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毛美帝二把手说话都让人如此紧张?

今天美帝副总统彭斯在哈德逊研究所发表了现场演讲,整个演讲大概历时40分钟。温和一点说,今天彭斯发表的演讲可以视为川普(美帝)对中的认识和将来对华政策。

演讲的全文应该会有中文版文字出来的,我推测会在美国驻华使馆的微博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已经出来了,请在本号里查看)

听完彭斯的演讲后,今天我本想换个思路来“戏说”一下川普,那这篇完全就是正能量,保住文章就不成问题,但怕误导了大家,所以还是实事求是地有事说事吧。当然,有些内容你可以换着思路听。

彭斯的演讲内容我不能写,因为他全是黑咱的,发出去你肯定也看不到,你懂得。彭斯演讲的内容对我来说好像没什么太多的新意(因为这些事我都知道,几乎每天都刷新),这些问题我在之前的文章里基本上都提过,特别是贸易问题上。但其它的问题我没写,因为太敏感了。谁写谁over。

今天,我从一些细节上来说说一些“观感”吧。

彭斯演讲的地点很有寓意,选在了哈德逊研究所,时间是10月4号。时间和地点让人有点浮想联翩。彭斯说去年的今天,也是在这个地方,有个不受待见的人也在这里演讲,之后哈德逊的网站就受到了网络攻击。说明美帝对纽约健身健身教练一事还是比较重视的。按我推理,双方应该有情报交换。否则在时间和地点上不会如此的巧合安排,应该是意有所指。

演讲中他数落了一顿咱后,彭斯开始拉家长,一下拉到了清朝,说从清朝开始就已经和咱们一起创办大学,后来一起并肩战斗反对帝国主义,言外之意大概就是我们曾经一起念过书,一起扛过枪,一起站过岗…。有点念旧又有点邀功的意思。意思就是我们曾经这么友好过,还帮你这么多忙,不料我们的关系走到了今天。

他说:

当美国传教士把福音带到中国海岸时,他们被一个古老但充满活力的民族的丰富文化所感动,他们不仅传播了信仰; 他们还创办了一些中国最初的,也是最好的大学。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我们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作为盟友站在一起……在那场战争结束后,美国确保中国成为联合国的特别成员,并成为战后世界的伟大塑造者。

他说这话的意思是,你看,我们把你领进江湖,你却欺师灭祖。

他还说:

苏联解体后,我们认为自由中国是不可避免的。本着乐观的期许,在21世纪之交,美国同意向北京开放我们的经济,并将中国带入世界贸易组织。

由此可看出美帝的失望与后悔,赶走了狼却又来了虎…,让宝宝的心里有多崩溃啊。

抚今追昔,这些简短的演讲内容含蓄而又令人沉思,让人感慨万千。

熟读近代史的人应该不会忘记这些,美国人确实曾经在中国办过学、立过医院、派出过飞虎队、资助过学子留洋等。详见文章后面的小资料。

彭斯作为美国副总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权力,顶多是个象征性的吉祥物而已。但如果总统不幸作古,那他就是排名第一的候补总统。所以,他的讲话从某种层次来讲是代表总统的讲话,只是在行政级别上有区别而已。所以,他的讲话也基本上可以视为美国政府的声音。

只是奇怪的是,今天美国各大媒体的头条和热闹排行上并没有把他的讲话置顶,或许我没有刷新到,或许他们还没安排出来。

从彭斯的讲话当中,我们可以体会到,美帝对咱的态度是强硬的,两党对咱的认识已经基本达到共识,与其说是演讲,不如说是在对内鼓动与总动员。他解释了川普为何要采取这些措施,而且将来还会有更多针对咱的措施出来。特别是在军事上,他说美帝为了捍卫自由决不会退让,话音刚落,会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由此可见他们已经有点“同仇敌忾”和“乐见其成”的味道。

这次彭斯一改以前美帝泛泛而谈温和含蓄批评的风格,而是直截了当敞开心扉逐一举例“控诉”。其中让我记忆深刻的是他提到好莱坞有一电影中演到有一病毒来自咱国,被当局要求删除这一情节,迫于压力,这一制造病毒的恶棍最终给了大丽参人(这件事情我还是第一次知道)。彭斯还举了许多例子,比如在美帝家里购买4个版面的广告来影响选民,在南海有战舰差点互相撞上了等。

彭斯在演讲中,还引用了大名鼎鼎的鲁迅先生的话“要么把外国人视为野蛮人,要么把他们视为圣徒…”,老实说,在高中时我就读过鲁迅文集,但这话来自来自哪篇确切文章我一时无法想起(知道的读者请告诉我),大概是鲁迅喷义和团还是他的文章《算帐》我无法确定,在没有足够文学功底的人是根本不知道这话的出处,你看他们现在都研究到骨髓里去了,这意味着什么,你懂得。至少说明华盛顿那里有深谙中国文化的高人,极有可能是华人(裔)。

还有许多明赶的内容,这里不便说,关于台藏疆安全茗煮仁权等问题,知识产权问题,网络问题。在网络问题上具体指出要求谷歌要停止开发“蜻蜓”计划(这个以前其它文章里说过),因为这种加强版的搜索引擎加强了审查损害了咱们的隐私。一个老外为了我们上网信息安全和信息完整性操碎了心。

彭斯的演讲其实也是在警告咱,好日子已经结束了。以前的放纵是因为没有认清,现在是看清楚了。原以为苏联倒下,引我们入WTO大门会让咱变好,但事与愿违,美帝重建了咱,但咱没尊重他们的主权,还干预了他们的事家,这是总统与美帝所不能容忍的。所以,将要重新思考现在的关系,让我们回到正常的轨道上来。

从侵犯知识产权、盗窃技术、在美安插人员、干预选举、南海军舰对峙等被美帝视为不尊重他们的主权,往重的说是已经侵犯了他们的主权。不尊重还说的过去,毕竟咱翅膀硬了嘛,翻你一白眼咋滴,但如果提升到侵犯人家的主权,那性质完全不一样了。不是嘴上说说就可以和解的了的,如果咱没有拿出实质性行动来满足人家的要求,那人家就要拿出真行动,搞不好还会操真家伙呢。当然我赶脚操家伙的可能性很小,毕竟曾经交过手,都知道双方都遍体鳞伤,谁都没落好,何况现在咱的实力又大不一样了。因为咱们很容易被煽情,很容易团结一致,哪怕吃草也要与美帝共克时艰。

今天早上醒来,看到老头又在推特上秀成绩,福克斯新闻报道他的支持率已超过50%了,老头沾沾自喜,连任的胜算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了,老头可谓春风得意马蹄急,组合拳一招接一招出来,满满的自信人生三百年。

所以,接下来搞的小动作是让你内伤,而不是皮肉之伤。比如制裁你高官、关闭在美帐号、驱逐在美人员、限制赴美留美、限制高精尖技术出口、限制在美国投资,让你没钱钱,没文化进步,在世界寸步难行,这就足以让你在世界上尴尬好几年了。从川普商人总统上台以来一系列的举动来看,以柔克钢恩威并重的手法是居多数而且正成为可能。

有人说,彭斯这一嚷嚷,无异于当年丘吉尔的“铁幕演说”,我基本上同意这个观点。现在回顾美帝的所有动作,说的露骨点就是全面“围剿”,围堵咱让你不能再作恶的机会,更不会有再崛起的机会。不过咱们早已意识到了,所以几个月前就提出“共克时艰”的概念,我们有幸成了这个代价的共同见证人。

好了,不多说,现在写文章真的很艰辛,不但要规避动作,还要有所表达,如此,往往词不达意,要言之有物实在太难了。前一篇活不到半小时就被灭了,这号还能活多久,只有美帝知道,谁惹的祸?去他妈的!

小资料:

北京的燕京大学,创立于1919年,司徒雷登为第一任校长。

四川华西协合大学建于1910年。1922年校董会才有保留地批准女子进入华西协合大学。1924年8名女生成为该校的首届女生,1929年5名女生毕业,1932年有了第一个女子医学博士。

现山东大学原为齐鲁大学,成立于1904年,也叫“山东基督教共合大学”,是英美基督教会在济南成立的一所基督教会大学。

南京金陵女子大学,创立于1915年,由美国长老会、美以美会、监理会、美北浸礼会和基督会在长江流域联合创办一所女子大学。

上海圣约翰大学,创立于1879年由美国圣公会中国差会创设,结束于1952年。

沪江大学,美南浸信会和美北浸礼会在上海联合创办一所高等学校。1906年,首先在北四川路北端开办了浸会神学院,1909年开设浸会大学堂,校长是美北浸礼会传教士柏高德博士(Dr.J.T.Procter) 。1911年二部分合并组建”上海浸会大学“,一所黄浦江畔的绿茵遍地、风景幽雅的美丽校园。1914年中文校名定为沪江大学。1917年由美国弗吉尼亚州颁发学位证书。

东吴大学,美国基督教监理会所创办,1900年在苏州创校。

福建协和大学,创立于1916年,美以美会联合公理会、归正会以及圣公会等3个差会,宣布成立“福建协和大学”及其董事会。

岭南大学,位于广州,创建于1888年,是美国基督教会创办的一所学校。

湘雅医学院,创立于1906年,由美国耶鲁大学学生前往中国传教的组织雅礼会创立。

1828年,中国第一家由英国传教士创立的教会医院设立于澳门。

博济医院,1843年由美国公理会的传教教士伯驾,在广州长堤开设的医院。1830年美国公理会派遣裨治文前往广州行医传教。1836年郭雷枢(T.R.Colledge)发表《任用医生在华传教商榷书》首倡用治病的方式在华传教,主张教会多派遣医师来华,并与伯驾和裨治文三人联名,发起组织医学传道会。

仁慈医院,创立于1887年,由美国南长老会创办,是位于江苏淮安的一所著名医院。1887年美国南长老会传教士赛兆祥(Absalom Sydenstricker, 1852—1931年,赛珍珠之父)和林嘉善(Edgar Archibald Woods)在京杭大运河畔的清江浦慈云寺开了一家西医门诊——仁慈医院。

广慈医院,开办于1923年,是爱尔兰传教士创办的一所教会医院。

广济医院为我国最早成立的精神病专科医院之一。由美国传教士惠更生(James R. Wilkson)于1923年创建。

南京鼓楼医院,于1892年创办。创办者马林(William E Macklin, 1860/1947年)是一位19世纪末20世纪初来华的基督教著名传教士,加拿大人。鼓楼医院前身叫“基督医院”,俗称“马林医院”。1914年1月金陵大学收购“基督医院”,更名为“金陵大学鼓楼医院”。

宁波市第二医院原名华美医院,建于1843年。由美国基督教浸礼会传教士马高温(D.J.Macgowan)兴办。

天津方济会圣心医院与耶稣圣心堂由数座带有文艺复兴后期的教堂建筑风格组成,占地1200平方。它始建于1922年。坐落在当时的天津意大利租界伊曼纽尔三世路(Corso Vittorio Emamuele)。今河北区建国道73号,当时隶属于天主教意大利方济各会。圣心医院原称意大利医院,现名为天津市第一医院住院部。

上海卫生疗养院创办美国复临安息日会传教士米勒尔和蓝德盛1929年在沪西越界筑路地区的罗别根路(今长宁区哈密路1714号)建成了卫生院总部,即今天的空军上海第三医院。

扬州浸会医院旧址位于江苏省扬州市广陵区苏北人民医院内。该医院由美南浸信会差会伊文思医师(Dr.P.S.Evens)创办于1900年(光绪26年),作为医院和传教士疗养所。

福康医院现称为绍兴市第二医院,1910年由美国传教士高福林(F.W.Goddard)于南街马坊桥所创办的教会医院(也称绍兴南街基督教医院),原为眼科为主的西医诊所。

广州市脑科医院(广州市精神病医院)由美国人约翰 克尔(John Kerr)在美国基督教长老会支持下于1898年创办。是中国第一间精神病专科医院。曾用名:惠爱医癫院,惠爱医院,克尔氏医院,广州市第十人民医院。

中国医科大学原为盛京医科大学,1882年英国苏格兰教会创办。

沈阳市妇婴医院(1933年英国人建立的基督教会医院)。

雅安医院起源于1904年美国传教士柯理思创办的基督教会“仁德”医院和1946年的文辉医院。1951年初成为西康省第二医院和西康省第一医院。几经演变成为现在的雅安市人民医院。服务半径210公里,人口300—500万。是雅安市及其邻近地区的医疗,教学,科研,急救和技术指导中心。

台湾“旧楼医院”的创办者马雅各(James Laidlaw Maxwell, 1836年3月18—1921年3月)是苏格兰人。于19世纪后期到台湾南部传教行医,是英国第一位长老会的宣教士。在台南首建一所西医医院。他的两个儿子也继承父业在台湾行医。

马偕医馆由乔治·莱斯·马偕(Dr.George Leslie Mackay, 1844年3月21—1901年6月2日)1880年在台湾创办的第一所西医医院。他是加拿大长老会的牧师。台湾人称他是马偕博士或牧师。父亲是苏格兰人。马偕博士1867年于多伦多大学神学院毕业。1870年毕业于美国普林斯顿神学院,返回加拿大,同年底前往英国爱丁堡大学研究科深造,于1880年获颁皇后学院(今皇后大学)荣誉神学博士。

赞育医院(Tsan Yuk Hospital)是香港第一所华人产科医院,位于香港岛西营磐,于1922年由伦敦会 传教士创立。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三人民医院,仁济医院,—1844年由英国伦敦传教士威廉 洛克哈脱创办。曾用名:仁济医馆,中国医院,麦家圈医院。文革中改为:工农兵医院。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人民医院,公济医院,也称上海红十字医院—1877年创办,它的前身是法国军人医院,迁到北苏州路后称公济医院。

上海同仁医院—1866年由美国圣公会创办,从前叫圣约翰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同仁医局。

上海妇产科医院—1885年美国妇女布道会威廉逊夫人捐款建立的医院。曾用名:伯特利医院。

名校女数学硕士在家写文章,年收入过千万

近日,经妙无言打听,复旦有一数学美女硕士,放弃上海某软件研究所高薪工作,回家自己创业,潜心做起了微信公众号,每天不断发文章,转发自己最新力作,其文章惊天地泣鬼神,感动得网友一日不见此美女文章便寝食难安,只要美女一发文章,热心网友便不计代价持续打赏,直到文章被删除为止。自2013年到现在,硕士美女光写文章年收入达千万,是过去上班时的100倍不止,短短5年时间里,此美女在上海、北京、广州等地购买了豪宅。

另,妙无言还见到以下致富财经报道:

这年头,蒸馒头的、炸油条的、卖烙饼的,都能挣大钱,养牛能致富、种田能过亿,栽树百万收入不算高、卖水果的上海能买三套房。唯独我们这些码字写文章的,每天打赏费还不够生活费。

靠,这是什么世道!?

