人的政策做宣传,但和候选人又没有直接关联,既可以说是政治行动委员会的自身主张,其实是为特定候选人做宣传。简单地讲,如果某竞选广告直截了当地说“请投某某一票”,这笔花费就属于“硬钱”,受到严格的限制;如果只是宣传某人的政策理念,或者抨击他的竞争对手的政策理念,并没有宣传投某人的票,这笔钱就算作“软钱”。“软钱”的使用没有数额上的限制。但极少有哪个企业或者哪个个人投入巨资,做这种纯粹的政治宣传,企图操纵美国的选举。
说区区10亿美元就能操纵美国的总统选举,只能是骗中国愚民的笑话——如果这点钱就能左右美国选举,每次美国总统大选选出的一定是中国的傀儡了——因为这点钱对中国来讲就是贪官送二奶的小费而已,何况聪明绝顶的中国人最会贿赂,一定让美国人抓不到任何把柄!
常识九:美国人屠杀了几千万印第安人,这就是美国人标榜的民主?
由于妖魔化美国的需要,中国媒体提及清教徒与印第安人的关系,总会提到美国清教徒和美国政府对印第安人的大屠杀,其实美国政府真跟屠杀印第安人扯不上关系。说建立了民主制度的美国政府屠杀了印第安人,就好比说我党推翻了清王朝或灭了秦始皇一样荒谬。
早期清教徒与印第安人的战争,是那个时代新移民与原住民之间无法避免的生存冲突。历史学家 William M. Osborn在《野蛮的边界:从詹姆斯敦殖民地到“伤膝”的美国——印第安战争中的暴行》一书中,尝试记录了美国边界最终成型前的每一场暴行。从1511年新移民与印第安人第一次接触到1890年边界的形成,有9156名白人死于印第安人之手,7193名印第安人死于白人手中。该书是公认较为权威的印第安人被屠杀的历史记载。
当然,其他历史学家有不同的统计结果,绝大多数历史学家们认为最可靠的数字是有21586名双方人员在1850—1890年间死亡、受伤和被俘,双方差不多各占一半。另有学者认为有45000名印第安人和19000名白人在这段时期被杀,这一数字包括了双方被杀害的妇女和儿童。
历史学家们认可两个基本事实:一是没有任何证据表明美国白人或美国政府屠杀了几十万甚至中国媒体上所说的几千万印第安人;二是印第安人对白人不分男女老幼加以屠杀的残忍战争方式,激发了白人发动对印第安人毁灭式的军事行动,但白人军队故意屠杀印第安人妇幼的情形并不多见。这也可以解释为何武器和训练远胜于印第安人的美国白人,死亡人数与印第安人相差无几。
所谓美国一边标榜民主制度如何文明,一边却野蛮地屠杀了几千万印第安人,就是中国官方媒体编造的亩产几万斤、几十万斤粮食同样的无耻谎言。可悲的是,至今相信这个谎言的中国愚民,跟文革中欢呼亩产几万斤、几十万斤的民众一样多!
常识十:美国害怕中国崛起,所以处处为难中国、围堵中国吗?
中国官方媒体和五毛们常说美国害怕中国崛起,一是害怕中国抢了美国老大的国际地位;二是世界就那么点资源,美国害怕中国13亿人过上美国那样的富裕生活,让美国人无资源可用。
真的这样吗?那日本人、韩国人、台湾人、香港人和欧洲人比中国富裕多了,美国人怎么不害怕?美国人千方百计搞垮了前苏联、南联盟和非洲许多专制政权,正如前面提到的,仅仅过了20多年,其中许多国家由穷逼国家变成了发达国家,美国人为何不担心这些国家富裕起来的民众抢了美国人的资源?不要说中国是人口大国,这些国家的人口加起来可是远远超过中国的!
是的,正如中国官方媒体所宣传的,美国的确在许多方面处处跟中国政府过不去,比如美国通过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压中国政府给中国劳动者双休日,成功迫使中国政府设立最低工资制度,以及禁止使用童工、禁止出口监狱产品,加强环境保护等;又比如,美国政府总是施压中国政府释放因言获罪的异议人士,并给予其中一些逃出中国境外的批评政府者政治庇服。甚至可以说,美国确实长期推行对中国和平演变的政治策略,正如美国曾经千方百计颠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政权那样。就此而言,美国的确是中国党和政府的敌人。
但是,任何人只要有稍微正常的思维,就会明白政党、政府、国家、民族与民众这些概念的不同。一个自由、民主、遵守人类共同价值观的中国的崛起美国是欢迎的,正如美国推动了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民主转型那样。但是,如果你的“崛起”,肆意破坏国际秩序和法律体系,或者背离世界文明进步的潮流残酷对待国内的民众,不但美国害怕和反对,除了北朝鲜区区几个同伴外,全世界都会害怕和反对。
注:关于亩产百万斤的出处,见百度百科《放卫星》,原文照抄:因为徐水县在“大跃进”的过程中,曾经放了一亩地产山药120万斤、小麦12万斤、皮棉5000斤、全县粮食亩产2000斤等高产“卫星”。毛泽东主席在1958年8月4日到徐水县视察时,县委书记张国忠亲自向毛主席汇报的,毛主席听后大加赞许。从此,徐水县这个名字响遍全国,一时成为“大跃进”的明星,各地的党政领导干部纷纷来到此处学习取经。

先被捕后获释 代购印度抗癌药白血病患者称愿意继续

央广网北京2月1日消息(记者沈静文 潘毅)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两万块钱能买到什么?能买4台笔记本电脑、可以看400场电影、可以给自己的爱车上至少2年的保险,还能带父母在国内旅游一圈儿。但是,对于很多癌症患者来说,两万多快钱,只能买一盒名叫格列卫的抗癌药物。而这种抗癌药物是目前我国癌症临床治疗中应用最广泛的靶向药物。

就是这样一小盒抗癌药物,却引发出了风波。近日,一位名叫陆勇的慢粒白血病患者,在高药价的现实逼迫下,走上了海外代购国外仿制药的道路,他也为很多病友代购了这种药物。而他也因此经历了被公诉、被逮捕,到最终的公诉撤销、起诉撤回、重获自由的“剧情反转”。