愤恨之余,细细一想,可能吗?

妙无言不用去扒,网络上早有明眼人琢磨:

女博士种地收入破亿。按照一亿人民币和大零售价4元一斤计算,需要2500万斤大米。按照70%得米率,需要稻谷3600万斤稻谷。假设亩产1600斤,则需要22500亩地来种植。而且是在北京郊区,这么大的地上哪找去?莫非是亩产万斤以上的品种?亦或种的都是特供品?

荒唐!

为什么近日会连续不断的出现这些荒唐的报道呢?

其实这与现实的环境大有关系!

现在什么都不能说,说了也白说!

说不好,还会丢饭碗,甚至还有牢狱之灾!

所以,明哲保身,但求无过!

所以,行人道路以目真正开始!

没有了水灾、火灾、雪灾、洪灾;没有失学少年;没有下岗无业人员的游荡;没有求医无门跳楼自尽;没有了…一切不和谐的声音!

于是各种荒谬的报道接连出现。

一是敷衍上面,不是好大喜功嘛,那就让傻B们多点欢乐吧。这年头,不缺段子。

于是这些官媒或半官媒扮演了段子手的角色。

原先段子高手在民间,现在段子高手出官家。

二是经济确实已经不行了,明显在走下坡路,但又不能明说,因为伟光正要求唱响主旋律,普及正能量,避免引起不必要的恐慌,所以只能变通下说唱了,全国还是上下一盘棋,失业群众情绪稳定。

这些荒唐的报道,与其说是揭露,不如说是在憧憬未来。这么简单的数学算术题连小学生都会算得出,难道那些科班出身的记者、大咖们不会算吗?

三是有配合上方的意图,有意识的引导那些下岗的无业游民及城镇富余人口,赶紧上山下乡吧,那里前程似锦,赶快回乡创业吧,城里已经没有什么好呆了,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看,人家自力更生活的多滋润。你活的不好,那你是自己本事不行。

所以,在这些荒唐中带有真实的戏份,在戏份中夹带着可笑,在可笑之后便是无法挥去的辛酸….

所以,与其与虎谋皮,不如与狼共舞,那就一起吹吧,把火吹起来,亩产万斤也不是没吹过,一直吹到大火把剩下的柴垛烧成灰烬为止,剜掉疮头肉才能长鲜肉。

全民狂欢最终全民买单。没有最痛的记忆,只有更痛的回忆。

所以,那些荒唐,相信,你就输了!

刚才第一段全是杜撰的,其实今天我写的这篇文章《脸书终于没脸了,扎克伯格渣到非死不可的地步了》,截止目前为止,总计才收到10块钱的打赏,你说我能买房吗?好了,不多说了,说多了都是泪。

原创不易,敬请打赏支持!

他不在,那个江湖就不在了丨30 位文化人评李敖

昨日(3 月 18 日)10 点 59 分,作家李敖去世,享年 83 岁。去年初,李敖被诊断出脑癌。对于终将到来的死亡,李敖也曾经颇为自诩地跟大家说:“陆游一句诗‘我死诸君思此狂’,我死了以后你们想我想得发疯。”

今年初,李敖病情再度恶化,最终于昨日去世。从未有一个人的去世,在网络上能引起诸多复杂的言论,有人哀叹一代大师的离开,有人竟然拍手称快。一如他生前的诸多头衔:倾慕他的人,尊他为作家、学者、大师,看不惯他的则视他为流氓、喷子……李敖可能太不符合大众对于传统文人的想象——“谦虚、含蓄、矜持、避世”,他简直就是这些的反义词。

3 月 18 日,单向历“忌遗憾:只要有人追忆,往事就不必如烟。” 我们梳理了 34 位名人对其生前身后的评价,其中一部分来自编辑部约稿邀请、一部分整理自网络,包括作家、学者及其前妻、旧友等。我们能从下文这些褒贬不一的评论中,感受到李敖的复杂。然而当一切尘埃落定后,“对他的总体评价,才刚刚开始。他真实的影响力,也在准备显形。”

杨宗翰 

作家,现任教于台湾淡江大学中文系

我最后一次见到李敖,是在东丰街的彭家园。他点了条蒸鱼,一人独食,好像还拿了本书在看。那是一个再日常不过的中午,却也成了再难重现的台北一景。

普通读者如我感到最大的遗憾,应当是李敖生前花了太多时间在媒体上骂人。我以为他离真正的「大师」,恐怕至少还欠一本书(虽然他已经写很多部了,但是……)。

我觉得他对台湾六年级/ 70 后还有一些影响,但对七年级/ 80 后(现在 30 岁左右)就非常少。20 岁一辈恐怕对李敖更陌生了,无论是书还是人。

总归一句:李敖欠我们一本书。

詹正德 

作家,影评人,台湾独立书店「有河 book」创办人

李敖过世!一觉醒来,世界又变了。我大学时代听了三场演讲影响我此后的人生甚剧:一场陈映真,一场李国修,还有一场就是李敖;其中后二场我算是主办人,当时是李敖 65 岁生日刚过两天。现在这三位都过世了,时代也变了--我不是感叹,只是重温旧梦。

陈文茜 

政客,作家,李敖好友

我知道这个天才一直被埋没了,整整 70 年。从“五四”之后,很难见到一个真正顶天立地的中国知识分子,拥有和李敖一样的影响力。可是他一直被埋没了,一直要等到 70 岁,人书俱老,这位天才才在奇特的两岸氛围下,站上了没有人可以否认的历史舞台。(生前评价)

医生不知道,他自己也不知道。惟一明白的是:一切都在倒数。以前是统治绑住了他的手,封住了他的嘴。如今是上天,是命运。我想要回那个笑傲江湖的大哥,但他已骑着白马远去。我们以为的永远,原来只是永远的短暂。如今我唯一能做的,也只是陪他数月亮,折每一个日子。(重病期间)

大多数的人一生都活在政治正确之中,是永远的顺风者,但李敖永远活在他个人价值正确中,成为永远的逆风者。(去世后)

李敖与陈文茜(资料图)

付如初 

《李敖自传》责编

在整个出版李先生自传的过程中,我们和他的家人、助理和版代进行了密切的沟通。签合同的时候李敖先生尚能说话写字,还给我签了一本书,上面写着:“如初一见,一见如初。”拿到的时候我异常欣喜,也深感李敖最为男士、作为作者的风雅有趣。

后来,随着书的步步进展,就不停地听闻李敖先生的病情加重。一度,我们都觉得他是不是能过春节都很不确定。儿子李戡和好友陈文茜也曾发过微博。前几天跟助理商讨后续营销的时候,我们还在默默期待春天可以给先生带来生机。没想到今天噩耗传来。他在自传里曾放言,过了八十要往脑门儿上写八百才过瘾,因为他自认是李敖之后再无李敖的一代风流人物。但终究是“人生不满百”。

他一生做战士,两度因言获罪坐牢六年有余,也因大是大非上的绝不原谅树敌无数,毁多于誉;他一生勤勉笔耕,著作等身,多次创下个人书写历史之最,才情兼备;他一生风流倜傥,以瘦高白秀幼为标准,情深意重。作为他的编辑,非敌非友,置身事外,体会的是他独步时代、独步文坛、独步知识分子群体、独坐书斋、特立独行的风骨和风范。一个人活成一道风景,不容易;一个人活成一个传奇,不容易;一个人活成一本书,不容易。一个人代表一个时代,并让这个时代不显得那么荒凉和无趣,更不容易。

李敖逝世,带走了一个时代,也终结了一个时代。李敖说:要想佩服谁,我就照镜子。看到的时候我大笑,直笑到流泪。狂言背后有多少硬汉血泪呢,我不知道。他在自传里曾说:理想的死法是死在十七岁情人的大腿上,也曾说,人生死相众多,终究是无法奏雅。他总是这样,以骂世而救世,以玩世来醒世,他的悍气与斗志总是夹杂着顽皮和幽默,甚至花边和风流。他擅长自吹自擂,但他又何其清醒!有感于与国民党争取言论自由的前辈殷海光生前凄凉死后荣耀,李敖说:“公道死在活人心中,公道活在死人心里。”如今,轮到我们悼念他了,一代知识分子李敖,我们该如何给他一个评价和认知,或许还有待时日。

蔡康永 

节目主持人、作家、导演

悼李敖。他一个人身上,有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他不在,那个江湖就不在了。

潘采夫

专栏作家

我少年的偶像李敖终于结束了自己战斗的一生。上学时和学校斗被开除,年轻时和国民党斗被下狱,同时和自家同志斗蒙污名。斗完老蒋斗小蒋,斗完小蒋斗阿扁,最后和自己的那话儿斗,堪称壮烈。永远忘不了《传统下的独白》带给我的震撼、欢笑和文学启蒙。怀念这个好斗的善霸,没成学问家,成了大名士。走好。


史航

编剧,策划人,作家

李敖曾改汪精卫的青春就义诗,各添两字:“不许慷慨歌燕市,不许从容作楚囚。不许引刀成一快,不许不负少年头。”他说清末还有空子可钻,国民党统治台湾,是不许你壮烈的,壮烈了也不许别人知道,就不许别人对青春无悔。他说的没错,至于李敖自己,我想他一生皆青春,未必无咎,肯定无悔。

王晓渔

文化学者

我所了解的是近一二十年的李敖,所以主要把他当作娱乐明星。如果以知识人的标准衡量,李敖在近一二十年是不太合格的。

对李敖的评价在海峡两岸、不同代际之间可能会有很大分歧,这并不奇怪。这让我想起前两年去世的另一位台湾作家陈映真,对他的评价也是泾渭分明。对陈映真的分歧在于他是斗士还是花瓶,对李敖的分歧则在于他是斗士还是小丑。他们自身的复杂性,是分歧的根源。

韩浩月 

文化评论人

李敖对 70 后的影响最大。前面的老人对他不以为然,后面的年轻人不会喜欢他。70 后对李敖,也是又爱又恨。年轻时喜欢他的桀骜不驯,中年时想学他又学不像。亲眼看到偶像的倒塌是好事,踩在偶像的废墟上,或许能少一点狡猾与油腻。

 

伊格言

台湾作家

时代造就了他,使李敖成为此刻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准确点说,昔时那个威权的、不民主的,国民党只手遮天的台湾,使李敖成为我们心目中特立独行的、反抗者的形象,如果不是那样的时代,或许李敖的才能会以别的方式被人们记得。

或许他会是一个颇有建树的历史学者,或许他会是其他的模样。

而那个时代过去了。也因此,在晚近,在李敖晚年,他的反抗者的形象,在此刻开放的、近乎百无禁忌的台湾显得格格不入。

苏小和

财经作家

李敖是自由意志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合体,一辈子按照自己的价值偏好吵吵闹闹,动静很大。他认为正确的事情、舒服的事情,他就努力去做,即使坐牢也是不改其志。年轻时候主张全盘西化,年纪大了,反而更加热爱华人文化,仇美仇日。这是一个以自己为正义标准的中国独立书生,一辈子从未想过自己错在哪里。

叶克飞

专栏作家

年少时曾对李敖颇有好感,将之引为自由主义者的典范。可后来对李敖和自由主义都有了些了解,便心生疑虑。有人说过,许多华人知识分子讲起自由主义,各种名词一套接一套,十分高大上,但一说起女人,立刻露馅,变身前清时代留辫子的老顽固。李敖同样如此,所谓自由主义,无非是他当年作为反对派的一种立场罢了。一个对女性缺少尊重的人,怎么可能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心里住着一个后宫嫔妃无数的皇帝倒是真的。