英国阿斯利康生产的易瑞沙,瑞士罗氏生产的特罗凯,瑞士诺华生产的格列卫,这是目前在中国癌症临床治疗中应用最广泛的靶向药物。除了有效率高,它们的另一个共同点是价格不菲。2002年,年仅34岁的陆勇罹患慢粒白血病,在医生推荐下,他选择了“格列卫”。幸运的是,这种药物对他有效,癌细胞进展得到了控制;而不幸的是,每月23500元的药费,将逼迫他在不远的将来在“病死”和“穷死”之间做出选择。得益于互联网,年轻的陆勇获得了第三个选择:印度仿制药。

陆勇:当时还没有印度的渠道,我就从日本的网上商店就买到了第一盒,印度生产的仿制药,当时我记得价格4000块钱,买到手后,里面有药物说明书,包括厂家的联系方式,就通过那个联系方式和印度联系上了,才知道印度报价只要3000块钱人民币,所以当时我整个家庭经济压力就放松了,原来一个月要23500,现在一个月只要3000块钱。

记便宜的救命药在病友圈中口口相传,到2011年,印度仿制药的中国市场已经蔚为壮观。印度企业接洽最早买药的陆勇,希望请他帮忙提供国内账户以简化中国患者的购药流程,而为了避免“吃回扣”的嫌疑,陆勇没有提供自己的银行卡,转而在淘宝上买了一张他人名下的银行卡,供厂家和病友买卖使用。“妨害信用卡管理罪”和“销售假药罪”的罪名由此而来。2014年7月,公诉来了,陆勇懵了。

陆勇:对,我确实没有意识到买这张卡会涉及到法律问题,如果会涉及到法律问题的话,第一,我肯定不会去干这件事情,让印度药厂自己去解决。我又没在里面赚钱,我何必去冒这个风险?在退一万步讲,如果我知道这张卡会有法律问题,我肯定会采取更加隐蔽的手段去做这件事情。确实无知,当时也不知道买这张卡会涉及到这么严重的问题。

今年1月10日晚,陆勇和病友从无锡飞抵北京时,在首都机场被北京警方逮捕。随后,陆勇被沅江市公安局押回至沅江,以“经传唤未能到庭”为由关押至看守所。1月27日,沅江市检察院向法院请求撤回起诉,法院当天就对 “撤回起诉”做出准许裁定。1月29日下午,陆勇获释。这其中,无论是被抓,还是被放,陆勇都在云里雾里。

陆勇:确实没想到,因为我们已经完全做好上庭参加庭审的准备了。我1月10号在北京又被抓了嘛,法院说我传唤未到庭,以这个理由逮捕我。因为我住院嘛,怎么到庭呢?后来又没给我一个电话通知,也没给一个书面通知,我们也把住院材料都寄给他了,法院突然逮捕我,我也想不通。

记即便是陆勇的代理律师张青松,对这场意外的撤诉也只能说个大概,并没有得到撤诉的具体原因。

张青松:撤诉的理由是法律和司法解释发生变化,它具体没有描述是具体什么变化。撤诉我觉得也是比较好比较妥善的处理方法。但是他现在理由,我估计还要学习学习,我不知法律和司法解释发生什么变化了。

这个“印度仿制药”,究竟在价格和治疗效果上,和国内卖的正品抗癌药有多大的差距?对于陆勇来说,他以后还会替病友代这个购印度仿制药吗?

在此前被起诉的罪名中,除了在陆勇看来是“飞来横祸”的“妨害信用卡管理罪”,另一项“销售假药罪”,在法律界和病友圈中,恐怕有着截然不同的解读。由于印度专利法律的松懈,包括易瑞沙、特罗凯、格列卫在内的抗癌靶向药都有对应的印度“盗版药”。有业内人士称,通过海外代购买到的仿制抗癌药,假药和有效药的比例约为1:1,除去一半的“骗人药”,另一半的有效药,其成分也不可能与制药巨头的原厂药百分之百吻合,药效要打些折扣。但以其不到正版药零头的价格来说,患者显然可以容忍这样的折扣。网友大志是一个500人病友群的群主,这个群的名字就叫“特罗凯”。大志预计,其中约有两成人吃过或正在考虑吃印版特罗凯。

大志:你要说500人的话,大概有个100人?不是说明确说他吃过,就是说他在咨询、找渠道,最后他吃没吃我们也没有统计。普通的消费者他首先没有一个更好的检测手段,但是通过受益群体反应来看,如果渠道确实是从印度那边的规模的厂子弄过来的话,它的受益人群很多。

记者:可以理解为它的效果和正版的差别不是特别明显吗?

大志:对,如果一旦受益而且它的渠道正规的话,这个差别几乎是没有的。

根据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公民在海外购买自用的药品,其用药风险由个人承担。而通过网络购买包括抗癌药在内的处方药,是不合法的。

食药监管总局稽查局副局长刘景起: 抗癌药均为处方药。根据《互联网药品交易服务审批暂行规定》的相关要求,互联网禁止销售处方药。

接下来,因为印度版格列卫招来官司的陆勇,还会继续吃这种仿制药吗?他的答案是肯定的。以及,陆勇还会替病友代购印度仿制药吗?今天他没有回答这个问题,而就在一个月前,他曾给出这样的答案。

陆勇:这件事情从头再来一次,我还是愿意做这个事情,不过我这件事会做的更小心一点,尽量会避免法律问题,不要把自己陷进去。

北大前校长陆平忆文革:左的人后来都很惨

陆平,1914-2002,吉林长春人,1933年入党,1934年入北京大学,曾参加一二·九运动,后担任晋察军区政治部主任、华北野战军三纵队政治部主任等职,解放后历任哈尔滨铁路管理局局长,铁道部副部长、北京大学党委书记、校长,文革后任航天部副部长。

原题:父亲是知识分子

讲述 | 陆莹

文 | 陈洁

几乎每隔十来分钟,就有电话或来人打断我们的讲述。我没想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老总居然有这么多事,也没想到陆莹在回忆的痛楚和现实的干练之间切换,居然很自如。

陆莹穿得非常职业化,而且显档次。她快步走向办公桌接电话时,高跟鞋“嘣嘣”地磕,香妃烟色的套装有飘逸之风。坐下来谈话时,她双手交叉搁在膝头,上身很分寸地前倾,侧坐,双腿并拢,或者文雅地架着腿,一切看似漫不经心,其实一丝一毫都符合礼仪。

但她还是几度“失礼”了,泪流得太多的时候,人会哽咽得说不出话来。她飞快地擦着泪,想继续谈话,但努力失败了。她干脆用面巾纸掩了面,啜泣。我猜,这个力图体现优雅风度的女人本来是想号啕大哭的。

什么时候都沉默

我父亲进北大时,北大的右派基本上已经划完了。但当时中央还要加强党的领导,要补划右派。他就是那时候去的,周总理跟他谈,跟他说了两个地方,一个是北大,一个是外交部。他对外交部兴趣不大,因为他的外语已经扔了很多年,那时候中国又封闭,很少跟洋人打交道。

他选了北大,当然首先是因为他是北大毕业的。他在北大读书时,主修教育学,副科是语言学。另外,我姑姑一家都是搞教育的,对父亲来说,教育救国的思想一直潜移默化地影响他。

父亲去了后,要继续反右倾,父亲觉得右派都划完了,还要补右派,很为难。他在一个内部会议上表示了这个意思,但当时党内一个高层说:“你要是认为北大没右倾,你就是第一个右倾。”我不能说这人是谁,因为他后来也很遭罪。文革期间有一次,父亲看见厕所的水泥地上,躺着一个人,就是他,打得特别惨。所以父亲坚决不说。

文革结束后,父亲带我去看过几个人,其中就有他。文革就是这样,很多人开始的时候左得很,对老干部很厉害。后来自己也被打倒了,很惨。所以文革的事情特别难说。

因为这个原因,父亲一直沉默了36年,也不准我们写。他总说:“不能写,写了也没法发表。”又说:“让社会和历史去客观评价吧”。“一个人默默来到人世间,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内不愧心,也就够了。”

后来是因为批马寅初的事,一个电视剧说父亲和康生一起害马寅初,父亲觉得特别冤,他都已经84岁,还受这不白之冤。这件事是毛泽东亲自点的名,当时重点批的是马寅初的团团转,捎带着批他的人口论。父亲在中宣部也说了,马寅初是北大校长、民主人士,让北大党委组织批他不合适。为此他还受到了批评,但到底没有进行全校的批评,只在系里由北大毛泽东思想学习研究会开会批。

后来李海文约父亲谈文革,他就意外地答应了。一来李海文在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在父亲看来就是组织行为,二来海文父亲是文革前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李琪,文革中被逼自杀了。

为了准备这次谈话,父亲用两个月的时间查笔记、列提纲,列了9个大问题,计划每个问题谈一小时。2001年终于谈了第一个问题,因为太刺激,两天后他就住院了,后来再也没计划完成拟定的谈话。他到最后也没有把要说的话说出来。

父亲晚年私下里说过一句话:“我顶不住。”他真的扛不住,那时候真的很难说话。是全党路线的左,大家都很左,包括我父亲,他有没有左的地方?也有的。你说他当时思想认识有多高,也没多高。有些事情他也许想到,但不可能多深。那个年代的人对毛泽东、对党绝对没有怀疑,“反右是不是反错了?”他不可能这样想。只是从工作上考虑,就是犯愁,学校划了这么多右派,以后怎么开展工作?父亲只是在这个层面上考虑,没有往更深处想。

八届十中全会上说阶级斗争还要天天讲、时时讲。他心里有点犯嘀咕,共产党都夺取政权了,还要天天讲阶级斗争吗?但是我很难说父亲的嗅觉敏锐。1964年春节茶话会,毛泽东请了16人,其他都是高层,级别低一点的就蒋南翔和我父亲。一个清华一个北大,“学制要缩短(那时大学学制有的5年有的6年),教育要革命”,教育方面左的东西,都是从这次座谈会开始的。“瓦特没上过大学也发明了电灯”就是那次讲话时说的。

那次清华和北大都有一个汇报。毛主席对文科、对北大更感兴趣。他对北大的教育不满意,而且已经明显流露出来了。可父亲绝对没想到在教育文化领域会爆发那么一场他首当其冲的大革命,万没想到会来一场急风暴雨的革命,把那么多人打倒在地。善良的人万想不到政治的残酷能到这样的程度。父亲去过延安,知道过去的一些事,但总的来说不是很了解。

现在大家说北大批这批那,但他没办法,他尽量做了些缓冲,但很多时候抵挡不住。毕竟很多人受了冲击,有的耽误了学业,他们对我父亲有意见和看法,这也正常,可以理解。不管他个人认识是什么,他在那个位置上,必须要执行党的路线。很多人既是受害者,又是执行者。

比较起来,当时北大的步幅比人大慢多了。读人大的根本没上两天学,都在搞运动。我父亲还老压着要上课,老想增加课时,老想开展科研,那些年北大发展了很多新的学科,成立新的系,中央对我父亲是不满意的,他正好夹在中间,两头很难办。他往上要牵扯多少人,往下不能推卸责任,所以什么都不能说。

文革后很多年父亲不能去北大,见到未名湖就难受,是挨打挨批斗的地方。受不了这刺激。但北大百年校庆时,他一定要去。当时他小便不能控制,是带着尿不湿去的。他心里真的憋了很多话要对北大说,但说不出来。他对北大很有感情。有一回我跟他说,我一定要给你写一篇文章,把你在北大的事写出来。当时父亲的泪就流下来了。他一句话都没说。没过几天他就去世了。

什么时候都坚强

父亲不说他文革中的遭遇。只是那时候我妹妹住校,另外文革结束后北大清算四人帮,有别的受迫害的人发言,专案组的罪行交待之类的,我们才知道父亲的惨。

但毛泽东时代也赋予了父亲坚强性格。父亲的外号“大炮”。1966年6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聂元梓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第二天晚上,收音机不停的播《人民日报》的社论《是革命党还是保皇党》。父亲一言不发坐在沙发上,我们几个孩子当时都没判断能力了,听党的,父亲就是资产阶级保皇党,可是父亲从来不反党。那晚,一伙中学生跳墙入院,大叫“黑帮陆平出来”,父亲把他们放了进来,他们也没干什么。