张耀杰

文史学者、传记作家

我个人觉得,李敖确实不是什么良善之人,但是,他至少抗争过、争取过自己的一份权利,而且实实在在地帮助过殷海光等无能无用的读书人。至少在这一点上,大陆人没有几个有脸皮可以谴责他、抹黑他。

廖伟棠  

作家,诗人,摄影师

怜儿甘作假丈夫,负情强爱真寡人。

几回落叶法源寺,半是烈火半依尘。

羽戈

青年学者

1987 年,台湾启动民主转型,从威权时代转向民主时代。李敖的生命,正以此为分界线。作为威权时代的民主斗士,他的履历近乎完美,一个英雄的种种壮举和悲剧,皆可在他身上得到印证。遗憾的是,当梦寐以求的民主时代到来以后,他反而有些无所适从,纵使与新时代的媒介(如电视、微博)并不隔膜,他的思想和思维还停滞于旧时代的黄昏。我曾打过一个比方,威权时代的李敖,位置是前锋,等到民主时代,被迫打到后卫,甚至被挤上替补席。说到底,他不变,时代变了,初心不变,角色变了。当他不能与时俱进,终将被风驰电掣的时代车轮无情碾过,零落成泥,坠入历史的垃圾堆。

关于这一点,不能说李敖没有觉悟。他写小说《北京法源寺》(这是李敖最好的作品,他的文集、全集,不管怎么编排,都将此书置于榜首),所自拟的人物,不是谭嗣同,而是康有为。他说康有为的命运与慈禧太后铸造在一起,一正一反,共同构成了一个时代,慈禧死了,康有为也老了。同理,他的命运与蒋介石、蒋经国父子铸造在一起,一正一反,共同构成了一个时代,蒋氏父子——蒋介石死于1975年,蒋经国死于1988年——死了,他也老了。更可悲的是,慈禧的死亡只是终结了一个旧时代,蒋经国则在死前开启了一个新时代,当权力者回头是岸,反抗者却泥足不前,这一比,李敖的晚年比康有为还要不幸。

宋石男

作家

李敖去世了。他曾自称五百年来白话文第一,但他的著作,委实担不起这等自大。他的学问芜杂而粗疏,他的文字放荡而不耐看,他的绝大多数著作,只是痛骂仇敌与自吹自擂,《北京法源寺》是个例外,但那种沉痛悲凉的路子,他走了几步便放弃了。

李敖的一生,聪明、现实、自恋、自大,兼具传奇与悲剧色彩。若他早去世三四十年,还不失为一代狂士,但他一直活到了 2018 年,这便让他的人生徘徊在狂士与小丑之间。

狂士是有价值观的,小丑则只有价格观。

晚年李敖不再坚守什么价值观——吾道懒得一以贯之,价值观岂为我辈设耶!然而,不再坚守价值观的人注定孤独,某种程度上,这孤独甚至比价值观不受旁人认同更孤独,几乎等于死,或者等于等死。

李敖经常谈所谓“孤独的愉悦”,在我看来很可能是掩饰他对孤独的恐惧。晚年的他对钱极度看重,他说只有钱能信赖。他长年独住在一个小屋里,很多时候连家人都不见。是钱,还有孤独,给他安全感。但孤独也同样给他恐惧。因为害怕孤独,他不时将自己藏到人山人海中去。他渴望用万人瞩目来打败孤独,让自己感觉还活着,还是小杂种,还在巅峰。然而,在台湾的李敖,继续骂政府已日益边缘,转型骂美帝也少人喝彩,最后只好漂洋过海来捧“大中华”。

林建刚

学者,专注于胡适思想研究

关于李敖之死的四则随感:

一、威权时代青葱岁月里的斗士,娱乐时代烈士暮年里的小丑。

二、由李敖想到汪精卫,想到陈寅恪的“褚渊迟死更堪悲。”佳人与贼,有机交融在李敖八十多年的人生历程中,到如今佳人难再得,贼人遍地走。

三、1962 年胡适死时,他写下了《胡适先生走进了地狱》。如今,这位文化顽童也走进了地狱。岁月变迁中,亲炙过胡适的人估计在世间的很少了。《琅琊榜 2》中,与梅长苏有过交集的人也慢慢死了,唯世间情义不变。如今,写政论争取百分百的言论自由的青年人不在了,棒子在故国大陆遍地横行。当年,《老年人与棒子》曾经如闪电般的击中过一位农村少年的心。

四、李敖的《播种者胡适》,当然是论断胡适第一等的文章。(当然,此文从立意到笔法都源于魏建功在 1930 年写的评话体文章《胡适之寿酒米粮库》)之后他写的《胡适评传》第一部也很不错。此后,他编的《胡适选集》与《胡适语萃》在传播胡适思想方面也是居功至伟。2005 年李敖神州文化之旅时,在北大清华演讲时,为自由主义招魂,乃是自 1998 年借着北大百年校庆掀起第一波自由主义思潮后的第二波关于自由主义的讨论。当年李敖从反求诸己的层面论述自由主义的灵感似也源于胡适1946 年就任北大校长时的演讲。反讽的是,李敖为报答胡适在 1960 年代借给他一千台币的恩情,花费 150 万新台币为胡适塑造了铜像,捐献给北大,希望北大校园里可以有北大校长胡适的塑像,结果北大不敢要。当年,胡适遗嘱中将自己大半辈子的藏书捐献给北大,北大却连自己老校长胡适塑像都不敢公开陈列,诚所谓“胡适将北大当北大,但北大不把胡适当胡适啊。”李敖知恩图报却报而不得,亦可见自由主义一脉在当代中国之命运也。

杨早  

文史学者,作品有《野史记》《民国了》等

李敖已逝,对他的总体评价,才刚刚开始。他真实的影响力,也在准备显形。从此评论者们无法再去质询,印证,批驳,阿谀本尊,哪怕公然诬蔑,也无法起逝者于地下,再作回应。这一道舆论的炼狱之门,才刚刚开启。

李敖的最大人设:吵架王。

李敖学理政见上认同胡适,文章风格更像鲁迅。他的私下为人如何,人言人殊,我们不曾亲炙,难下定评。从李敖自己塑造的文字形象来看,他确实是有意识地一反传统“君子”的那种清高形象。李敖曾说,从历史上看,君子都斗不过小人,因为君子要讲形象,要有底线,而小人无底线不要形象,不择手段。君子要想斗赢小人,也必须不择手段。

李敖的一生,确实充满恶作剧的顽童气质。这一点,让很多大人先生挠头,也让很多后生小子失色。然而,这是我最珍视李敖的一点,毕竟在中国,世故的人太多,特立的人太少,吵架王不是想当就能王蒙说鲁迅不能太多,好吧,这种人确实容易给人添堵,流行说法是情商太低。那就照柳亚子评苏曼殊的话好了,这样的畸人“不可有二,不可无一”。

蔡英文 

学者,政治人物

李敖是个勇于挑战体制、对抗权威的作家。他对权力者不假辞色,犀利的文笔、特异的言行,都让同时代的年轻人佩服。可以说那个因為威权压迫而寂静无声的时代,台湾社会因為有李敖这样的人,而不再沉闷。

他的过世,也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消逝。当年他所挑战的威权,已经成為历史。他笔下渴望的自由,已经变成台湾的生活方式。而他为了抗争强权,孜孜不倦留下的数百万字,永远是台湾社会重要的资产。李大师,一路好走,也请家属节哀,保重身体。

梁文道  

香港文化人、传媒人

一个知识分子的私人品德与他的公开言行有关系吗?他有桃色新闻,他日进斗金,他张狂自大,他甚至还有背信弃义;然而,这一切一切是否就推翻了他在一个社会起到的历史作用呢?

李敖的书往往是禁书,但读者却奇怪地越来越多,他赚的钱可能也因此不少。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投机,不知道他是不是沽名钓誉,更不知道他写那些文章的真正理由。我只知道他的书启发了很多人如我,我后来回到香港,但有更多的人留在台湾,成为当年“堂外运动”的骨干;还有一些人进入媒体,每天努力张开更大的空间;还有更多的人只是默默地观察默默地思考。李敖和他那一辈少有的用常识说话的人,在他们可能也预料不到的局势发展下,耕出了一小片土壤。后来,在这片土地上出版了一本书,叫做《丑陋的中国人》,于是守御领土又大了一点。再后来,又有一本叫做《野火集》的书,一把火般的烧焦了杂草枯枝,地就变得更肥了。

我无意夸大几个文人的作用。事实上,在蒋经国统治的最后几年,有一大批年轻人正抱着无比热情于暗夜中涌动。他们后来都是台湾转变的急先锋。当时台湾大学的学生喜欢说“每个人总得交起码三年的学费”,他们所指的交学费就是坐牢,台湾民主大学的学费。如果你跟那时正在忙着开研讨会,或者正紧张地伏在案上印传单做标语的青年说,李敖其实是个自私鬼,柏杨和龙应台也都很有问题的话——我想,他们会昂起流汗的前额,笑着问:“那又怎么样?”这些人未来的成功,吊诡地使得李敖失去了曾经拥有的光环。李敖致力争取自由,然而一个自由的社会是不再需要斗士的。

与其关心李敖的为人,我更想知道的,是这样的人为什么能在威权体制里活了下来,而且著述不断?他和他的先行者后来人,又是如何在重重禁制下发挥影响力?那时候的台湾执政者,又为什么可以容忍他们的存在?

陈丹青

艺术家、作家、文艺评论家

我和李敖比无疑是小巫见大巫,他作秀比我可厉害多了。但这边的知识分子就开始骂他,要么说他只剩下俗了,要么说他江郎才尽了。我又想到西方一些例子,萨特、约翰·柏林、李维·斯特劳斯,他们都是第一流的知识分子,却不约而同在中年、晚年停下写作,非常认真地投入广播电台和大众说话,没有西方人说他们是在“作秀”。

中国人一直以为知识分子就一定要待在书斋里,而西方人却可以一方面很书斋,另一方面积极投入现实政治;一方面与政权保持一种持续的批评,另一方面又实实在在地效忠国家。

林清玄

作家、散文家、诗人、学者

我想,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真正了解李敖,我们这些自命为他朋友的人,也只能看到他的一部分,然而有三点是可以肯定的,一、李敖是个少见的才子,他的力学深思,博览今古,光耀的灵感不时闪射,真如万斛喷泉,不择地皆可自出,读书之广,思考之深,是在这个社会中难得一见的。二、他是个少见的真人,他常说的一句话是:“宁可做真小人,也不要做伪君子。”他爱恨分明,不肯怂恿乡愿和无知,文章如利剑,下笔不留情,但对于朋友和弱者却格外地宽厚。三、他是个少见的细致的人,他的细致不仅仅是表现于他做学问时的博大精深,巨细靡遗,也表现在他的生活之中,举凡他身边的每一个物件,都是经过精心的挑选,他对人的体贴几乎到无微不至的地步。

他的意志和精神力之强,很少人可以做到,他本来抽烟、喝酒、喝咖啡,可是说戒就戒,一日就办到。他长期每天工作十六小时,从未间断,饿了只吃冷冻水饺和生力面,依靠的全是超强的意志力。

我想,少年时代的李敖,是曾经想建立一个伟大的人格典型,他也努力过,可惜社会和环境没有让他朝这条路走,反而逼他成为文化的顽童。

李敖是我尊敬的朋友,我觉得这样的朋友不可多得,总像在黑暗里点着一盏灯,让我们在受到挫折时想到他,就有勇气期待更好的天光。李敖曾在谈到坐牢的哲学时,引用过甘地的一句话:“朋友们不需要掂挂我。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快乐的小鸟,在这儿所能做的并不比外间少。我留居在此,对我有如入校。”他认为心灵自由的人,在牢里也能像快乐的小鸟,而在牢狱外的人,是很难想象的。

胡茵梦

电影明星,作家,翻译家,李敖前妻

一、自囚、封闭 ;二、不敢亲密,对妻子亦不例外;三、洁癖、苛求、神经过敏;四、寒冷恐惧,总是戴一顶皮帽,说是怕有人暗算他;五、绿帽恐惧;六、歇斯底里。

之前认定他应该是个桀骜不驯的自由派,没想到本人的气质完全是基本教义派的保守模样——白净的皮肤,中等身材,眼镜底下的眼神显得有些老实,鼻尖略带鹰钩,讲话的声音给人一种声带很短的感觉。

因为我过去对他有一个过度理想化的偏执的认同,就是说我对他不了解。我期待他的人格伟大到一个程度,甚至可以拯救很多的小老百姓。跟他深入地交往之后我发现,其实每个人都是平凡的。