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等七人,在大饭厅东墙上贴出了题为《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了什么?》的大字报

这之后,父亲就被带走了。他们说父亲是假党员,他过去上下线联系的一个人,就是不肯证明,说想不起来了。父亲在生物楼被吊起来打得很厉害,打得大小便失禁。连续多少天不准他睡觉,用强光灯泡照射眼睛。在工人体育场召开十万人大会“斗争”他,胸前挂块大牌子,坐喷气式飞机。在江西农场劳改两年,他就跟小卡好。小卡是北大生物系的一只狼狗。父亲被下过病危通知书,但他挺过来了。

全家都遭罪。父亲被专政时,母亲在送去的香烟里夹了个条子,写了几句话,“一定要经得起群众的考验”,结果被发现了。那天事情赶到一起了,妈妈成了“与反革命分子划不清界限”的顽固分子,被隔离审查。哥哥陆征的同学来斗他,他一米八的大个子,年轻力壮,喊“打倒法西斯”。被用铁丝捆了,装进麻袋用马车拉走了。哥哥被打得脑震荡,昏死几次。他多少年从不参加十九中校庆和同学聚会,不能想起那些事。

家里就剩姐姐、我和妹妹,1968年,姐姐陆微徒步去山西绛县插队。走了一个多月,极其艰难。我去云南。北京家里就剩一个10岁的妹妹。学校让一个贫下中农大妈照顾妹妹,每周炖一锅白菜给她吃七天。后来她脑血管痉挛。任何刀子剪子、血、带刺的东西都不能看,看了就痉挛。吃中药,现在好多了。

我也一样,到现在也不能看知青的东西,看了就头剧痛,泪流满面,受不了。在云南,我一开始就要证明自己的革命性,从来不跟黑帮说话,但这个时间太漫长了。开始我坚信父亲一定会昭雪的,可七八年过去了,我有点扛不住了。

文革真的值得好好思考。全民族都跟疯了似的,完全失去理性。挺可怕的。就像季羡林说的,他最初认为人之初,性本善。后来他认为人性本恶。我们的民族基因里透着些什么,个人崇拜走歪了,我们的斗争哲学,这些都要反思。

什么时候都相信党

父亲党纪观念特别强,他在北大工作时,毛、邓、刘、贺、彭的孩子都在北大读书,都是凭考分考上的。刘少奇的孩子从北大转学到东北,后来想再回北大,父亲愣不同意,要他们按程序走,再经过一次考试。根本没有走后门一说。

邓朴方跟我说过,“那时候一到逢年过节,你父亲就把我们几个高级干部的孩子召集起来,教训一番。”年年开个这样的会,要他们和工农的孩子一起。

我们家孩子从小都是自己洗衣服。公家的信封信纸都不让我们用,公车没坐过。建国后几十年,母亲和父亲的出行路线一样,但从没搭过他的车,每天坐公共汽车上下班。1971年,母亲才51岁,脑溢血导致半身不遂,瘫痪在床一年多,后来慢慢能动了,看病都是自己搭公交。有一次还被别人挤下车,摔裂了尾骨。去世的当天上午,她去医院看病也是乘公交车去的。

父亲从来不反党,永远信任党。1958年,他去浙江考察,对大跃进有点怀疑和看法,但居委会上门让大家献铁,他还是很积极。他觉得,对党的路线有看法,可以在组织会上提,但是行动上不能和党不一致。

文革后父亲带我去看了几个人,其中一个是萧克。文革中父亲的党籍都停了,我是走资派黑帮后代。但我憋着一口气,坚持说我就是共产党的后代,表现很好。当地老百姓很纯朴,就看你这个人怎么样。所以对我还好。有一天听说上头来人了,就是萧克,要开会,通知我去。我没怎么在意,那时成天干活,衣服也脏脏的。坐在会场角落里,觉得这个会跟我没关系。有人同情我,就向萧克反映,说我们这里有这样一个人,第一张大字报打倒的黑帮的孩子,人表现不错,申请入党,能不能让她入?

他看我的目光特别凄楚,战友的孩子就在眼前,他却爱莫能助。他看着我眼睛,说,你长得真像你母亲。我也不知道在根据地的时候,他常和母亲见面。他又说,党是有政策的,无论家里成分如何,重在他本人的政治表现。文革中的患难之交,特别让人感动。我到现在还记得他那眼光,那凄楚,刻骨铭心。我现在有时还去看萧克的爱人,她也是知识分子。

父亲和萧克谈得来,其实他们级别差得挺多的,但萧克是军中的文人,书香门第,父亲是知识分子,他们有共同语言。

什么时候都敬畏读书人

父亲非常尊重知识分子。我家住在燕南园时,父亲一再嘱咐我们,咱们的邻居都是泰斗级知识分子,他们要做学问,一定要安静。他在北大那种情况下,还增加了生物、物理、计算技术、西班牙语等十多个学科,建了十三陵等几个理科教学基地,办了北大附中。他一个想法就是搞科研。他总认为学校应该安静、是读书的地方,那些年北大起起伏伏,连绵不断的运动,对教学冲击太大。父亲一直是教育救国的思想,他闹革命的时候,华北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1936年在北大读书时,他去樱桃沟参加军事夏令营,刻了“保卫华北”四个大字,那块大石头至今还在。教育救国在当时不行。到了和平年代,就应该发展教育。教育救国的思想在父亲那里根深蒂固。这观点他没法说出来,但他深受这个影响。他说把北大变成世界一流大学,要赶超莫斯科大学,不就是发展教育吗?当时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就明确反对。他是想保知识分子的,但无能为力。

1958到1959年,马寅初被批斗,家里贴了不少大字报,哥哥当时读小学,好奇,也跟同学去看热闹,回家后父亲非常生气,训了一大通,命令我们谁也不准去马家捣乱,也不准写大字报,说我们的任务就是好好读书。别的不准做。