我跟李敖的婚姻让我从愤世嫉俗慢慢转向自省。同时从过度崇拜有才华的人、对人类社会有影响的人,也转为找到自己内在的创造力,我不崇拜外在的人,我希望活出自己的价值。

马家辉 

作家、传媒人

我基本上就唯李大师之命是从,他说的话我都说对。也是真心的欣赏,也经常关心他。因为他对我来说也不仅是一个作家、偶像,而是一个长辈、前辈,甚至有亲人的感觉,然后我当年也是为了他,而放弃了在香港读电影。放弃了当王家卫,跑去了台湾当马家辉。我就当然不会背叛他,也没有理由去背叛他,因为就算他的某些观点、某些想法,对于世界的事情的想法,我不一定需要同意,全部同意。就像胡玲你不会全部同意你爸妈的想法,可是你尊重他们、爱他们,一样的道理。更何况李先生有他的很大的魅力,他的学问、他的知识、他的幽默感,他的反应。我对幽默感看的很重,我交朋友觉得这个人有趣,有他的魅力。所以李先生真是魅力非凡。当然他这几年,身体生病出了状况,到了 70 多岁把西装一穿。有一次我陪他在凤凰卫视参观,在香港,因为他来演讲都是我主持,那种魅力还是不得了。我常在想我是女人,我爱死他,不管他几岁。

他不会把任何事情理解,他心中的永远前三名就是李敖、李敖、李敖,不管是写文章还是做人,可是他那么聪明的人,当然能够体会我的心情,所以他当时也很照顾我。我读大学的时候,他已经找我编他的选集,五十岁的选集、散文集,然后也经常让我去他家帮忙剪报,什么打杂、帮闲,做一些琐碎的事情,看他怎么待人处事,我也是非常感恩。

中国电影为何与奥斯卡渐行渐远

每年二三月,记者和电影作者们总会跟我谈起:中国电影持续“冲奥”,何时能够金榜题名?在中国体育界,“冲奥”这个词也是响亮口号,意思是冲向奥运会赛场夺取金牌。电影界说“冲奥”,是指有朝一日让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评委们对中国电影青眼有加。

奥运赛场上,中国体育健儿傲视群雄。2016年夏季奥运会,中国奖牌总数雄踞全球第二;2008年更厉害,中国夺得51枚金牌,将美国远远甩后面。同一块土地,同一个政府,同一批国民,奥运会上的体能比拼就拿奖拿到手软,奥斯卡奖艺术竞赛,中国电影人为何就颗粒无收?

看看中国电影与奥斯卡的文化对话,或许能让天问有答。与其他奥斯卡获奖作品一样,最佳外语片的魅力就在于其精巧呈现的视觉叙事,以及它底层隐含的个体尊严价值观和共同伦理。在评选机制上,它与那些政府钦定或者七八个评委裁夺的奖项截然不同,它由六千多评选人共同投票选出赢家。而中国操办选送奥斯卡事宜的是中共宣传部领导的电影局,他们奉行的潜规则当然是注意上级的眼色、高层的颐指气使。

在中国选送的奥斯卡参赛作品中,可以隐约发现一条大致的变化曲线。这就是由1980年代对世界文明潮流的追求、接近,到 1989年“六四”之后却逐步转向以我为主、政治第一。以我为主,就是强调中国特色、确立文化主体性,政治第一就是彰显爱国主义、集体主义价值观。2017年,中国政府报送的作品是《战狼2》,它在这个变化曲线上点画出一个民族主义的巨大里程碑,一个强国宣言的闪亮高点。

追求奥斯卡小金人,中国的电影人颇为努力。1979年,中国启动“改革开放”,政府就向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报送了动画片《阿凡提》,那是一个根据维吾尔族民间故事改编的轻喜剧,表现主人公阿凡提如何用智慧戏弄和惩罚了贪财的地主。如果将它与1989年之后报送的影片相比,它的政治特征就是其非政治性。作品的意识形态指向性较低,更具有一种幽默趣味。这也许正显示出那个时代的政治氛围,在那个强调对外开放的年代,电影主管部门能够从娱乐性考量来选送奥斯卡参赛作品。当然,这部作品的故事比较松散随意,题材也不为西方观众所熟悉。

1987年,报送给奥斯卡评委们的是谢晋导演的《芙蓉镇》。它正面描写了“文化大革命”给中国的乡镇百姓和知识分子所造成的物质匮乏和精神摧残,一个共产党的基层女干部被塑造为全片的反面形象。在当下中国,不要说报送给奥斯卡委员会,把这样的作品拍摄完成对普通导演来说几乎都是不可能的任务。

如果同时提到1989这个年份和中国这个名词,人们往往会首先想到“******”。《开国大典》拍摄于1989年,1990年被选送去奥斯卡参赛。那时,中国社会和官场都处于一种高压态势。它与奥斯卡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和人道主义情感相去甚远,却与中国的政治语境密切配合,与中国重大历史时刻的国家叙事完美合拍。当时中国政府在国际上受到强烈的指责与制裁,此片的题材和主题与这些恰成隔空对话,形成一种强力辩驳。影片的宣传功能几乎是一目了然的。《开国大典》描述了毛泽东在1949年10月1日登上天安门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政权的历史时刻。其故事以共产党在内战中的胜利作为背景,以宣布建立新国家为高潮。它表明了中国政府对自己政权稳定性、持久性的自信和自豪,也使用了主旋律宣传中一以贯之的为全体人民代言的叙事策略。

1991年,张艺谋导演的《菊豆》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提名。这部影片富有质感地展现了中国的专制社会对个人自由的压抑和摧残。张艺谋在片中的染坊场景突出使用红绸子渲染的影调,蕴含着对个性张扬的呼唤。那些夸张美化诗意的红绸子视觉处理,营造出一种有特征的中国意象。同时,作者用强烈的视觉语言突出地表现出男女主人公的血缘儿子对宗法的父亲的归顺和臣服,让观众看到中国社会中的“规矩”如何吞没和摧残了个性、爱情、亲情。电影局选送这部作品或许是因为张艺谋导演的《红高粱》1988年在柏林电影节获得过金熊奖,具有一定的国际知名度。

1994年,香港报送的是陈凯歌导演的作品《霸王别姬》,从主创团队和文化意识来说,它是典型的中国大陆作品。此片是最接近奥斯卡获奖影片内在价值观和艺术质量的作品。影片用隐秘绵长的艺术手法表现了同性友人之间的情感,同时又书写了与官方阐释大相径庭的中国近代和当代历史。写出了那些性格孱弱的人是如何被历史和政治的浊流污染或吞没,更写出了那些坚韧纯粹的灵魂如何在这浊流中保持尊严。这部影片虽然完成于1990年代初期,但它的思想价值和艺术营养来自1980年代。那时候,中国共产党至少在口头上强调“改革开放”。

但是,此片虽然获得了奥斯卡提名,在大陆的影院却放映不久就被禁。坊间有传闻说对它的反感和禁令直接来自最高层。笔者当时在影院门口看到广告牌,大意是:接到命令撤片,最后一天放映,欲购从速。1994年,北京电影学院学院奖的评委们选出《霸王别姬》作为最佳影片,但这个评选立即被上级“有关部门”叫停,电影学院的学院奖也从此香消玉陨。那边在好莱坞星光大道上获得提名,这边被禁止放映打入冷宫,这部作品可以作为标示中国电影与好莱坞挥手从兹去的一个重要坐标。

1998年,中国报送给奥斯卡的影片是《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影片没有正面描述成吉思汗(Genghis Khan)横扫欧亚大陆的武力征战,而将故事聚焦在他少年和青年时期统一蒙古成为大汗的功绩。在世界历史研究领域,成吉思汗是否可以被当做一个中国人是存在很大争议的,但中国政府显然是把这部影片当做描述中国历史英雄的故事。影片的隐含主题是:蒙古族隶属于统一的“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具有主体性、中国在历史上曾经强大无比。这些非常符合当局竭力宣传的统一、强国等观念。我们在以后选送奥斯卡的中国参赛片中还会看到,这种先前强大的历史叙事往往与近代受到帝国主义侵略、殖民主义剥削而导致落后构成一种悲情叙事。整个片名直接来自毛泽东的一句诗词,字面意思是说成吉思汗是上天的宠儿,它带有极强的颂扬和赞许意义。使用毛泽东的诗句在中国语境中具有政治上的积极向上意义和讨好上级的功能。但是将这部影片送往好莱坞,显然忽视了成吉思汗和毛泽东这两个人在历史上都具有大量屠杀、残暴夺人性命的负面记录。

或许,中国的电影人和政府部门都对电影中的杀戮行为所秉持的内在伦理糊里糊涂,对杀戮与抗暴二者之间的区别不明就里。2003年中国政府又报送了一部表现古代帝王为了统一而展开杀伐的《英雄》。此片的形式营造非常具有功力,其画面唯美炫目,它的打斗动作设计得有力而又飘逸。就武打动作片来说,它传承和发扬、更新了武打动作片的形式美学。作者与历史上的武打动作片进行了丰富有趣的形式对话。在奥斯卡评委和大多数西方观众那里,这些炫目、唯美的形式营造无疑具有直观的冲击力,从而具有强烈的审美感染力。

但是,这部影片的叙事结构所显现的内在价值伦理令人生疑。《英雄》的主人公之一是秦始皇,这个人物符号在中国和世界的历史文献中具有极为沉重的政治意义。毛泽东曾经把自己与秦始皇和马克思相提并论。而影片的叙事又将这个统一中国的帝王置于一个乾纲独断的主导地位,还让他说些崇尚“和平”的台词。此片在中国的报刊媒体上受到笔者和许多知识分子的大量批评,认为它的叙事中蕴含着明显的权威崇拜和犬儒主义态度。

2007年中国政府所选送的影片是《云水谣》,影片主人公是一位逃往大陆的台湾左翼人士,他在1950年代中国对抗美英等国组成的联合国军队的朝鲜战争中找到了爱情。搜寻一下历任中国领导人的讲话,就会看到他们一直不认为这是对外侵略,而将这场战争视为对抗西方、赢得尊严和荣誉的胜利之战、荣耀之战。《云水谣》以正面的抒情态度颂扬中国军人在朝鲜参与的战争。但是,带着赞美的诗意态度来抒写这场战争,显然很难引起奥斯卡评委们的价值认同和情感共鸣。

《战狼2》是2017年中国市场上最成功的电影,中国政府将它报送去角逐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完全是预料之中的。前后两部《战狼》的宣传口号都是“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影片中铁拳飞舞、坦克横冲、导弹一击制敌,显示主人公的硬汉性格。叙事上,解决人物困局使之扭转乾坤脱离险境的动作是高高挥舞飘扬的国旗。这与当下中国的“大国崛起”宣传战略完美应和。

这部影片营造了十分炫目的暴力美学,借助着这种强有力的形式感,影片“点燃”了激烈、膨胀的爱国主义情绪,这种情绪具有广大的大众心理基础。但是,这种群众心理不是那种经由广泛交流对话和自由选择所形成的“主流”,而是由权力之手干预、释放和大力推动的大约由于它能够用暴力美学的形式美感强烈地表达和煽动国家主义热情,政府对它给予大力支持,数度延长其在院线的放映期,使之长达三个多月。

但是,审查通过本片和将其报送奥斯卡的官员大概都没意识到,《战狼2》在处理中国英雄与非洲百姓的关系上有着很明显的救世主心态,处处显露一副居高临下的架势。影片的主角在非洲的海上和陆地拯救了非洲的商船和百姓,一个非洲的小孩称呼他为“干爹”(片中英文字幕为godfather)。而这位“干爹”在影片中将一群被中国英雄拯救后跳舞的非洲工人描述为“这帮黑哥们,你只要给他们一堆火,他们立刻就这样”。从这些台词和叙事处理来看,本片的编剧、导演似乎毫无政治正确的观念。

即使是在受到严密监控的中国社交媒体上,也能看到对这次选送有很多负面评论。今天搜索百度,我们还能看到《〈战狼2〉竞争奥斯卡,网友骂声一片,称丢人丢到国外了》这样的标题。这个标题下也收录了一些网友意见,他们觉得选送去奥斯卡就是彰显豪迈之气,就是一种闪亮登场:“只是想为《战狼2》鸣不平!无论如何,《战狼2》让中国电影又一次登上了世界的舞台。”

挑选《战狼2》送给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绝对不可能得到青睐。操办此事的电影局官员都是资深的专业电影从业人员,对此,他们应该心知肚明。我比较肯定地猜测,选择《战狼2》是电影主管部门揣度上意的选择。至于在那边得不得奖,我估计主管部门也知道根本不靠谱。

在中国和西方,都有许多观众左翼学者喜欢强调好莱坞也有爱国主旋律,似乎好莱坞建立在个人主义基础上的爱国与中国的主旋律电影中的国家主义难分轩轾。在我看来,中国电影与奥斯卡奖渐行渐远具有其内在必然性:因为两者的内在价值观截然不同。北京电影学院退休教授、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Riverside)访问学者崔卫平认为,中国的主旋律电影与西方主流电影大相径庭:“中国存在一个凌驾于一切之上的、不可以被质疑的权力。这种权力所秉持的价值观崇尚暴力,强调屈辱感、受害者心态,在某种悲情中将外部世界与中国对立起来,只要是以这种价值观指引的电影,就不是引发人性中的善,而是释放人的狼性。”

今天,中国的经济总量跃居全球第二,中国在全球政治舞台上也显露出某种帝国思维,试图输出或改写世界秩序。借助《战狼2》,难道中国政府是在向好莱坞发出决绝的告别信和高调的文化宣战书?

作者:郝建,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访问学者、北京电影学院教授。

中国春秋时期的贵族精神不输于西方

作者:张宏杰 禅林网

春秋时代的“贵族精神”

对于贵族精神,中国人已经很陌生了。虽然现在许多别墅小区,都起名“贵族苑”“贵族庄园”“傲城尊邸”之类;虽然今天的中国人开始崇尚所谓“贵族”生活,但是很不幸,大部分人所理解的贵族生活,就是住别墅、开宾利车、打高尔夫,就是挥金如土花天酒地,就是对人呼之即来挥之即去。

其实,这不叫贵族精神,这叫“暴发户精神”。

什么叫贵族精神呢?让我们先从宋襄公的故事讲起。

读过《毛选》的人都知道宋襄公的泓水之战。通过那一战,宋襄公被标上了“蠢猪式的仁义”的标签,成了后世中国人嘲笑的对象。

《韩非子》中是这样记载这个故事的,说是宋国与楚国打仗,宋国军队列好了阵,楚国军队渡过泓水来交战。宋国的军官对宋襄公说:“楚军比我军人数多,我们应该趁他们正在渡河马上发起进攻,那样楚军必败。”

宋襄公却回答说:“不行,那不符合战争规则。君子说:‘不能攻击已经受伤的敌人,不能擒获须发已经斑白的敌人;敌人处于险地,不能乘人之危;敌人陷入困境,不能落井下石;敌军没有做好准备,不能突施偷袭。’现在楚军正在渡河,我军就发起进攻,不合仁义。等楚军全部渡过河,列好阵,我们再进攻。”(“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

结果是等楚军全部渡过河后双方才开战。宋军因寡不敌众,落得大败,宋襄公也受了伤,第二年悲惨地死去。也因此有了一句著名的语录,叫作:“我们不是宋襄公,不要那种蠢猪式的仁义道德。”由于这一最高指示,这个寓言被选进了中学课本,宋襄公成为全中国人都知道的著名历史人物。

用今人的眼光来看,这位宋襄公确实愚蠢呆板得可以。但是如果我们对宋襄公所处的时代有所了解,就会知道他的选择,正是对“贵族精神”的诠释。

中国贵族文化的首要标志是“礼”。春秋时代的上层社会中,“礼”如同空气一样无所不在,就如同今天的“钱”无所不在一样。甚至在战场上,人们也需要遵守“战争礼”。黄仁宇在《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中说“春秋时代的车战,是一种贵族式的战争,有时彼此都以竞技的方式看待,布阵有一定的程序,交战也有公认的原则,也就是仍不离开‘礼’的约束”。

春秋时以车战为主,因此必须选择好一处平坦开阔的地点,双方约好时间,大致同时抵达,等列好队伍之后,鸣起战鼓,驱车冲向对方。这就是所谓的“结日定地,各居一面,鸣鼓而战,不相诈”。

这种战争,更像体育比赛,要遵守一定的次序。《左传·昭公二十一年》记载的宋国公子城与华豹之战十分典型。双方战车在赭丘相遇,华豹张弓搭箭,向公子城射来,结果却偏离目标。华豹动作敏捷,又一次搭箭上弦。公子城一见,对他不屑地大喊:“不更射为鄙!”意思是战争的规则是双方一人一箭。

你射了我一箭,现在应该我射你一箭了。你不守规则,岂不太卑鄙了!华豹闻言,就放下弓,老老实实地等公子城搭弓,结果公子城一箭射死了华豹。史书并没有嘲笑华豹愚蠢,相反却肯定他以生命维护了武士的尊严。

在今人看来,这些老祖宗在战场上的表现似乎太迂阔了,其实不然。因为春秋以前的作战方式和战争理念都与后世有很大的不同。春秋时期的军队都是以贵族为主体,战士人数不多,几百辆战车而已,每次战争一般不超过一天。因此那个时候的战争更像是一次大规模的绅士间的决斗。贵族们在战争中比的是勇气和实力,偷袭、欺诈、乘人之危都是不道德的。

正如徐杰令所说:“春秋战争礼最大的特点,在于讲究承诺,遵守信义,不以阴谋狡诈取胜。”宋襄公所说的“不重伤(不让人二次受伤,就是不攻击伤员),不禽二毛(不俘虏老年人),不鼓不成列(对方没有排好队列时,本方不能进攻)”,和《淮南子》所说“古之伐国,不杀黄口,不获二毛”,正是那个时代普遍的战争规范。

不仅那时的战争规范今人已经十分陌生,那个时代战场上贵族们的风度和言辞,更是今天的读者难于想象的。《左传·成公十六年》记述了晋国和楚国在鄢陵打的一场大仗,让我们看到春秋时代的“战争”是多么彬彬有礼。史书的原文是:“郤至三遇楚子之卒,见楚子,必下,免胄而趋风。”

也就是说,在这次战斗里,晋国的大将军郤至前后三次遇到了楚共王。他每次见到楚共王,都脱下头盔,趋避到一边,以表示对楚共王的恭敬。楚共王很欣赏这位晋国将军的风度,派工尹襄赠给了郤至一张弓,并说:“方事之殷也,有韦(红色皮革)之跗注(绑腿),君子也。识见不穀(国君自称)而趋,无乃伤乎?”

意思是:“战斗正激烈的时候,我看到有位打着红色皮绑腿的有礼貌的人。他一见到我,就遵循礼节疾步而走,让他受累了!”

郤至怎么回答?《左传》说:“郤至见客,免胄承命,曰:‘君之外臣至,从寡君之戎事,以君之灵,间蒙(现在穿着)甲胄,不敢拜命。敢告不宁,君命之辱。为事之故,敢肃(作揖)使者。’”

意思是郤至接见了工尹襄,脱去了盔甲,听他传达楚王的话,回答说:“您的外国臣子郤至,奉了我国君主的命令作战,在战场上正穿戴着盔甲,不能下拜。承蒙您派人慰问,我心里实在感到不敢当。因为在战斗当中,只好对您的使者行个敬礼了。”说完,对工尹襄作了三个揖就走了。

正如这个故事所表现的那样,即便是血腥的战争中,优雅仍然是春秋时代贵族的基本追求。虽然彼此的目的都是击败对方,但他们言辞却仍然处处得体。郤至对敌国君主不失尊敬,而楚王在危难之际,竟然也不忘去褒扬对手,并派人给他送去礼物。正如钱穆先生所评价说:“当时的国际间,虽则不断以兵戎相见,而大体上一般趋势,则均重和平,守信义。

外交上的文雅风流,更足表现出当时一般贵族文化上之修养与了解。即在战争中,尤能不失他们重人道、讲礼貌、守信让之素养,而有时则成为一种当时独有的幽默。”

了解了这些背景,我们就可以了解泓水之战中宋襄公并非是心血来潮。作为殷朝贵族后代、从小受到严格贵族教育的宋襄公,讲究贵族风度是他根深蒂固、深入骨髓的观念。在战争中,他既要取胜,也要赢得“漂亮”、赢得“合理”、赢得“高贵”。甚至在一定意义上,风度大于胜败。那些今天看起来迂腐的礼仪其实不仅仅是仪式和礼节,更是一个阶级不可更改的文化信念。宋襄公的“愚蠢”,其实是那个时代贵族风度的光彩流露。

其实有很多史书肯定了宋襄公的做法。比如《春秋公羊传·僖公二十二年》对此事的评价是:“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临大事而不忘大礼,有君而无臣。以为虽文王之战,亦不过此也。”

认为即使周文王遇到这种情况,也不会比宋襄公做得更好了。司马迁在《史记》中也说:“襄公之时,修行仁义,欲为盟主……襄公既败于泓,而君子或以为多,伤中国阙礼义,褒之也,宋襄之有礼让也。”就是说宋襄公虽然失败了,但是很多君子认为他值得赞扬,他们感叹在礼义缺失之时,宋襄公却依然秉持礼让精神。

直到宋代苏轼的《宋襄公论》,才开始以成败论英雄。苏轼以反传统的姿态指出,不论如何,兵败于楚,就是宋襄公的罪过:“至于败绩,宋公之罪,盖可见矣。”当然,历代批判宋襄公的言论以那句“蠢猪式的仁义”名言为登峰造极。后代中国人对宋襄公的唐突,其实证明了贵族传统在中国大地的断裂。

由于中国的贵族传统中断太久,今天的中国人确实已经很难理解先秦时代祖先们的内心世界。

好在大量的西方文学影视使我们对欧洲的贵族多少有一些了解。也许通过援引一些欧洲中世纪的历史,我们更容易理解我们的祖先,因为贵族社会的一些精神原则是一脉相通的。如果我们感觉宋襄公时代的“不重伤,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过于古奥,那么,打这么个比方,也许就容易明白了:春秋时代的战争规则,其实就是中世纪欧洲的“骑士精神”。

欧洲骑士的行为准则是:不伤害俘虏,不攻击未披挂整齐的骑士。不攻击非战斗人员,如妇女、儿童、商人、农民、教士等。

欧洲骑士间的战争,和春秋时代的贵族战争一样,也是要摆好战场之后,堂堂正正地对攻。搞突然袭击,对真正的骑士来说,是一种可鄙的行为。骑士精神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不畏强者,作战勇敢,不得贪生怕死,另一方面则是同情弱者,对失败者宽宏大量。

当一名骑士俘虏了另一名骑士后,必须将俘虏待如上宾。英法战争期间在克里西及普瓦泰被俘的法国骑士,在英国人的军营中就经常受邀与胜利者英国人一起盛饮娱乐,活得安然舒适,直到被赎回为止。

这岂不正是我们嘲笑了千年的“宋襄公精神”?可惜的是,今天相当多的中国人崇拜骑士精神,却很少有人意识到它是“宋襄公主义”的欧洲版。

同泓水之战一样,春秋时代还有许多故事,我们今天读起来,都感觉是那么难以理喻,或者那么可笑。其实,这些故事在西方贵族时代,都能找到类似的翻版。

比如在当年“批孔”大潮中,人们津津乐道的一个故事是子路正冠。说的是孔子的弟子子路,在战争中阵亡,他临死前还不忘系好被对手砍断的帽缨,正冠而死。人们认为这个故事说明儒家学说是多么害人,死到临头,还念念不忘教条。

其实重视仪表、重视细节,是一种深入骨髓的教养。先秦社会礼仪无处不在,从穿衣戴帽到在宴会上怎么与客人交谈,每一个细节都有繁缛的要求。今天的读者如果翻阅《周礼》之类的先秦典籍,也许感觉这些记载过于烦琐古板。

这也是贵族社会的共同特点。中世纪法兰西贵族以言谈举止的彬彬有礼闻名。法兰西贵族从小也要经过严格的礼仪训练。国王在宫廷女仆面前都要脱帽致敬,公爵们走过凡尔赛宫庭院,由于不断地行礼,只能把帽子拿在手上。

礼教精神的一个重要原则,是贵族在任何时候都要保持尊严和风度。子路在敌人的刀锋下系好帽缨,其实正体现了贵族式的在死亡面前的从容不迫。西方的贵族社会也能找到类似的例子。法国大革命高峰的时候,路易十六和皇后都被送上了断头台,皇后上断头台的那一刻,不小心踩到了刽子手的脚,皇后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优雅的道歉:“对不起,先生。”

正如这位皇后的下意识反应一样,“贵族文化”的首要特质就是优雅。子路的最后一个动作,不叫迂腐,叫教养,叫贵族风度。

另外一个故事,今天的读者读起来一定感觉更奇怪。

这个故事同样发生在上文提到的鄢陵之战中,晋国将军韩厥打败了郑国的君主郑伯。郑伯乘车逃走。为韩厥驾车的驭手杜溷罗说:“赶快追。他的御者左顾右盼,心不在焉。很快就能追上。”韩厥却说:“算了吧。不能再次羞辱国君了。”他命令驭手掉转车头,放过了郑伯一命。

这个故事反映了贵族社会的一个重要信条,就是对对方的君主保持尊重。因此晋国的将军在战争中遇到楚国的君主,也要行礼致敬。春秋小霸郑庄公有一次大胆地挑战周王室,在战场上大获全胜,还射中了周王的肩膀。不过,在周王逃跑之时,郑军并没有追击。

庄公说:“君子不欲多上人,况敢陵天子乎!苟自救也,社稷无陨,多矣。”就是说,我与周王作战,是迫不得已,怎么敢再凌辱天子!当天晚上,郑庄公专门派了使者去探周王,并且问候他的左右近臣。

欧洲政治中也有一个类似的传统,那就是做过国王的人即使被从王位上推下来,也会受到必要的礼遇。这是骑士精神的表现之一。因此,欧洲权力斗争中的失败者鲜有被处死的例子。人们无法容忍一个国王杀掉另一个国王。他们不是不知道养虎遗患的道理,可就是不愿破坏自己的骑士风度。

1688年,威廉三世征讨英国,从自己岳父詹姆斯二世手中夺取了王位。之后他网开一面,故意在囚禁岳父的城堡前的大海上不设防备,让他顺利乘船逃到法国。第二年,他的岳父就组织了一支精良的雇佣军在爱尔兰登陆。威廉三世不得不从英法战争中腾出手来对付卷土重来的岳父,虽然最后将詹姆斯赶回了法国,却因此在英法战争中失利。不过,似乎没有人因此而批评威廉的不智。

春秋时代的战争中,还有许多有趣的插曲。比如发生在楚国与晋国的另一次战争邲之战中的一个画面。那场战争晋国被打得大败。在逃跑时,晋国的许多战车陷入泥坑,狼狈不堪。楚国士兵不但不乘机追杀,反而还跑上前教晋军如何抽去车前横木,以便冲出陷坑。晋军脱离困境后,还回头对楚军开玩笑说:“吾不如大国之数奔也。”就是说,还是你们逃跑有经验啊!