父亲特别希望我们读书。读书是我们全家的一块心病。四个孩子没有一个是正规大学教育出来的,没有满足父亲的期盼。

我文革中参加过一次考试,就是张铁生那一年。我作文本来很好,在学校老师都当做范文的。考试时作文写到一半,突然想到,我一个黑帮崽子,怎么可能让我去读书。一下子心情全毁了,一个字都写不下去,我用钢笔在考卷上戳了六个点,没再写了。就这种情况下,我分数还算靠前的,被录取到重庆大学还是成都大学的桥梁隧道专业,学校招生的时候,发现我是教育界的黑帮子女,就以“可教育好的子女”身份让我上学,我不干,我坚信我是共产党的后代,军代表劝我,管它什么身份,先上学再说吧。我说不,我就不去。我哥哥也是。他也以“可教育好的子女”被录取到一个大学,也放弃了。

我知道我们是被毁了的一代,但只要有机会我还是考的。后来我考到北大分校――我跟你说我父亲的心愿。他的记忆力特别强、反应特别快,是家里遗传。可文革后很长一段时间他反应不行,人都呆呆的,木木的,成天不说话。我北大分校录取通知书来了,父亲坐在那儿,一动不动,木木唧唧的,就说,“我们家也有大学生了”,连着说了三遍,就那么一句话,多一句话没有。他就希望我们读书。

来源:《中华读书报》

文/陈洁 光明网

他不在,那个江湖就不在了丨30 位文化人评李敖

昨日(3 月 18 日)10 点 59 分,作家李敖去世,享年 83 岁。去年初,李敖被诊断出脑癌。对于终将到来的死亡,李敖也曾经颇为自诩地跟大家说:“陆游一句诗‘我死诸君思此狂’,我死了以后你们想我想得发疯。”

今年初,李敖病情再度恶化,最终于昨日去世。从未有一个人的去世,在网络上能引起诸多复杂的言论,有人哀叹一代大师的离开,有人竟然拍手称快。一如他生前的诸多头衔:倾慕他的人,尊他为作家、学者、大师,看不惯他的则视他为流氓、喷子……李敖可能太不符合大众对于传统文人的想象——“谦虚、含蓄、矜持、避世”,他简直就是这些的反义词。

3 月 18 日,单向历“忌遗憾:只要有人追忆,往事就不必如烟。” 我们梳理了 34 位名人对其生前身后的评价,其中一部分来自编辑部约稿邀请、一部分整理自网络,包括作家、学者及其前妻、旧友等。我们能从下文这些褒贬不一的评论中,感受到李敖的复杂。然而当一切尘埃落定后,“对他的总体评价,才刚刚开始。他真实的影响力,也在准备显形。”

杨宗翰 

作家,现任教于台湾淡江大学中文系

我最后一次见到李敖,是在东丰街的彭家园。他点了条蒸鱼,一人独食,好像还拿了本书在看。那是一个再日常不过的中午,却也成了再难重现的台北一景。

普通读者如我感到最大的遗憾,应当是李敖生前花了太多时间在媒体上骂人。我以为他离真正的「大师」,恐怕至少还欠一本书(虽然他已经写很多部了,但是……)。

我觉得他对台湾六年级/ 70 后还有一些影响,但对七年级/ 80 后(现在 30 岁左右)就非常少。20 岁一辈恐怕对李敖更陌生了,无论是书还是人。

总归一句:李敖欠我们一本书。

詹正德 

作家,影评人,台湾独立书店「有河 book」创办人

李敖过世!一觉醒来,世界又变了。我大学时代听了三场演讲影响我此后的人生甚剧:一场陈映真,一场李国修,还有一场就是李敖;其中后二场我算是主办人,当时是李敖 65 岁生日刚过两天。现在这三位都过世了,时代也变了--我不是感叹,只是重温旧梦。

陈文茜 

政客,作家,李敖好友

我知道这个天才一直被埋没了,整整 70 年。从“五四”之后,很难见到一个真正顶天立地的中国知识分子,拥有和李敖一样的影响力。可是他一直被埋没了,一直要等到 70 岁,人书俱老,这位天才才在奇特的两岸氛围下,站上了没有人可以否认的历史舞台。(生前评价)

医生不知道,他自己也不知道。惟一明白的是:一切都在倒数。以前是统治绑住了他的手,封住了他的嘴。如今是上天,是命运。我想要回那个笑傲江湖的大哥,但他已骑着白马远去。我们以为的永远,原来只是永远的短暂。如今我唯一能做的,也只是陪他数月亮,折每一个日子。(重病期间)

大多数的人一生都活在政治正确之中,是永远的顺风者,但李敖永远活在他个人价值正确中,成为永远的逆风者。(去世后)

李敖与陈文茜(资料图)

付如初 

《李敖自传》责编

在整个出版李先生自传的过程中,我们和他的家人、助理和版代进行了密切的沟通。签合同的时候李敖先生尚能说话写字,还给我签了一本书,上面写着:“如初一见,一见如初。”拿到的时候我异常欣喜,也深感李敖最为男士、作为作者的风雅有趣。

后来,随着书的步步进展,就不停地听闻李敖先生的病情加重。一度,我们都觉得他是不是能过春节都很不确定。儿子李戡和好友陈文茜也曾发过微博。前几天跟助理商讨后续营销的时候,我们还在默默期待春天可以给先生带来生机。没想到今天噩耗传来。他在自传里曾放言,过了八十要往脑门儿上写八百才过瘾,因为他自认是李敖之后再无李敖的一代风流人物。但终究是“人生不满百”。

他一生做战士,两度因言获罪坐牢六年有余,也因大是大非上的绝不原谅树敌无数,毁多于誉;他一生勤勉笔耕,著作等身,多次创下个人书写历史之最,才情兼备;他一生风流倜傥,以瘦高白秀幼为标准,情深意重。作为他的编辑,非敌非友,置身事外,体会的是他独步时代、独步文坛、独步知识分子群体、独坐书斋、特立独行的风骨和风范。一个人活成一道风景,不容易;一个人活成一个传奇,不容易;一个人活成一本书,不容易。一个人代表一个时代,并让这个时代不显得那么荒凉和无趣,更不容易。