在今天的中国人看来,这种战争简直就像小孩子过家家。其实这种“可笑”的场景在中世纪欧洲贵族的王位之争中也经常能看到。

1135年亨利一世去世,他的外孙亨利二世和外甥斯蒂芬都认为自己有权继承英国王位,斯蒂芬抢先一步登上了王位,亨利二世不服,从此领兵前来争夺王位。在第一次王位争夺战中,年仅十四岁的亨利二世经验不足,准备不充分,还没开战军队就没有粮饷,陷入饥饿,困窘之下,他居然向敌人斯蒂芬请求支援。

而斯蒂芬呢,居然也就慷慨解囊,借钱让亨利二世把饥饿的雇佣军打发回家,第一次战争就这样可笑地不了了之。

数年之后,亨利羽翼已丰,卷土重来,双方再次展开大战,这次亨利很快取得胜利,斯蒂芬俯首投降。然而,双方谈判后达成的结果却让人大跌眼镜:双方约定,斯蒂芬继续做英国国王,不过宣布亨利二世为他的继承人,一旦百年之后,由亨利二世登基。

另一场王位争夺的结局更富于戏剧性。英国爱德华三世的两个儿子兰开斯特公爵和约克公爵的后代都对英国王位发生了兴趣,两个家族各拉一批贵族,发动了内战。因为兰开斯特家族的族徽是红玫瑰,约克家族的族徽是白玫瑰,所以这场战争被称为玫瑰战争。

战争的结局是不打不成交,两大家族在战争中打出了感情,兰开斯特家族的亨利第七,娶了约克家族的伊丽莎白,宣布约克和兰开斯特两大家族合并,结束了玫瑰战争,也结束了兰开斯特和约克王朝,开创了都铎王朝。

这些故事反映出,贵族时代的战争与平民时代有明显不同。贵族间的战争一般并不以杀戮和彻底征服为目的,只为分出胜负。所以战争一般点到为止,给对方留足面子。在战场上,大家是敌人,下了战场,大家仍然是朋友。

多年思想政治课教育的结果是,“贵族”在我们的头脑中成了一个负面的概念,它意味着铺张奢侈的生活和抱残守缺的价值观。其实,贵族们固然有保守、特权的一面,也有优雅、超越和勇于承担的一面。

贵族精神的第一条就是勇敢。俄罗斯贵族有为国献身的光荣传统,几乎每个贵族都会把孩子送去当兵,沙皇也经常亲征。《战争与和平》中,贵族安德烈将要走上战场,抵抗拿破仑的侵略。他的父亲老公爵对他的嘱咐是:“记住,安德烈,你要是战死了,我会痛心的,可是假如我知道你的行为不像是我的儿子,我会感到羞耻!”安德烈最终因在战场上负伤而死。

这种情景在先秦其实随处可见。和西方封建社会一样,中国上古的贵族都是武士,贵族男子都以当兵为职业。“吾国古代之士,皆武士也……有统驭平民之权利,亦有执干戈以卫社稷之义务,故谓之‘国士’以示其地位之高。”翻开《左传》《国语》,我们发现那些贵族个个都能上阵打仗,就连春秋末期的孔夫子,也长于武道,精通射御之术。

春秋时代,整个贵族阶级都以执戈披甲为荣,视冲锋陷阵为乐。秦国在选择国君时,首要条件就是勇敢:“择勇猛者立之。”楚康王即位五年而无战事,认为是自己的莫大失职。在整部的《左传》中,我们找不到一个因胆怯而临阵脱逃的人。历史学家雷海宗认为,一般来说,春秋时的人们大多毫无畏死的心理,他们认为死在战场上是最好的死法。

贵族精神的第二条是重视荣誉,敢于承担。毕达哥拉斯说,贵族的生活是荣誉的,而奴隶的生活是牟利的。确实,贵族是一个视荣誉重于生命的阶层。他们自认为血统是高贵的,因此做事要光明磊落,不敢以卑贱的行为来玷污自己的血液。

今天中国人往往认为贵族只意味着特权。有好处时先上,有危险时先逃。其实,权力也意味着责任。打个比方,西方航海业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在一艘船沉没时,船长必须最后一个逃生。贵族在上古社会中的作用就如同船长。在享受特权的同时,也意味着他们在关键时候必须能挺身而出,为国家和君主献出生命。

公元前541年的时候,在郑国的虢地,各诸侯国召开盟会。这个大会叫“弭兵大会”。“弭”就是停止的意思,弭兵大会,就是停战大会,停止战争,呼吁和平,号召各国和平相处。

但是这个大会正在进行中时,鲁国的大夫季武子就出兵征讨莒国。消息传来,出席大会的楚国代表主张杀掉鲁国的代表叔孙豹泄愤。晋国的大臣乐桓子赶紧去通知叔孙豹,表示要帮他做做工作,免于大难。

不料叔孙豹听到消息后,却拒绝了乐桓子的好意。为什么呢?叔孙豹说:“我来参加诸侯大会,就是为了保卫社稷。我如果避免了大难,各国必然要派兵联合讨伐鲁国。这不是给鲁国带来了灾祸吗?如果他们在这个大会上把我杀了,那也相当于惩罚了鲁国,鲁国就不会遭遇大兵压境之险。所以我宁愿死在这里。”

这就叫承担精神。这件事见于《左传·昭公元年》和《国语·鲁语下》。

一个更有名的故事发生在公元前548年的夏天,齐国大臣崔杼设计杀害了君主齐庄公。事后崔杼找来太史伯说:“前几天主公调戏我的夫人,被人杀了。为了照顾主公的面子,你一定要写‘先君害病身亡’。”不想太史伯却回答说:“按照事实写历史,这是太史的职责。”遂在竹简上直书:夏五月,崔杼弑君庄公。

崔杼大怒,抽剑杀了太史伯。按惯例,太史之弟继承乃兄之职,新太史在记载这一段时,仍然直书:“崔杼弑其君”,崔杼又把他杀了。可是第三个太史还是照样写。崔杼叹了一口气,只好作罢。一个叫南史氏的太史听说几位太史都被杀了,大义凛然,“执简以往”,准备续写史书,走到半路,听说已经直载其事,才回去了。

春秋时代的贵族们就是这么简单,这么执着,这么硬骨头。

在死亡面前的尽责不苟和从容不迫,在影片《泰坦尼克号》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大船即将下沉的时刻,船长没有选择逃亡,而是走进了船长室。设计师先生对女主人公的那句话深深地印在了观众的脑海里:“我没能为你造一艘足够坚固的船。”然后他也选择了与他的船待在一起。这就是贵族精神在资本主义早期的遗存:尽责任,敢相当,在关键时候勇敢地迎向死亡。

看过《泰坦尼克号》,相信人们对当年“泰坦尼克号”在沉没过程中,甲板上的乐队一直坚持演奏这一幕印象深刻。在黑夜寒风中,忘我地演奏的乐手的形象,就是贵族精神的最佳诠释。它告诉我们,有一种死,比平凡的生更伟大、更永恒。

我们得重新定义文明与财富的关系。我们曾经说越穷越革命,越穷越高尚。其实贫穷从来不是好事。贫穷遮蔽了人的眼睛,让他看不到食物以外的东西;贫穷枷锁了人的身体,让他像动物一样不停地被原始欲望折磨。贫穷剥夺了人的力量、尊严和权利。在人类文明发展早期,贵族阶层与其他阶层相比,不仅在物质上,而且在精神上、文化上,有很大的优越性。

财富和地位让贵族有了多余的时间和精力,来关心自己的尊严,完善自己的风度,发展自己的精神世界。一代一代的贵族教育,在贵族这个阶层培养起一系列比其他阶层更为突出的品质。

贵族精神之所以宝贵,是因为勇敢、尊严、优雅、荣誉心等品性的成长和发育非一朝一夕之功。贵族精神的产生和完善就像酿酒,需要一个代代承继、陈陈相因的漫长过程。所谓培养贵族需要三代,一般来说,第一代贵族身上的草莽味、江湖味、暴发味是很难随着时间的流逝彻底洗掉的。

从第二代贵族开始,由于拥有良好的教育条件,他们开始形成与第一代截然不同的生命经验和价值观。从第三**始,贵族们追求物质利益和开拓家族基业的激情开始淡化,贵族精神内化到他们的骨子里,举手投足、待人接物都透露出良好的教养和风度。

因此,贵族文化想要产生和传递下去,首要条件是稳定性。

贵族家族的分家方式保证了其稳定性。贵族们分家采用长子继承制,即由长子承袭所有家产,别的孩子没份。这是因为贵族的爵位是没法分的,父亲是公爵,不可能十个儿子个个是公爵,所以爵位只能给一个儿子。有了爵位,就要有与之相配套的土地和财产,所以贵族家的土地不能像老百姓家那样,一分十份,一人一份。儿子们都要争,怎么办?那就法定下来,只给长子。所以就形成了长子继承制。

长子继承制使得贵族家族能保持高度稳定性。英国大贵族往往能存在几百年。1764年,约翰·道尔利普尔估计,大约50%的英格兰地产是根据旧的财产继承制代代相传的。百年之后,法国学者希伯利特·泰纳访英后总结:“多数古老的地产是借助长子继承制法则保存下来。”

这种稳定性是贵族精神产生的容器。只有贵族阶层能提供代代相传的、不间断的、高质量的贵族教育。春秋时代的“六艺”礼、乐、射、御、书、数,都是贵族的课程。礼乐指礼仪和音乐歌舞。射御指军事技能,因为春秋时代战争以车战为主,驾车、射箭的技术是武士所必备。

书数是指语文和数学。从“六艺”的内容看,它既重视文事,也重视武备;既训练人的外在行为规范,也陶冶人的内在精神情操。这种贵族教育设计是相当均衡而合理的。而在欧洲,贵族的孩子在十岁左右就会被送到比自己家庭高一级的贵族家中充当仆童,接受礼仪教育,观摩骑士比武和训练。

稳定性、优裕的、超越了功利追求的生活条件,使贵族的生活“并不仅仅是一种比普通的生活更舒适、更无忧无虑或更高贵的生活,它是一种质量完全不同的生活。它之所以是‘得体’的,是因为它达到了这一程度——由于已经拥有了纯粹的生活必需品,由于已经从劳作中解脱出来,并且克服了所有生物对自身生存的内在的迫切需求,生物性的生活进程不再受到制约”。(汉娜·阿伦特《人的条件》)

据说欧洲贵族家庭一个贴身女仆在文艺方面的知识比后来的专业人员还要丰富。在不必为衣食甚至功名烦忧的前提下,贵族们开始追求更高境界的东西,在这种追求中体现出人之为人的高贵之处。诗人叶芝认为,只有贵族社会才能产生伟大的统治者和廉洁的政府,才能保护艺术,因为贵族阶级不再贪图财富而且深明礼仪,所以他们才能使艺术家有闲暇来从事创作,使公众有文化修养来欣赏艺术。

中国为何没有真正的朋友

作者:没有尽头20129

来源/中华论坛

中国如此举全力到处撒钱甚至用生命为他国,却换不来几个忠心朋友,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笔者认为,出现这样的情况主要有几下方面的原因:

一是中国的援助没有条件,世界各国都想吃唐僧肉。

世界所有国家的援助都是有条件的,尤其是美国等欧美国家,但他们能够成为朋友,在任何重大事件发生时都是空前的团结,而中国的援助是没有附带条件的,正是如此,都以为中国是傻瓜,是唐僧肉,都想捞点好处,不得白不得,但中国的财力毕竟有限,也不可能做到平衡撒钱,这样,得到援助的国家因为得到的援助不一致,反而认为中国对他们的关系有别,所以,一旦有要求达不到时,就以关系为威胁来挟持中国,阿尔巴尼亚就是鲜明例子!如此国家,怎能会成为中国的朋友。

二是中国没有明确的核心利益,尤其观点不明确。

中国到底有哪些核心利益,笔者从来没有看到过,如中国在世界各地应该牺牲什么,应该得到什么,从来没有明确的观点,也没有明确的文件来指引,其实,有许多国家还是愿意和中国做朋友的,如伊朗、如委内瑞拉等国家。但当欧美等国要制裁他们时,中国做不到挺身而出,尤其是现在的中国,每次要么是弃权,要么说些似是而非、不痛不痒的话,你叫这些国家如何把你当忠心朋友,而反观美国,他们在世界各地需要什么,要作出怎样的牺牲,有明确的理论支撑,而且在以后的实际运作中,对于他的朋友,无论对方是对还是错,都站在他们一边,竭尽全力力挺,即使是双重标准也在所不惜,如此次的中东之变,同样是发生内乱,美国的立场是截然不同。这一切都是因为坚持其核心利益。没有明确自己核心的中国,就无法取舍自己的朋友,总想都成为朋友,最后谁也不愿意成为你的朋友。