李敖逝世,带走了一个时代,也终结了一个时代。李敖说:要想佩服谁,我就照镜子。看到的时候我大笑,直笑到流泪。狂言背后有多少硬汉血泪呢,我不知道。他在自传里曾说:理想的死法是死在十七岁情人的大腿上,也曾说,人生死相众多,终究是无法奏雅。他总是这样,以骂世而救世,以玩世来醒世,他的悍气与斗志总是夹杂着顽皮和幽默,甚至花边和风流。他擅长自吹自擂,但他又何其清醒!有感于与国民党争取言论自由的前辈殷海光生前凄凉死后荣耀,李敖说:“公道死在活人心中,公道活在死人心里。”如今,轮到我们悼念他了,一代知识分子李敖,我们该如何给他一个评价和认知,或许还有待时日。

蔡康永 

节目主持人、作家、导演

悼李敖。他一个人身上,有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他不在,那个江湖就不在了。

潘采夫

专栏作家

我少年的偶像李敖终于结束了自己战斗的一生。上学时和学校斗被开除,年轻时和国民党斗被下狱,同时和自家同志斗蒙污名。斗完老蒋斗小蒋,斗完小蒋斗阿扁,最后和自己的那话儿斗,堪称壮烈。永远忘不了《传统下的独白》带给我的震撼、欢笑和文学启蒙。怀念这个好斗的善霸,没成学问家,成了大名士。走好。


史航

编剧,策划人,作家

李敖曾改汪精卫的青春就义诗,各添两字:“不许慷慨歌燕市,不许从容作楚囚。不许引刀成一快,不许不负少年头。”他说清末还有空子可钻,国民党统治台湾,是不许你壮烈的,壮烈了也不许别人知道,就不许别人对青春无悔。他说的没错,至于李敖自己,我想他一生皆青春,未必无咎,肯定无悔。

王晓渔

文化学者

我所了解的是近一二十年的李敖,所以主要把他当作娱乐明星。如果以知识人的标准衡量,李敖在近一二十年是不太合格的。

对李敖的评价在海峡两岸、不同代际之间可能会有很大分歧,这并不奇怪。这让我想起前两年去世的另一位台湾作家陈映真,对他的评价也是泾渭分明。对陈映真的分歧在于他是斗士还是花瓶,对李敖的分歧则在于他是斗士还是小丑。他们自身的复杂性,是分歧的根源。

韩浩月 

文化评论人

李敖对 70 后的影响最大。前面的老人对他不以为然,后面的年轻人不会喜欢他。70 后对李敖,也是又爱又恨。年轻时喜欢他的桀骜不驯,中年时想学他又学不像。亲眼看到偶像的倒塌是好事,踩在偶像的废墟上,或许能少一点狡猾与油腻。

 

伊格言

台湾作家

时代造就了他,使李敖成为此刻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准确点说,昔时那个威权的、不民主的,国民党只手遮天的台湾,使李敖成为我们心目中特立独行的、反抗者的形象,如果不是那样的时代,或许李敖的才能会以别的方式被人们记得。

或许他会是一个颇有建树的历史学者,或许他会是其他的模样。

而那个时代过去了。也因此,在晚近,在李敖晚年,他的反抗者的形象,在此刻开放的、近乎百无禁忌的台湾显得格格不入。

苏小和

财经作家

李敖是自由意志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合体,一辈子按照自己的价值偏好吵吵闹闹,动静很大。他认为正确的事情、舒服的事情,他就努力去做,即使坐牢也是不改其志。年轻时候主张全盘西化,年纪大了,反而更加热爱华人文化,仇美仇日。这是一个以自己为正义标准的中国独立书生,一辈子从未想过自己错在哪里。

叶克飞

专栏作家

年少时曾对李敖颇有好感,将之引为自由主义者的典范。可后来对李敖和自由主义都有了些了解,便心生疑虑。有人说过,许多华人知识分子讲起自由主义,各种名词一套接一套,十分高大上,但一说起女人,立刻露馅,变身前清时代留辫子的老顽固。李敖同样如此,所谓自由主义,无非是他当年作为反对派的一种立场罢了。一个对女性缺少尊重的人,怎么可能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心里住着一个后宫嫔妃无数的皇帝倒是真的。

张耀杰

文史学者、传记作家

我个人觉得,李敖确实不是什么良善之人,但是,他至少抗争过、争取过自己的一份权利,而且实实在在地帮助过殷海光等无能无用的读书人。至少在这一点上,大陆人没有几个有脸皮可以谴责他、抹黑他。

廖伟棠  

作家,诗人,摄影师

怜儿甘作假丈夫,负情强爱真寡人。

几回落叶法源寺,半是烈火半依尘。

羽戈

青年学者

1987 年,台湾启动民主转型,从威权时代转向民主时代。李敖的生命,正以此为分界线。作为威权时代的民主斗士,他的履历近乎完美,一个英雄的种种壮举和悲剧,皆可在他身上得到印证。遗憾的是,当梦寐以求的民主时代到来以后,他反而有些无所适从,纵使与新时代的媒介(如电视、微博)并不隔膜,他的思想和思维还停滞于旧时代的黄昏。我曾打过一个比方,威权时代的李敖,位置是前锋,等到民主时代,被迫打到后卫,甚至被挤上替补席。说到底,他不变,时代变了,初心不变,角色变了。当他不能与时俱进,终将被风驰电掣的时代车轮无情碾过,零落成泥,坠入历史的垃圾堆。

关于这一点,不能说李敖没有觉悟。他写小说《北京法源寺》(这是李敖最好的作品,他的文集、全集,不管怎么编排,都将此书置于榜首),所自拟的人物,不是谭嗣同,而是康有为。他说康有为的命运与慈禧太后铸造在一起,一正一反,共同构成了一个时代,慈禧死了,康有为也老了。同理,他的命运与蒋介石、蒋经国父子铸造在一起,一正一反,共同构成了一个时代,蒋氏父子——蒋介石死于1975年,蒋经国死于1988年——死了,他也老了。更可悲的是,慈禧的死亡只是终结了一个旧时代,蒋经国则在死前开启了一个新时代,当权力者回头是岸,反抗者却泥足不前,这一比,李敖的晚年比康有为还要不幸。

宋石男

作家

李敖去世了。他曾自称五百年来白话文第一,但他的著作,委实担不起这等自大。他的学问芜杂而粗疏,他的文字放荡而不耐看,他的绝大多数著作,只是痛骂仇敌与自吹自擂,《北京法源寺》是个例外,但那种沉痛悲凉的路子,他走了几步便放弃了。

李敖的一生,聪明、现实、自恋、自大,兼具传奇与悲剧色彩。若他早去世三四十年,还不失为一代狂士,但他一直活到了 2018 年,这便让他的人生徘徊在狂士与小丑之间。

狂士是有价值观的,小丑则只有价格观。

晚年李敖不再坚守什么价值观——吾道懒得一以贯之,价值观岂为我辈设耶!然而,不再坚守价值观的人注定孤独,某种程度上,这孤独甚至比价值观不受旁人认同更孤独,几乎等于死,或者等于等死。

李敖经常谈所谓“孤独的愉悦”,在我看来很可能是掩饰他对孤独的恐惧。晚年的他对钱极度看重,他说只有钱能信赖。他长年独住在一个小屋里,很多时候连家人都不见。是钱,还有孤独,给他安全感。但孤独也同样给他恐惧。因为害怕孤独,他不时将自己藏到人山人海中去。他渴望用万人瞩目来打败孤独,让自己感觉还活着,还是小杂种,还在巅峰。然而,在台湾的李敖,继续骂政府已日益边缘,转型骂美帝也少人喝彩,最后只好漂洋过海来捧“大中华”。

林建刚

学者,专注于胡适思想研究

关于李敖之死的四则随感:

一、威权时代青葱岁月里的斗士,娱乐时代烈士暮年里的小丑。

二、由李敖想到汪精卫,想到陈寅恪的“褚渊迟死更堪悲。”佳人与贼,有机交融在李敖八十多年的人生历程中,到如今佳人难再得,贼人遍地走。

三、1962 年胡适死时,他写下了《胡适先生走进了地狱》。如今,这位文化顽童也走进了地狱。岁月变迁中,亲炙过胡适的人估计在世间的很少了。《琅琊榜 2》中,与梅长苏有过交集的人也慢慢死了,唯世间情义不变。如今,写政论争取百分百的言论自由的青年人不在了,棒子在故国大陆遍地横行。当年,《老年人与棒子》曾经如闪电般的击中过一位农村少年的心。

四、李敖的《播种者胡适》,当然是论断胡适第一等的文章。(当然,此文从立意到笔法都源于魏建功在 1930 年写的评话体文章《胡适之寿酒米粮库》)之后他写的《胡适评传》第一部也很不错。此后,他编的《胡适选集》与《胡适语萃》在传播胡适思想方面也是居功至伟。2005 年李敖神州文化之旅时,在北大清华演讲时,为自由主义招魂,乃是自 1998 年借着北大百年校庆掀起第一波自由主义思潮后的第二波关于自由主义的讨论。当年李敖从反求诸己的层面论述自由主义的灵感似也源于胡适1946 年就任北大校长时的演讲。反讽的是,李敖为报答胡适在 1960 年代借给他一千台币的恩情,花费 150 万新台币为胡适塑造了铜像,捐献给北大,希望北大校园里可以有北大校长胡适的塑像,结果北大不敢要。当年,胡适遗嘱中将自己大半辈子的藏书捐献给北大,北大却连自己老校长胡适塑像都不敢公开陈列,诚所谓“胡适将北大当北大,但北大不把胡适当胡适啊。”李敖知恩图报却报而不得,亦可见自由主义一脉在当代中国之命运也。

杨早  

文史学者,作品有《野史记》《民国了》等

李敖已逝,对他的总体评价,才刚刚开始。他真实的影响力,也在准备显形。从此评论者们无法再去质询,印证,批驳,阿谀本尊,哪怕公然诬蔑,也无法起逝者于地下,再作回应。这一道舆论的炼狱之门,才刚刚开启。

李敖的最大人设:吵架王。

李敖学理政见上认同胡适,文章风格更像鲁迅。他的私下为人如何,人言人殊,我们不曾亲炙,难下定评。从李敖自己塑造的文字形象来看,他确实是有意识地一反传统“君子”的那种清高形象。李敖曾说,从历史上看,君子都斗不过小人,因为君子要讲形象,要有底线,而小人无底线不要形象,不择手段。君子要想斗赢小人,也必须不择手段。

李敖的一生,确实充满恶作剧的顽童气质。这一点,让很多大人先生挠头,也让很多后生小子失色。然而,这是我最珍视李敖的一点,毕竟在中国,世故的人太多,特立的人太少,吵架王不是想当就能王蒙说鲁迅不能太多,好吧,这种人确实容易给人添堵,流行说法是情商太低。那就照柳亚子评苏曼殊的话好了,这样的畸人“不可有二,不可无一”。

蔡英文 

学者,政治人物

李敖是个勇于挑战体制、对抗权威的作家。他对权力者不假辞色,犀利的文笔、特异的言行,都让同时代的年轻人佩服。可以说那个因為威权压迫而寂静无声的时代,台湾社会因為有李敖这样的人,而不再沉闷。

他的过世,也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消逝。当年他所挑战的威权,已经成為历史。他笔下渴望的自由,已经变成台湾的生活方式。而他为了抗争强权,孜孜不倦留下的数百万字,永远是台湾社会重要的资产。李大师,一路好走,也请家属节哀,保重身体。

梁文道  

香港文化人、传媒人

一个知识分子的私人品德与他的公开言行有关系吗?他有桃色新闻,他日进斗金,他张狂自大,他甚至还有背信弃义;然而,这一切一切是否就推翻了他在一个社会起到的历史作用呢?