三是周边关系都不会处理的国家,怎能在世界各地有朋友。

打开地图,恐怕只有中国这样的大国的周边环境如此恶劣,北边中俄关系表里不一;东边中日关系是水火不容;东南是小国都敢小视你,南边中印关系日趋紧张,西边各国是战火连天,而且中国与许多周边国家有陆地、海洋的纠纷,尤其对于一些领土,如钓鱼岛、南海岛屿,竟然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对于主权的东西怎能提出如此观点,还自以为很聪明。

现在同周边国家出现的领土纠纷,就是中国对于主权不明确造成的,造成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现象,如此不会处理周边关系的中国,怎能与世界各国交朋友?而反观美国、俄罗斯等世界大国,对于主权从来没有模糊的理念,而且善于处理周边关系,如美国的北边同样是大国加拿大,但他们的关系就亲如兄弟,对于其南边的那么多岛国,也没有出现任何领土纠纷,即使俄罗斯,虽然与邻国有矛盾,但并没有主权纠纷。

所以,要想在世界有朋友,首先得处理好周边关系,对于主权必须明确,不得含糊,这样,才知道自己要什么,可以放弃什么,这样才能有朋友,如果与周边国家都不能成为朋友,不可能指望在世界各地有朋友。

四是不以国民利益为重的国家,世界各国都瞧不起你。

虽然中国在世界各国面前是慷慨大方,但对于国民利益却不是那么重视,中国是个大国,而且也是多灾多难的国家,更是发展不平衡的国家,虽然经济总量雄居世界第二,但中国仍有有上亿的贫困人口,而且中国对老百姓的各种保障制度是相当差的,尤其是这几年,中国的灾难不断,汶川地震、冰雪灾害、西南旱灾、玉树地震、泥石流……

根据相关数据,玉树地震,国家财政拨款5亿元。西南大旱灾,国家拨款1.26亿元……拿这点钱与捐款和无偿援助世界各国相比,这恐怕可以忽略不计,看到有许多孩子上不起学,穿不暖衣;许多老百姓无钱治病;许多老百姓老无所依;尤其是老百姓没有话语权……这些,本应该是中国政府必须解决的第一要务,然而,政府却往往视而不见,而去支援他国。

如此不以国民利益为重的国家,世界各国会和你做朋友吗?会瞧得起你吗?所以,笔者认为,一个国家要想有真正的朋友,首先要急民之所急,想民之所想,这样,才有老百姓好的口碑,这好的口碑才会带到世界各国,才会影响世界各国,才会让世界各国尊重你,世界各国才会和你做真正的朋友。

五是中国历史遗留问题较多。

现在的中国,依然没有统一,而且和印度等国有领土纠纷(但中国与日本及东南亚各国的领土纠纷是建国后造成的),还有意识形态、民族团结等问题,都给世界各国带来各种口实,而这些国家又与世界各国的关系不同,造成了中国必须要失去一些朋友,这也是中国在世界各国缺少朋友的一大原因所以,笔者认为,以后的中国要想有向个真正的朋友,不是光用钱才能换来,其实钱是不可能换来真正的朋友的,即使能够换来朋友,那不是贴心朋友,是想沾你便宜的朋友。真正的朋友是要有自己的主见,有自己的核心利益,而且必须明确,不能含糊,尤其任何时候要为核心利益挺身而出,尤其要以国民利益为根本,这样的国家才有可能有真正的朋友,而且才会有越来越多的朋友。

中国人都有这样的感慨,为什么我们在国力并不雄厚,人民并不富裕的情况下,宁可自己受穷,倾尽国力去支援一些国家,却并没有得到友谊。中国人勒紧裤带,把最好的物质奉献给我们的朋友,结果往往是反目为仇。

当年在我们国家粮食非常紧张的时候,我们用宝贵的外汇购买粮食支援阿尔巴尼亚,但最后两国反目为仇;我们无偿支援越南,最后却兵戎相见;我们支援朝鲜石油、粮食,却发现那是个填不满的无底洞;我们支援外蒙古建设,他们却把中国工人关进监狱;我们支持非洲国家建立工厂,他们却责怪中国设备落后。

这些受援国家的政府和平民并没有对中国有好感,中国的牺牲和奉献得不到友谊,难道中国人是天底下最大最大的傻瓜?白岩松告诉了我们为什么。白岩松说,他到美国参观了一家报纸博物馆,这里珍藏了世界主要国家的报纸。

美国9·11恐怖袭击后,世界几乎所有9月12号的报纸头条都是关于9·11的报道,唯一只有中国的报纸头条是领导人的接见活动。白岩松感慨道,中国与世界脱节最大的是普世价值,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没有共同的价值观,所以得不到朋友。​​​

 

金正恩与初恋女友玄松月爱恨情仇揭秘

玄松月,原名韩松月,作为朝鲜知名的女歌手,她对外界公开的消息却非常之少,外界对她的了解多来自韩媒的报道甚至揣测。

豆蔻年华陪金正恩留学瑞士

根据韩媒的报道,玄松月与金正恩青梅竹马,在十几岁就已认识。1996至2000年,金正恩和妹妹金汝贞分别化名为“朴银”及“郑顺”,一同假扮为朝鲜使馆职员子女于瑞士的一间国际学校就读,学习英文、德文及法文。为让金正恩兄妹不感到孤独,朝鲜当局也派遣了一些与金正恩兄妹同龄的小伙伴们,做他们的”伴读书童“,而正值豆蔻年华的小松月据称就是其中之一。而据外媒报道,在留学期间,金正恩与玄松月关系就已经带有一些浪漫的味道了

金正恩的痴情初恋

而据消息人士指出,两人正式开始交往是在2000年,他们自瑞士留学归来之时。这时候,金正恩被父亲金正日送进了金日成军事综合大学,而玄松月自瑞士归来后,便进入了普天堡电子乐团,这个乐团1985年按照金正日指示组建,以演出革命歌曲和传统民谣而闻名朝鲜。金正日很喜欢去普天堡电子乐团观看演出,而常陪父亲看演出的金正恩对美丽的玄松月越来越痴迷。

玄松月主动疏远金正恩

枯燥、悠闲的大学生活让年轻的金正恩渴望着爱情。而此时,玄松月正全身心的投入到歌唱事业之中,卓尔不同的甜美嗓音、甜美的长相使她有了让人羡慕的先天优势。金正恩陷入了爱情之中,无法自拔,面对最高领袖公子的疯狂追求,玄松月也很难拒绝。

在玄松眼中来,这个追求自己的男人能带给自己的可能远超想象,他甚至可能成为领袖的接班人,而自己如果嫁给他,将成为朝鲜“第一夫人”,荣华富贵享之不尽。但令人不解的是,后来玄松月竟开始慢慢疏远与金正恩的关系,甚至开始尝试着与别的男人交往,以便让金正恩能放弃对自己的追求。但情窦初开的金正恩却仍然痴心不改,并没有因此放松对玄松月的追求,坚持要求与她交往,而这仍然是玄松月很难拒绝的。

“朝鲜邓丽君”红透朝鲜半边天

在这段岁月里,玄松月的事业可谓一日千尺,她所演唱的歌曲一首红过一首,《军人的步伐》、《我爱平壤》和《我们是党军》等歌曲红透了朝鲜半边天。而2005年的《骏马姑娘》更是让玄松月获得了极高的人气。在为这首歌拍摄的MV中,玄松月扮演一位年轻漂亮的纺织厂女工,脸带笑容,在工厂里穿梭忙碌。歌声里诉说着她的心声:“工作完一整天,我仍然满身力气,他们说我像匹骏马,干活似闪电。我的力量都是领袖赐予的,我要用一生报答领袖的恩情。”因为嗓音很像华人歌坛巨星邓丽君,她也收获了“朝鲜邓丽君”的美誉,成了普天堡电子乐团的当家主角。

邓丽君生前在朝鲜很有市场,她的《月亮代表我的心》等名曲在朝鲜百姓之中,被广为传唱。朝鲜人可能不知道周杰伦、蔡依林,但谈起邓丽君,却有很多人知道。金正日父子更是邓丽君的超级粉丝,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朝鲜会在中朝关系低点时期,仍然会在邓丽君去世后给她专门发行邮票。而无论声音,还是模样都跟邓丽君相似的玄松月,让金正恩神魂颠倒,也自然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金正日棒打鸳鸯,金正恩藕断丝连

金正日不愿伤心往事重演

“金正恩爱上别人的女人”在朝鲜的上流阶层早已传得沸沸扬扬。金正日接受不了“脚踩两只船”的玄松月。在儿子身上,他也看到了自己年轻时的影子。金正日当年与元配夫人结婚后,爱上了已婚性感电影女星成蕙琳,后来二人同居,成惠琳也被迫与丈夫离婚。但金日成对两人的事情的极力反对,使嫁给金正日的成蕙琳一直不能以金正日夫人身分出现在公众场合,后来只能流放到莫斯科早早病亡。

玄松月巅峰时期从舞台消失,被安排嫁给军官

金正日不想让自己的往事在儿子身上重演。于是在金正恩即将大学毕业,仍在痴迷玄松月之时,一道“圣旨”从天而降。金正日棒打鸳鸯,下令儿子“断绝与玄松月的关系,不得往来”。同时,金正日也强行为玄松月找好了婆家,嫁给担任保护金家重任的护卫司令部军官。自此(2006年),玄松月在事业的最高点从公众视野中突然消失,并接受特别的隔离和监视,直到6年后年才得以再次现身。而金正恩也很快被金正日确定为接班人。

金正恩不愿舍弃的女子

金玄两人看似已经没有继续的可能,但金正日的禁令,跟当年金日成的一样,没有挡住金正恩对初恋女友的追求。即便玄松月已经嫁做他人之妇,但因为金正恩的强烈要求,她仍一直与其保持着情人关系。

6年后复出,未等绽放香消玉损

金正日为儿子物色妻子

执拗的储君和别人妻子关系不清不楚,让金正日烦透了。为了断了儿子的念想,他也开始为金正恩物色妻子。这时候,同样为朝鲜著名女歌手的李雪主适逢其时的出现了。在一次金正日父子参加的年终音乐会上,声音和长相同样甜美,又比金正恩小几岁的李雪主给金正日留下了深刻印象。而此时,虽然金正恩对玄松月仍余情未了,却对漂亮的李雪主也动了几分心思。于是,二人一拍即合,2009年,金正恩与李雪主完婚。直到2012年7月,两个人关系才被外界知晓。

在前男友金正恩一步步走上权力巅峰的时候,被禁止公开演出的玄松月却只能过着默默无闻的沉寂生活。

6年后大着肚子复出引发轰动

2011年12月,金正日去世,金正恩一步步确立了自己的领袖地位。他似乎仍然没有忘掉玄松月,2012年三八节的一场演出,金正恩也来捧场。演出中似乎做了特别的安排,玄松月收到邀请并在前面就座,演出过程中,主持人似乎有事先准备似的发现了玄松月,并邀请她到台上演唱。此时的玄松月已经有孕在身并且即将分娩,几次推托之后,她还是被拉上了6年以来未曾登上的舞台,一曲《骏马姑娘》,声音依旧婉转动听,昔日明星风采未曾消失。对于这个敏感人物,朝鲜中央电视台镜头却毫不避嫌,多次捕捉到金正恩在玄松月演唱期间,高兴鼓掌的镜头。

隔天《劳动新闻》报道此次音乐会时提及“玄松月即将临盆”。对特定女性即将分娩的消息进行报道,对朝鲜媒体来说非常罕见。韩媒甚至据此认为玄松月怀的是金正恩的孩子。而此事也标志着在金正恩的示意下,玄松月终于突破了前任领袖给自己划定的藩篱。

昙花一现,命丧枪口

玄松月似乎又重新找回了昔日的风采,前途光明。但8月29日朝鲜却突然传出爆炸性消息,韩媒报道称玄松月等10多位朝鲜著名艺术家因为违背金正恩指示,拍摄、销售、观看淫秽物品,而被集体用机关枪枪毙,而这些枪决犯的家属据称也被当政治犯论处。

昔日明星骤然间陨落,生命戛然而止。刚刚当上妈妈,又重新找到事业起点的玄松月,为何会顶风作案,违背金正恩扫黄指令,做出这样的事情?昔日的恋人金正恩为何如此绝情?是不是玄松月的不堪之举让金正恩出离愤怒?在封闭的朝鲜,一切问题的谜底可能也将随玄松月本人,长埋于地下,永远不会再有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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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德纲,于谦相声新段子

郭德纲,于谦相声新段子
郭德纲:大家可能都知道,我最近多了一位小师妹。
于谦:不小,挺大的了。
郭德纲:哎,你说的“大”指的是什么?
于谦:年龄呀,你以为是什么?
郭德纲:我……也以为是年龄!(场下发出“吁”声)于老师,你很不正经!
于谦:是你自个想多了,而且她也不算你师妹,你不是已经被逐出侯门了吗。
郭德纲:他说了不算,我不管,反正我也要收女徒弟,我要救救相声。
于谦:收女徒弟跟救相声有关系吗?
郭德纲:关系太大了,关键是你怎么挑这女徒弟,首先她起码得是三国混血。
于谦:三国?@这大清都亡了,上哪找魏蜀吴去。
郭德纲:亡了吗?
于谦:再往下说可就没法播了。
郭德纲:三国是中法越,要么中日法,反正一定得是混血,瞧着贵气。
于谦:这是挑女徒弟呀还是挑宠物啊。
郭德纲:反正都是要吸嘛……啊不是,我是说呀,女徒弟一定要有爱心,喜欢吸猫或者吸狗。
于谦:哦……有爱心的女孩,学相声也应该更有耐心。
郭德纲:你真是一个好捧哏!另外,这女徒弟一定得长得好看,美丽性感、娇媚可人;前凸后翘、有容有料。
于谦:嗯继续,我对你这个话题有兴趣了。
郭德纲:于老师你的眼神很不纯洁!大家想呀,女相声演员,哎呀长得还好看,这样一坐台……啊不,站台,站在相声台子上,观众是不是很高兴。观众总是高兴喜欢看,相声是不是有救了。
于谦:最高兴的还应该是你。
郭德纲:当然在教她相声之前,我还要先测测她的基本功。陪她逛街,看看连逛四天四夜累不累,如果她不累,说明有说相声的身体素质,我就可以教她了。
于谦:就怕那时候你已经没体力、没精力了。
郭德纲:没事我有藏药大排油,体力壮如牛。逛完街呢,我再送她名牌包包,我要疼惜她,谁让我是她师父呢。
于谦:真是一日为师呀。
郭德纲:你这个成语听着很别扭。当然名牌包包不能是真的,我从广州白云皮具城买A货,看她能不能认出来。
于谦:要是认不出来呢?
郭德纲:说明她很单纯,可以深交?
于谦:深交?怎么个深交法?
郭德纲:往更深层次里教给她相声艺术嘛,你以为是什么意思?
于谦:我也是这个意思!
郭德纲:最后我还得再考察她一段时间。
于谦:怎么个考察法?
郭德纲:看她会不会发微博。
于谦:要不发微博呢?
郭德纲:嗯这个女徒儿很懂事,可以继续深交。
于谦:要发微博怎么着?
郭德纲:说明她沉不住气,这样的徒弟不能收。
于谦:不收可以,关键你怎么收场呢?
郭德纲:经纪人出面呀,否认师徒关系,说从没有收过女徒弟,平常我都忙着拯救相声呢,哪有时间。
于谦:狐狸精遇上狐狸太祖了这是。

袁立,一个近日倍受追捧的中国演员、中国病人


袁立怪浙江卫视把她的表演剪辑的让自己看起来像个精神病人,其实袁立就是个精神病人,这个时代的病人,只是病得还不算太严重。

 

不正常的人多了,正常人就不正常了。那么多女演员都没做的事,你做了,当然会让自己看起来像个病人,那么多女演员做做样子的事,你把它当真了,还持之以恒了,你当然就是个病人。那么多人都没选择救助尘肺病人这个公益领域,你选择了,你要是没病,岂不是让大家看起来有病。

 

不是说一个人做公益了,大家就要把你看的圣洁无瑕,这点恰恰是袁立反对的。她没把公益或者说没把自己做的公益看得多神圣,这件事更像是内心的一次自我救赎。她是一个女演员,但她没有表演公益,公益也没有给她换来表演机会,她是实打实的在付出,更何况她在公益领域,选了一个最不受人待见的救助尘肺病人。

 

我家有个亲戚是尘肺病人,他是坑道老兵,年轻时没感觉,上了年纪感觉呼吸吃力,去省城大医院检查说是尘肺,但是大医院没有资格出具鉴定报告,必须要当地职业病防治所出具,才能去申请救治,而当地职业病防治所并不肯这么做,他就像那个开胸验肺的尘肺病人张海超一样走投无路。当然,他并没有学张海超开胸验肺,因为我告诉他,你这样做,相关部门也不会替你心疼的,你再做一次同样的事,媒体的兴趣会降低很多,很有可能得不偿失。后来还是各种托关系解决了这个事,他一直不明白的事,“当年我们为国家……,怎么现在……”。

 

我觉得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张海超开胸验肺这件事。2004年8月河南新密市人张海超被多家医院诊断出患有“尘肺”,但由于这些医院不是法定职业病诊断机构,所以诊断“无用”。因为企业拒绝为其提供相关资料,在向上级主管部门多次投诉后他得以被鉴定,郑州职业病防治所却为其作出了“肺结核”的诊断。为寻求真相,这位28岁的年轻人只好跑到郑大一附院,不顾医生劝阻铁心“开胸验肺”,以此悲壮之举揭穿了谎言。 其实,在张海超“开胸验肺”前,郑大一附院的医生便对他坦承,“凭胸片,肉眼就能看出你是尘肺”。

 

最终张海超获得了企业的赔偿,但这个结果并不是因为你开胸验肺的“壮举”让企业良心发现,而是其壮烈程度使得媒体介入了,舆论压力又使得卫生部督导组介入,才使得整个事情得到了解决,只不过,为张海超开胸验肺的医院却没有好果子吃,2009年8月,河南省卫生厅通报批评诊断出张海超“尘肺合并感染”的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并对其立案调查。通报称,郑大一附院在不具有职业病诊断资格的情况下,进行职业病诊断,违反了《职业病防治法》。听上去毫无毛病,处理得合规合法,但我总觉得这里面谁有病?暂且算我头上吧。

 

袁立是在网络上了解到开胸验肺的事之后,才开始关注这个群体的,最初她想要找个公益组织捐点钱,但是参与公益多年的她,看了太多,听了太多,“有点不敢捐了。”后来她注意到了王克勤发起的“大爱清尘”并与他取得了联系。2015年7月,原本在杭州消夏的袁立随着“大爱清尘”一路辗转了湖北、陕西数个“尘肺村”。这让她原本只是想找个可信公益组织然后捐钱的初衷发生了偏离,转而成为了一个尘肺病公益事业的志愿者。这不是有病吗?

 

在澎湃新闻早年的一篇报道里这样记录着袁立的言行:当向阳村徐德地在又黑又潮的床上向她倾诉时,袁立忍不住拥抱了他……。“拥抱不能解决他们实质的问题。只是说我们不嫌弃你,我们想要表达善意。除了给他们钱,更重要的是给他们和他们的家人心理上的支持。”尽管随行医生提醒袁立,尘肺病人常有肺结核等并发症,离太近会被传染。“我心想,其实真正得了肺结核也不怕,因为肺结核是好治的。”这不是有病吗?

 

在袁立的一次公开演讲中,她说了这么一段话,“我希望尘肺病人和留守儿童问题能被真正的解决,让他们跟我们享受一样的教育和医疗水平,我觉得这是一个真正的大国该有的形象和人文关怀……。要替不能说话的人发言,维护孤苦无助者的权益,要替他们辩护,按正义判断他们,为贫困缺乏的人伸冤。”别说是一个女演员,一个普通人要说这些话,都会被当成病人,放着优越的生活不珍惜,却要谈一些权益、正义、贫困、伸冤,已经病入膏肓。

 

一个病人之所以是时代的病人,是因为他们对时代了解的太多,而时代能给他们的太少,就像尘肺病人、初中毕业的张海超说过的一句话,比很多知识分子看得都透彻:“法律的尊严,不在于它修改得多完美,它的条款多流畅,而在于它在现实当中是不是能执行。”这是很朴素的认知,再简单不过的道理,但有些人就是不明白,或者是假装不明白。

 

有人说袁立做公益是玩票作秀给自己贴金,这种质疑是正常的,毕竟那么多女明星都在这样做,但了解了这么多年她所做的那些事,听她讲了对这些事的看法,我觉得她就是一个正儿八经投入时间、精力、金钱做公益的生了病的女演员,她说过,“我觉得我们帮助人,可能不仅仅是从这个账上转到那个账上的钱,而是我们要去实地去勘察,实地去拉着他们的手慰问他们,而且需要一个长期长期的跟进。”很多公益人的认知也都不如她这个女病人。

 

我们不需要拔高袁立,我想袁立也不需要谁来拔高她,她就是个正常人,她有自己的坚守,也有自己的担忧,“有一天,我被抓起来了,(你们)记得要来给我送我爱吃的火锅啊”,是一句调侃,也是一句忧愁,这并不是什么杞人忧天,更不是受迫害妄想症,了解这个时代的人,了解这句话意味着什么。

 

在其他国家,明星关注公共话题,参与公共事务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但在我们这,却是很不正常的事,要么完全视而不见,要么有选择性的参与,要么有组织性的参演,而像袁立这样的女演员,无疑就是有病的。粉丝们也是非常宽容的,常常护着偶像,“明星也是人,你们不要侵犯他的个人隐私”,如果真没人报道明星私生活,最着急的还是你们粉丝吧?况且对于公众人物而言,还有个公众知情权吧。很多公共知识分子也有这样的毛病,被批评了几句,就立马跳出来说自己有消极自由,有不关注社会议题的权利,真是不要脸啊,当初你乐呵呵的披着公共知识分子的光环,享受着精神名誉,享有了公共资源,现在需要你承担责任的时候,你跳出来说我也是个普通人我有懦弱的权利我有消极自由,你还要脸吗?消极自由是赛亚.柏林在《两种自由概念》中正式提出的,柏林在论述消极自由时,指的是在正常社会里知识分子应该坚守的价值,而在一个非正常社会里,知识分子首先应坚守的是积极自由,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不仅不对立,还是紧密联系的。

 

左春和之前说过,“能够拥有消极自由的确令人向往,可以与世无争,学人可以醉心学问,独步古今。但是,没有政&治自由的消极自由是不存在的,最多是一种消极躲避,在这里,“消极自由”完全是一种精神自慰,因为你逃不脱政治权力的侵害。我们文化的博大精深竟然在这里体现出来,为了无限度忍受黑暗,可以移植如此体面的说法来为自己开脱。本来是鲁迅已经命名的苟且状态,经这么轻轻松松地一包装,完全没有了屈辱,一下子就高大上起来了。”

 

跟很多粉丝替自己的偶像辩解“他也是一个普通人”一样,我记得当年很多“大知识分子”评价前温总时说,“他首先是个老人”,我真是操了,他首先是个总%理好吗?而且在公共议题里他只能是个总%理,评价一个总理好不好,标准就是他的治理水平,而不是他穿着朴素,不是他轻车简从,不是他一顿饭只吃一个菜,不是他一双鞋穿了十几年……,作为“知识分子”你们只看到了这个正&国级老人的一脸悲伤?只看到了他的眼眶含泪嘴角抽搐?你们真是愚蠢且虚伪,你们怎么看不到这个国家还有那么多没有行政级别的老人的不幸?你们如此“热爱老人”,特别是那些名老人权老人,你“热爱”他们,他们夸你“懂事”,他们的“果汁”自然就可以分你一半,你的“热爱”和他的“分果汁”行为,是不需要讲什么道理的,这就是隐藏在尊老爱幼温馨感人场面下的潜规则,你们给他们抬着轿子,等着他们从轿子里扔出赏钱,即便“老人们”故去,你们依然乐此不疲,因为死去的老人们还有孝子贤孙,你们就是这片土地上的食尸人。

 

一个人活得稍微久一些,就容易被误解成年高德勋,再加上些许名气,就很容易德高望重了。这就是这个时代被强硬统治下精英阶层的生存法则,每个人都必须假装正常,假装生活美好,假装充满阳光,一旦有人捅破这层窗户纸,抱歉,是你病了。轻则你不适合这个圈子,重则你不适合这个时代。有一个地方,专门为你们这些不懂事的病人而建。在演艺界,袁立就显得特别不懂事,你不懂事不要紧,但你的不懂事已经打了同行的脸,既有老前辈的脸,也有同辈的脸,还有晚辈的脸,他们如何容得下你。

 

不论是支持还是反对袁立的,大概都不太了解袁立的病,他们把这当娱乐新闻消化了。社会大众其实对于很多公共议题并不感兴趣,更多的时候是无法理解,所以在一些很朴素只需要朴素正义就能理解的事情上,他们往往被二手的学者搞懵圈,以至于很多时候他们并不在意也懒得去搞清楚学者们在说什么,他们判断的标准是:这个学者好温和,说的一定是对的;这个学者风度翩翩,说的一定是对的;这个学者穿的好简朴,说的一定是对的;这个学者活了一百多岁,说的一定是对的……。社会议题下的大众需要的只是一种心理按摩,我称之为心理大保健,谁能按的他舒服了,他就买谁的账,他并不具备从专业角度来判断哪一方是正确的能力,当然,他也不需要具备这样的能力和素质。

 

好吧,我又戾气了,我也病了。想给这个时代治病的袁立,被这个时代确诊为病人。而她只是这个时代病人中的一种,还有一种病人病得更厉害,他们无法显示,比如“南方傻瓜”甄江华。