李敖的书往往是禁书,但读者却奇怪地越来越多,他赚的钱可能也因此不少。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投机,不知道他是不是沽名钓誉,更不知道他写那些文章的真正理由。我只知道他的书启发了很多人如我,我后来回到香港,但有更多的人留在台湾,成为当年“堂外运动”的骨干;还有一些人进入媒体,每天努力张开更大的空间;还有更多的人只是默默地观察默默地思考。李敖和他那一辈少有的用常识说话的人,在他们可能也预料不到的局势发展下,耕出了一小片土壤。后来,在这片土地上出版了一本书,叫做《丑陋的中国人》,于是守御领土又大了一点。再后来,又有一本叫做《野火集》的书,一把火般的烧焦了杂草枯枝,地就变得更肥了。

我无意夸大几个文人的作用。事实上,在蒋经国统治的最后几年,有一大批年轻人正抱着无比热情于暗夜中涌动。他们后来都是台湾转变的急先锋。当时台湾大学的学生喜欢说“每个人总得交起码三年的学费”,他们所指的交学费就是坐牢,台湾民主大学的学费。如果你跟那时正在忙着开研讨会,或者正紧张地伏在案上印传单做标语的青年说,李敖其实是个自私鬼,柏杨和龙应台也都很有问题的话——我想,他们会昂起流汗的前额,笑着问:“那又怎么样?”这些人未来的成功,吊诡地使得李敖失去了曾经拥有的光环。李敖致力争取自由,然而一个自由的社会是不再需要斗士的。

与其关心李敖的为人,我更想知道的,是这样的人为什么能在威权体制里活了下来,而且著述不断?他和他的先行者后来人,又是如何在重重禁制下发挥影响力?那时候的台湾执政者,又为什么可以容忍他们的存在?

陈丹青

艺术家、作家、文艺评论家

我和李敖比无疑是小巫见大巫,他作秀比我可厉害多了。但这边的知识分子就开始骂他,要么说他只剩下俗了,要么说他江郎才尽了。我又想到西方一些例子,萨特、约翰·柏林、李维·斯特劳斯,他们都是第一流的知识分子,却不约而同在中年、晚年停下写作,非常认真地投入广播电台和大众说话,没有西方人说他们是在“作秀”。

中国人一直以为知识分子就一定要待在书斋里,而西方人却可以一方面很书斋,另一方面积极投入现实政治;一方面与政权保持一种持续的批评,另一方面又实实在在地效忠国家。

林清玄

作家、散文家、诗人、学者

我想,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真正了解李敖,我们这些自命为他朋友的人,也只能看到他的一部分,然而有三点是可以肯定的,一、李敖是个少见的才子,他的力学深思,博览今古,光耀的灵感不时闪射,真如万斛喷泉,不择地皆可自出,读书之广,思考之深,是在这个社会中难得一见的。二、他是个少见的真人,他常说的一句话是:“宁可做真小人,也不要做伪君子。”他爱恨分明,不肯怂恿乡愿和无知,文章如利剑,下笔不留情,但对于朋友和弱者却格外地宽厚。三、他是个少见的细致的人,他的细致不仅仅是表现于他做学问时的博大精深,巨细靡遗,也表现在他的生活之中,举凡他身边的每一个物件,都是经过精心的挑选,他对人的体贴几乎到无微不至的地步。

他的意志和精神力之强,很少人可以做到,他本来抽烟、喝酒、喝咖啡,可是说戒就戒,一日就办到。他长期每天工作十六小时,从未间断,饿了只吃冷冻水饺和生力面,依靠的全是超强的意志力。

我想,少年时代的李敖,是曾经想建立一个伟大的人格典型,他也努力过,可惜社会和环境没有让他朝这条路走,反而逼他成为文化的顽童。

李敖是我尊敬的朋友,我觉得这样的朋友不可多得,总像在黑暗里点着一盏灯,让我们在受到挫折时想到他,就有勇气期待更好的天光。李敖曾在谈到坐牢的哲学时,引用过甘地的一句话:“朋友们不需要掂挂我。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快乐的小鸟,在这儿所能做的并不比外间少。我留居在此,对我有如入校。”他认为心灵自由的人,在牢里也能像快乐的小鸟,而在牢狱外的人,是很难想象的。

胡茵梦

电影明星,作家,翻译家,李敖前妻

一、自囚、封闭 ;二、不敢亲密,对妻子亦不例外;三、洁癖、苛求、神经过敏;四、寒冷恐惧,总是戴一顶皮帽,说是怕有人暗算他;五、绿帽恐惧;六、歇斯底里。

之前认定他应该是个桀骜不驯的自由派,没想到本人的气质完全是基本教义派的保守模样——白净的皮肤,中等身材,眼镜底下的眼神显得有些老实,鼻尖略带鹰钩,讲话的声音给人一种声带很短的感觉。

因为我过去对他有一个过度理想化的偏执的认同,就是说我对他不了解。我期待他的人格伟大到一个程度,甚至可以拯救很多的小老百姓。跟他深入地交往之后我发现,其实每个人都是平凡的。

我跟李敖的婚姻让我从愤世嫉俗慢慢转向自省。同时从过度崇拜有才华的人、对人类社会有影响的人,也转为找到自己内在的创造力,我不崇拜外在的人,我希望活出自己的价值。

马家辉 

作家、传媒人

我基本上就唯李大师之命是从,他说的话我都说对。也是真心的欣赏,也经常关心他。因为他对我来说也不仅是一个作家、偶像,而是一个长辈、前辈,甚至有亲人的感觉,然后我当年也是为了他,而放弃了在香港读电影。放弃了当王家卫,跑去了台湾当马家辉。我就当然不会背叛他,也没有理由去背叛他,因为就算他的某些观点、某些想法,对于世界的事情的想法,我不一定需要同意,全部同意。就像胡玲你不会全部同意你爸妈的想法,可是你尊重他们、爱他们,一样的道理。更何况李先生有他的很大的魅力,他的学问、他的知识、他的幽默感,他的反应。我对幽默感看的很重,我交朋友觉得这个人有趣,有他的魅力。所以李先生真是魅力非凡。当然他这几年,身体生病出了状况,到了 70 多岁把西装一穿。有一次我陪他在凤凰卫视参观,在香港,因为他来演讲都是我主持,那种魅力还是不得了。我常在想我是女人,我爱死他,不管他几岁。

他不会把任何事情理解,他心中的永远前三名就是李敖、李敖、李敖,不管是写文章还是做人,可是他那么聪明的人,当然能够体会我的心情,所以他当时也很照顾我。我读大学的时候,他已经找我编他的选集,五十岁的选集、散文集,然后也经常让我去他家帮忙剪报,什么打杂、帮闲,做一些琐碎的事情,看他怎么待人处事,我也是非常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